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起来 还是包下去

西沟村李顺达互助组雕塑

组织起来还是包下去，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1943年农历正月初二，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的李顺达组建了第一个长期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顺应了共产党、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李顺达的劳模生涯由此启航。尔后，西沟村成了盛产劳模的地方，也一度成为中国行政地图上唯一标示的村级行政单位。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一十八位农民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关系全村命运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把土地包下去，小岗村因此成了改革开放第一村。

西沟的三大全国劳模：申纪兰（左）、李顺达（中）、郭玉恩（右）

组织起来

1940年起，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实施囚笼政策和经济封锁政策，企图消灭我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及武装力量；国民党政府也掀起反共浪潮，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一时间，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和财政十分困难。农村青壮年多数参军、支前，造成了劳动力缺乏，而农村原有生产工具简陋、生产力水平低下，造成群众生产劳动积极性不高。为了调动革命群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扭转低迷的经济形势和严峻的革命形势，毛主席深刻分析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指出我国的生产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生产，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根据地通过新的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打牢物质基础。

在这个艰苦卓绝的时期，农村青壮年劳力一方面拿起武器和侵略者作斗争，一方面还要参加农业生产，保证粮食供应。青壮年不断地参军、打游击、支前，耽误农活自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农村就出现了许多帮工互助、换工、变工等组织起来的萌芽和雏形，但是，这些都是自发的、临时性、季节性的。1943年2月，平顺县西沟村的民兵大队长李顺达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创办了第一个常年性质的劳动互助组，开创了组织起来的先河，后来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誉为“边区农民的方向”。

西沟村李顺达互助组

李顺达实践的组织起来，还得从他领导穷人和地主争取减租减息说起。李顺达老家在河南省林县，1929年才逃荒来到平顺县，在老西沟的山坡上租住了路家口村地主的一孔破窑洞和五亩三分坡地及一片荒坡。每年给地主交完九石米、五麻袋土豆、五斗杏仁后，所剩就无几了，一家辛苦劳动一年还不得一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来到平顺建立了根据地后，在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一开始，争取减租减息，是一个一个的租户单独向地主提出要求按政府“五一减租”法令减租。单个的力量如何能撼得动农村长期的封建统治？结果显而易见地失败了。第二年，在李顺达的领导下，大多数租户团结起来，按政府“四一减租”法令集体向地主要求减租，地主们看到了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心里害怕了，作出了妥协，结果胜利了。贫苦的农民尝到了组织起来的甜头。

1943年前的这几年连续遇上了灾荒年成，又加上抗日战争，青壮年劳力不断地参军、打游击、支前，耽误农活，尽管在农忙时节农民们常常自发组成临时帮工队互相帮助，但是地里收成并不是太好。 如何平安渡过灾荒，除了政府组织的向地主富农斗争借粮，更重要的是组织起来，生产自救。1943年2月6日，刚刚农历正月初二，李顺达就在原来临时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李达才、路文全、王周则、宋金山、桑运河5户贫苦农民成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常年性质的基层农业生产组织——李顺达互助组。互助组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互助生产，自救度荒。李顺达首先把自家仅有的五斗余粮和一石多谷糠全送给组里的断粮户。在组员之间开展了“我有半口汤，不能让你饿得慌”的相互救助“拽一把”活动，互相接济，共度春荒。这个常年互助组一成立就显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互助组成立第二天，互助组成员就往地里挑肥，正月没过完，肥就全部运到了地里。当地里一解冻，单干家庭还在忙着运肥的时候，互助组已经把地岸塌毁的豁口全部垒好。地里全部整修好，开始在山坡上新开荒地，并且制定了开荒30亩的计划，组织组员以计工的方式开荒种菜，以菜充粮，以菜接粮。互助组在开荒种菜的同时，还把组里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纺织、喂猪小组，李顺达的母亲郭玉芝担任了小组长。六户人家的小孩也作了分工：有的管放牛，有的割猪草，有的照料更小的弟弟妹妹，人人都有活干了，相处的十分融洽和睦。六户人家的心连在了一块，干劲更大了，不到一个月，就开了近四十亩荒坡，还在地里刨出了树根柴禾等五万多斤，熏下了草皮荒肥九千多担，村里人见了都很羡慕，说组织起来就是办了大事，互助组就是好。李顺达的互助组互助合作的力量，在西沟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吸引力。其他人家也跑来申请，纷纷要求参加互助组。互助组成立一个月时间就由6户发展到16户，分成了三个互助组，联合组成为一个互助拨工大队，李顺达为互助拨工大队长。

