在武汉 一个诗人不再写诗｜百家故事

本篇文章收录于百家号精品栏目#百家故事#中，本主题将聚集全平台的优质故事内容。读百家故事，品百味人生。

「胸中有块垒，手中却无刀，只能通过文字刺激一下那个庞然大物。」

文｜张月

编辑｜槐杨

消失的一个月

诗人小引在阳台上养了四盆花，月季、吊兰、芭蕉，还有一盆不知名的野荆棘，是在珞珈山上散步时顺手挖回来的。武汉气候愁人，夏天湿热冬天湿冷，他懒散，好几天才想起来浇一次水，几株植物争气，几年下来虽然没开花，但也鲜活茂盛。

2月21日，午饭过后，他搬个小板凳坐在阳台上抽烟、晒太阳，那是他的自留地，是深夜里写不出诗和文章时喘口气的地方。从高楼上俯视，旁边紧挨着的小区空荡荡的，没有人，偶尔有送外卖的经过，过去之后，就又空了，马路也空荡荡的，很少有车。小引坐在那儿，一边抽烟一边看，不记得坐了多久，偶尔低头，发现几盆花看上去都有些不好，吊兰有些蔫，叶子枯了好多片；月季和野荆棘都掉了蛮多叶子；四个花盆里的土都干涸了。他终于想起来，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给花们浇过水，「似乎忘记了它们的存在。」

这是武汉封城的第三十天。

他感觉自己已经丧失了时间感。武汉与外地连接的通道、长江隧道、交通要道次第封锁，不断加码，最后是小区的大铁门。他去楼下喷泉池旁边抽根烟，没两分钟就被小区的大爷劝回去了。这是一种类似于囚禁的生活，在他眼里，日子不再是一天一天的，变成了一团一团的，或者说，一坨一坨的。「每一天和每一天之间不存在间隔，也不存在区别，就像一团云雾一样『哗』地一下过来，过了几天之后，你才意识到这个时间过去了。」他说。

穿着秋裤，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抽烟抽得更凶，一天要十来根。头发越来越长，尤其是鬓角。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方请他拍一张自己的照片，他严词拒绝，「我蓬头垢面一个多月了，完全不能见人。」

记忆也变得缓慢，对于一月发生的事情他印象深刻，二月的事情需要仔细想一想，几天前好像因为一个笑话大笑一场，但笑话内容是什么来着？他想不起来了。接受《人物》采访时，他有点不确定地问：「今天多少号了？」「3月1号。」电话那头，他像是吓了一跳。是的，已经三月了，楼下的李树开了花，是这座城市里开得最早的，而对于在这里居住了47年的诗人来说，「整整一个月消失了。」

「消失」的一个月里，绝大部分武汉人不再需要上班，明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做。小引也是如此，他不需要像往常一样去旁边的武汉大学做土木工程实验和教学，也见不到那些谈诗论道、胡吃海喝的朋友。黑白颠倒，他每天熬到凌晨五点才睡觉，中午起来给儿子做饭，炒个尖椒肉丝，加个快手青菜，再蒸个鸡蛋。午后得打个瞌睡，不然熬夜之后容易「半昏迷」。睡醒了就歪在客厅沙发上看书。他最近在看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写的《逃避统治的艺术》，讲的是东南亚的山民为什么要逃离国家的控制，他对书里一句缅甸歌谣印象深刻：「宝塔已经完成，但是国家已经毁灭。」看书闷了，就去阳台上放个风，俯瞰脚下空荡荡的城市。五点钟就又该去做饭，儿子上高二，每天在家自习，得注意营养，晚上可以炖个牛肉吃。

晚饭时，父子聊一会儿天。小引最近给儿子推荐沈从文《湘行散记》，儿子边吃边给他讲沈从文如何跑到城楼看杀人、如何偷偷去游泳、如何骗私塾的先生。少年不焦虑，对这突如其来的疫情、隔离，像放了长假一般快乐。

多年前，小引写过一首名为《落叶》的诗。「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去关心了/除了亲人、晚餐和天气。」他没有想到有一天真的过上了这样的生活。

武汉连着下了几天雨，降温了，小引开了暖气。阳台是冷与热的交界处，午后坐在那里时，有一丝不真实。相比起那些在医院绝望奔波的人，他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困难。冰箱里装满了菜和肉，阳台上还有好多包火锅底料，烟够抽到更暖和的春天，身边的亲人好友健康安好，除了不自由，他的生活看上去正常而幸福，如果，能忽略掉内心如影随形的悲痛感的话。

