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第一文胆陈布雷文章为什么比不过毛主席

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后，蒋介石认识到搞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越发觉得身边急需过硬的笔杆子为自己服务。他放眼全国，发现在上海素有名望的陈布雷是个人才，于是，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了延揽到陈布雷这样的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

陈布雷作为报界奇才，早在1911年就进入了上海《天铎报》工作，他为人勤勉敬业，很快就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仍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成为蒋介石的御用文胆后，特别是抗战时期，陈布雷迎来了人生的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其中那句由陈布雷撰写的“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下子就成为燃起全体华夏儿女奋起抗日热情的导火索，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在抗日另一条战线上，陈布雷的才华借着蒋介石之口得到广泛传播和赞誉，但是在国共两党斗争时期，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等重要多角色，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不折不扣的“总参谋长”。因此，在他任职期间，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替蒋编织谎言，最典型的就是为蒋介石编写了著名的《西安半月记》。

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惟命是从。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蒋介石这边由陈布雷撰写挞伐共产党的文章，共产党这边很多著名的文章则是由毛主席亲自撰写，这样人们就不免产生好奇之问：二者相比，究竟是毛主席的文章更好，还是陈布雷的文笔更强呢？这从蒋介石一次训斥陈布雷的事件中，就能找到答案。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老蒋看到这个报告的文本后，眼红了，生气地把报告摔到陈布雷的面前说：“看人家写得多好!”言下之意是：你从来没替我写过这么好的文章。当时，陈布雷也按捺不住，便顶了一句：“人家可是自己写的!”言下之意是：我不如人家，你呢？没有我代笔，你怕寸步难行。直把老蒋气得几乎要晕过去。

淮海战役失利之后，蒋介石在军政会议上，竟表达了与崇祯皇帝境遇相近的意思。认为自己如何如何英明，手下将领则全是腐败无能之辈。追随蒋介石多年的陈布雷，见蒋介石在这个节骨眼上还不反躬自省，反而把责任全部推给别人，不禁脱口而出：“一派胡言！”蒋介石愣了半天，脸色铁青地用家乡话说：“书生误国，看错人了……散会！”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了，年仅59岁。他在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被惫，思想柘涩钝滞”，他表示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之万不得已。

1948年11月18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陈布雷举行公祭典礼。蒋介石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了盖棺定论之语：“畏垒(陈布雷号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就文章而论，陈布雷与毛泽东水平的高下，自然泾渭分明。这个高与低，并不取决于文章本身技巧。古人早就说过：“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这就是说，文章写得好坏主要取决于作者见识的高低，陈布雷空有文胆之称之能，却完全被蒋介石框限了见识，如此他怎能与毛主席的高瞻远瞩相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