李顺达和他的互助组员们干出了出色的成绩，因而带动了广大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西沟互助组的发展，推动了平顺县的互助生产深入发展，平顺抗日根据地互助生产搞得如火如荼。由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发展到常年互助组，是一个极大地进步，是一个质的飞跃，是当时互助合作的最高形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互助组优于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中共平顺县委及时总结了西沟村李顺达互助组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推动了全县互助生产。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组织起来》的重要文章，为根据地的人民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受到了更大鼓舞，更加坚定了走组织起来的道路的决心。李顺达互助组的实践比毛泽东主席讲话足足早了九个多月，在他的带领下，各种类型的互助组在平顺县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川底村的郭玉恩互助组、羊井底村的武侯梨互助组、界畔峧的杨峰山互助组、青草凹的史悦昌互助组、北耽车的段毛孩互助组、吾乐村的王长富互助组、上井村的王四妞互助组等相继成立。到1944年7月，全县共成立互助组427个。互助组织也由单一型向多样化发展。出现了包括包工、合犋、打拨、合伙、计工、变工等多种形式。由于互助生产的深入发展，保证了战时农业生产正常进行，支援前线有条不紊，使灾民们顺利地度过了灾荒，并有力地支援了驻地部队和机关。平顺县因此被评为“劳武结合双优县”。

通过组织起来，在当时劳动力十分缺乏、劳动工具非常简单、生产力相当低下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短期内“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使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复苏，发展形势良好。让群众“组织起来”，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得到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生产活动中，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为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积蓄了力量。

大包干纪念馆

保证书·红手印

包下去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凤阳地多不打粮，碾子一住就逃荒，只见凤阳女出嫁，不见新娘进凤阳；

说凤阳，道凤阳，改革鼓点先敲响，三年跨了三大步，如今飞出金凤凰。

三段凤阳花鼓戏词，是凤阳三个历史阶段的写照。古代的不说，改革的都知道，为什么新时期的“凤阳地多不打粮”？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东部，上世纪七十年代仅仅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小岗村饿死了67人，绝了6户人家。1978年，凤阳遭受特大旱灾，饥饿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小岗人头上。作为一个生产队，小岗“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大集体”的弊端不断显现，人们的怨言在私下里扩散。其实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当时，大家的自留地都种得很好，为啥合在一起就弄不好呢？因为弄好了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啊！集体时，村里的老百姓一般是这样安排的：“好劳力出去讨饭，弱劳力呆在家里挣工分，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

1978年11月24日，在严立华家煤油灯光中，高中文化的严宏昌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一份特殊的“保证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严宏昌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面，下面依次是其他19户户主的名字。他和严立学、韩国云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了章，到场的另15人在自己的姓名上按了手印。外出讨饭的关友德的手印，由叔叔关庭珠代按；严国昌的手印由其儿子严立坤代按。

保证书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小岗村的土地按人均4亩半划分，严金昌一家分得约40亩地。第二年，严金昌在这些田地里种上了水稻、花生、山芋等农作物。没有人再偷懒，一家老小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干活。秋收后，严金昌家里堆满了稻谷、花生、山芋。交足公粮后，还剩下几大堆。他将山芋都切开，晒成山芋干，准备保存得更久。小岗没人羡慕严金昌，因为家家都丰收了。“大包干”第一年，也是老天照顾，这一年风调雨顺，小岗村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

目前，小岗村下辖19个自然庄，23个村民小组，拥有1040户、4173人，村域面积2.25万亩，可耕土地面积1.45万亩。四十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小岗村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修建多条水泥道路，农户通上自来水，修建了“大包干”纪念馆、小岗村干部学院等。

“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主席这样夸它。

小岗村街边标语牌

当年农家——茅草房

小岗与西沟

“变了，变了，全变了，三间草房不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记得我在小学时曾写过这样的作文开头，那是歌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其实那时我并没有见过“草房”子，在我的家乡是很穷，但是也没有草房子，有的是石头、石板，所以石房子倒是常见。小学作文里写的那个草房子，现在也记不清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了。2018年9月8日，我见到了现实中的草房子，在小岗村。不过，那个草房子已不再是农民居住的房子了，而是一个旅游景点，一个展示小岗村四十年前真实生活场景的景点，需要买票才能进入参观。

本来做个小生意谋生，是很少有时间出去旅个游的，今年不一样，儿子要到南京去上大学了，无论如何也要抽出时间去送一下，因此有了去小岗村的时间。南京是个好地方，我也算登了一回大码头。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及金陵若干钗离我的生活太远了，“六朝金粉地”毕竟不是我梦中向往的地方。以前没有去过南京，也没有仔细的在这方面做功课，不知道去南京要路过什么地方，但在高速上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小岗村”的标示牌后，我就决定了，小岗村，我一定要去看看的，六朝古都也抵不过我心中的那个农村改革致富梦。