诗人小引图源受访者

真实、持续而坚定的写作

小引51岁，在武汉居住了47年。小时候跟父母住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教工五舍，那时候这所高校还未并入武汉大学，他在校园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在珞珈山漫山遍野地跑，熟悉山上的果子、植物和动物，还有东湖里粼光闪闪的水和鱼；了解学校里的书店，还有校门外的夜宵摊儿。他在这里长大、恋爱，结婚生子，至今住在离这所大学不到3公里的街道口。武汉之于他，「像是呼吸，所有认识的人都在这里，所有的记忆也都在这里，它已经是你的生命了，你就没有办法和它有企图割裂的想法。」

隔离的夜晚，他和朋友们视频，隔着屏幕喝威士忌，一个月下来，七八瓶酒见了底。有一天，视频聊天群里一共有9个人，谈起周围死亡的人。有三个人说有亲戚和同事死于新冠肺炎，其他六人，都有亲友感染。

小引的武汉，显露出脆弱。和朋友们视频结束，他躺在床上，久久地望着天花板。小引猜，这座城市里大概有很多人和他一样，深夜沉默地望着天花板，用武汉话来说，这情形叫「望天」，「意思就是很无奈的情况，去他妈的，算了吧，反正你也无力抵抗。」

李文亮去世第二天晚上，他看到一个视频，两个年轻的男孩去武汉市中心医院送花圈，挽联有些皱，他们仔细地把它抚平，转过身掏出口哨，吹了起来。看到此处，他落了泪。他的表达一直理性，遣词用句都很克制，唯有讲起那个瞬间，他有些控制不住地哽咽。「往常觉得生离死别悲欢离合有些矫情，如今身处其中，才觉得悲痛。」

封城之后，他一句诗也没有写出来。

「在遇见灾难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动笔，是不是应该写诗，我觉得这是很次要的一个问题，关键是你在灾情里面作为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因为你和这个世界重新遭遇了，你遭遇了一个新的世界，而不是往常的、你以为的那个世界。」他说。

但他还是要写。他说过文字的作用，「胸中有块垒，手中却无刀，只能通过文字刺激一下那个渐渐麻木的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1月22日，他开始写日记，自此每日一篇《来自疫区武汉的消息》，发到「小引诗歌」公众号上，至今发了43篇。

他记录下当天发生的事情：武汉政策的变动、挣扎的人、死去的人……每天晚上11点打开电脑，妻儿已经睡觉，他在客厅写作。儿子有鼻炎，他不敢在客厅里抽烟，烟瘾犯了就搬着电脑去厨房写，把抽油烟机打开。一篇2500字的文章通常会花去2个小时，更漫长而不可控的时间花费在与系统的捉迷藏中。他一个一个地猜测哪些字词是需要调整的。

一开始这些日记只是和个人有关的记录，「这次灾难一定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在武汉的历史上，以及在我的人生历史上，都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大事，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说，面对大事情的时候，我要把它记下来。」

他并不觉得这记录有多重要，但随着日子推移，他发现也许不只是和自己相关。疫情前，他的公众号每篇文章阅读量在三四千左右，疫情后，每篇涨到了四五万。写到二十来天的时候，他想放弃。疲惫，苦苦寻找到底是哪个词有问题，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他觉得头疼欲裂，太阳穴的血管突突地跳。骂了一句脏话，他关上电脑去睡觉了，那是唯一一天断更。第二天打开公众号后台，发现有几百条留言，有人关心他是不是生病了，有的怕他出事了，有人一直问，怎么没有了？

「你才发现好多人都在跟读，他们觉得灾区里面有一个人还正常地活着，还可以写作。这反过来给你一种压力。」

在围观之下，他希望自己的写作不要有表演的性质，保持民间写作的立场，「那是一种独立的，或者说相对独立的姿态，在某些思考上是不合作的，是字面意义抽离出来往后退一步的。」也因此，他失去了一些文章。一位朋友在视频喝酒的时候劝他，不要再写了。

小引有一些写诗的朋友，他们也写得很少了。他猜，也许他们还在写，只是没有公开发表。写作可以在静默中继续。在他看来，灾难之后，写诗并非是野蛮的，用谎言继续灾难才是野蛮的。反抗野蛮的唯一办法，就是真实、持续而坚定的写作。「不能让我们写下去的是那些谎言，而不是这些生死。一个写作者如果看清楚这一点，在我们没有能力去推翻这个谎言的情况下，我们用真实的记录和谎言站在一起，我相信真实是会胜出的。」

他不再写诗，却觉得，这些日记也可以称为「诗」，因为他没有「强写」，也没有编造，更没有唱颂歌。

武汉街头尹夕远 摄

「它应该会活下去」

一月，「正常」活着的一月，感觉已经很遥远了。

1月20日晚上，小引去汉口和几位朋友聚会，吃了牛肉火锅和基围虾之后，他和一位朋友在江滩散步，旁边是宁静的长江。晃晃悠悠，他们走到了附近的爪哇酒吧，那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酒吧门口摆着一艘破旧的木船，他们经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喝酒，是失败主义者的草船借箭。」那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地方，遍地文艺青年，大部分人都是葛优躺，小引和朋友喝了几瓶啤酒就散了。他记得那天天气晴朗，酒吧里坐满了人，人们相互敬酒，没有人戴口罩，也没有人提起新冠病毒。

那是他习以为常的场景，喝到兴起时，常常有人朗诵诗歌。小引的诗也常谈到酒，《和月亮有关》里，他写道：「那个夜晚/其实没什么悲伤和喜悦/我们去街道口的小酒馆吧/不谈命运/就像草地上的两只昆虫/朝有光的地方飞去。」

某种程度上，「爪哇好像是世外桃源，病毒与它无关。」他说。也是那一天晚上，钟南山在电视上宣布「人传人」，此后一切都急转而下。

小引记得，小时侯家附近有一家国营商店，那时叫合作社，店里卖食品糖果和五金，店里有个售货员叫三元。大玻璃罐装着亮晶晶的糖果，小引总是拿着家里牙膏皮换来的几分钱去三元那里买姜糖，多边形的糖果包在马粪纸里，能吃一下午。那是80年代初的事情。将近40年过去了，小引总是记得三元，也许是因为糖果，「就觉得幸福和甜蜜都是他带来的。」三元温和爱笑，喜欢拿着一把吉他在柜台后面弹，小引后来上大学弹吉他也是受他影响。他们一直在共同的圈子里，只是彼此想不到要专门交换讯息。2月的最后一天，一位朋友告诉他，三元去世了。

他心中沉痛，但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只在结尾处提到这位老友，「云飞兄突然跟我说，三元上周得肺炎，已经死了。」

「每一个文字它都可以往最痛苦的地方去下刀子」，小引说，「但一个冷静的写作者他应该会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世的人去世了，如果你在旁边看着的话，你才会知道活着的人必须要继续活下去。」

他写过一首诗，《说起来是在春天》，「清晨出门的人啊/如此迟钝/花朵中的事情他们熟视无睹。」那种心情，「你还在正常的生活中，但是不知道这种生活马上要破碎了。」经历过这个二月，他说，再也不会写那样的诗了。他知道了正常的生活随时可能破碎。

疫情期间，他问爪哇酒吧的老板方文，酒吧怎么样？方文答，还开着，但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喝酒了。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方文一个人去江滩踢足球，给小引发来视频。阳光极为灿烂，像大把大把的钱洒在脸上，万里无云，平时熙攘的码头空无一人。方文在视频里感叹：「这真他妈浪费啊！」

那一刻，小引觉得，这座城市总会恢复正常。

但是无论如何，人们不会回到从前了。「我们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武汉了。」在他看来，哪怕没有经历扑到跟前的生离死别，这场灾难依然给每个武汉人都打上了标记，每个活下来的人，身上都写着「大难不死」，自此之后，不会再像原来那样活。「情感、认知、生死观……很多东西都会发生变化。我不知道具体会变化在哪里，可能要等到真正解封的那一天才会知道。」小引说。

他希望那个「大难不死」的标记能让时代记住，「再过17年，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希望整个社会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固，而不是在一个病毒的冲击下支离破碎。」

没有写诗，但在最近给《诗刊》写的一篇短文里，小引推荐了土耳其诗人塔朗吉所写、余光中翻译的《火车》：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

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

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

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

为什么我不该挥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

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一位朋友用木头做了花盆，把吃掉了菜叶子的青菜根种到里面，放在阳台上。几天过去，居然长出了小小的绿芽。小引笑着说，大概不会好吃吧。但那一点绿意让人感觉到希望，如同他在文章里所写的，「在黑暗中踽踽独行，习惯了黑暗的人，往往在一根火柴面前惊诧莫名。」阳台上，他的花状况也不错，他给它们仔细浇了水，为蔫了的吊兰松了松土，「花开是不太可能的，就是让它们活着吧，它们应该还会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