孩子的学校是9月8日开学，把孩子放在南京后，我就决定返程了，迫不及待的奔向小岗村，好在安徽凤阳距离南京很近。9月8日晚上我就住在了小岗村的农家旅社中。9月9日的早上，我见到了当年提供会议场所的严立华先生，亲耳聆听了那个冒着杀头风险按下红手印的会议过程。感谢这个勇敢的尝试，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西沟村在干石山上找土栽树、种地，做着人定胜天的改造自然梦，一梦七十年，现在仍在继续着。小岗村所处的位置是平原上相对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叫作“小岗”，这样一马平川的良田沃土，在平顺县西沟村是难以想象的。西沟村所处的地方除了大山还是大山，山与山交，就有了沟，沟还是干石河沟，平时没有水，一下雨就是洪流汹涌。小岗和西沟，这两个都曾引领风骚数十年的两个村，是否有交集呢？公开的文件，没有见到。在小岗村的“沈浩纪念馆”里我发现了一张照片，是小岗村的第一书记沈浩和西沟村的精神领袖申纪兰同框，记录的是沈浩曾到西沟村向申纪兰问计。

小岗村原第一书记沈浩（左三）到西沟村找申纪兰（右一）取经

沈浩何许人也？沈浩本来和小岗村一点关系也没有，他是高高在上的安徽省财政厅的干部。2004年，40岁的沈浩下派到小岗村担任了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从此他就再没离开小岗村，直至把自己的生命也交给了小岗村。“他心里装着小岗，一门心思让村子富起来”。沈浩的到来，使小岗村二次腾飞。沈浩的思路，却别于小岗村赖以成名的“大包干”，他要把小岗村分下的土地“组织起来”，再回到“大集体”：通过土地流转，重新把土地集中起来，成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

组织起来，或者包下去，有所谓对错吗？抗日时期，西沟村在太行山上率先成立互助组；建国后，山西省长治专区又在全国率先试办农业社，西沟的川底村在列，试办农业社获得巨大成功，继而向全国推广。那时候，单干独斗根本不行，所以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是必然的，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是人民公社几十年后，像小岗村的严立华先生的感叹道：“守着那么多地，饿着肚，心不甘啊！”冒着生命危险，实行“大包干”，当年就看到粮满果丰。从而引起了全国农村改革，土地包产到户。

今天，改革开放已是四十周年，在人算来就是已届不惑，但对社会发展来说，好多东西还真没有个对错。“组织起来”不仅体现了人多力量大，还能充分合理分配利用劳动力、生产工具、时间等，但在人民公社集体化时也出现了“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现象。小岗村率先把土地包下去，激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迅速实现了丰衣足食愿望，但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大包干”本身却难以全面推动小岗村走上小康之路。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组织起来”或者“大包干”的创先精神都永不过时，永远是我们的财富。无论是西沟村、小岗村，还是全国广大的农村，富裕之路仍然需要用类似于“组织起来”和“大包干”的创先精神去开创，仍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创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找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在有能力的带头人带领下勇于开拓创新，快速发展，摆脱农村、农民、农业贫困的桎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组织起来还是包下去，还真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十八勇士”之一严立华先生在自家的新房门口

小岗村宽敞平直的街道

题外话

在我构思这篇文章的当口，恰好有和长治本地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刘重阳老师共进晚餐的机会，我就将我这篇文章的构思向刘老师进行了陈述。刘老师没有对文章构思本身提出什么，而是高屋建瓴的告诉我，写文章不要“陷进去，出不来”，陷进去了，看问题必然不能全面，讲问题必然不能客观。我对于平顺县，肯定是充满感情的，正由于感情很深，才有可能感情用事，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恰恰只是一点皮毛。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我原来的想法是，西沟和小岗同样都是中国历史上某个关键的改革节点上出现的，曾引领社会风潮数十年，为什么现在仍不是十分富裕，关键在于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在刘重阳老师的启发下，我明白我忽略了社会环境、地理环境、人文思想等等因素对一个村庄的影响。比如西沟，地处在一个干石山沟里的半坡上，它的发展是有很多制约它的因素的，在李顺达、申纪兰等老一辈先进人物带领下，给农民解决温饱问题，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但是要求它成为全国首富，那只能是痴人说梦。小岗村亦然。无论是冒着生命危险按下红手印的十八户贫困农民，还是将小岗村带上二次腾飞的优秀农村干部沈浩，他们都非常了不起，但是都没有把改革开放第一村搞成全国首富村，这里存在着许多另外的因素。

今年中秋节的这一天，由于老母亲在农村一个人居住，我必须赶回去团圆。在回去的路上，我随便拐进了以集体化出名的西沟乡川底村，现已改名为“三里湾”。村上率先搞成了一个村史馆，将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整理保存起来，很是可贵。但是一位村干部，却令我十分失望。村干部强调的一点是，村上没有资源，弄不来钱，搞了一个村史馆，一点效益产生不了还欠下了外债，始终没有讲一点自己怎样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想法。没想法，没办法，没出路。哎！惟余一声叹息！

在每个时期，能勇于创先的人，带领百姓谋出路的人，不管是否成功，他们这种精神都应该是值得我们永远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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