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年三十加班的年轻人

整个正午时分苏蕙都在电脑前敲打键盘，中关村单调的办公楼宇横卧在她视线里，散发着铅灰色的光。时间走到大年三十，街道上近乎空无一人。节日的喜庆没有在她身上惊起一丝波澜。

一刻钟后，她的手机响起。外卖到了，苏蕙如同往时的工作日那样拎着塑料盒子，在休息室囫囵着吃完。她回到工位，两盏白炽灯明晃晃地从头顶打落。偌大的办公室被切割成鲜明的两部分，一部分光亮，另一部分是种惬意的、属于节日的昏暗。

从一月份开始，同事之间的话题陡然转向了春节。一些人的手机上设置了抢票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一些人偷偷将放假拨前了几日，掰手指算着时间；还有一些人忙着赶在春节前交接工作。但这些与苏蕙都没有关系，她的时间轴如常的向前行进，这是头一年，她的春节不是在家度过的。

北京城另一头的国贸桥下的餐厅里，林丽植刚刚开始了交接班。这已经是她第二年春节在外。大年三十，她给父母发了一条语音，再发了两个红包，将手机锁进了储存柜里。林丽植是这家餐厅吧台前的服务员，这一天，女孩儿的脸上描着精致的妆容，她们闹闹嚷嚷地催促主管封了红包，捋起袖子，开始除夕夜的准备工作。

又是一年，时间隆隆地走到了又一个节点。返乡的人群簇拥在车站、月台、大巴的走道上。据媒体报道，2019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预计将达到29.9亿人次，同比增长0.6%。这是使命一般的归家的日子，但也总有人选择不回家。大年三十，万家灯火之际，他们成了城市的留守者，也是不归家的异乡人。

留守

除夕的清晨，苏蕙从一种反常的静默中醒来。楼下小区幼儿园的音乐声消失了，孩童的喧闹声也不知何处。往日里在清早散步的老人都失了踪影，一个大爷清理着空无一物的鸟笼，乜斜着眼，“哟，小姑娘还没回家啊？”

这是苏蕙在北京工作的第一年。去年9月，她从广东北上，正式入职一家老牌互联网公司。身上的校服褪去未有多时，苏蕙还带有学生时代的青涩和勤苦，一月中旬，当领导提出需要有人在年三十到初二值班时，她举了手。

为此，她心里还隐隐有股新奇劲。“一个人在陌生城市里度过春节，这在我身上还是头一次。”苏蕙说。随着春节临近，北京城逐日空了下来。

地铁首先褪去了往日人潮，露出一种不可多得的清冷。年三十的地铁上，与苏蕙同坐在一节车厢里的只有一个年轻女性。她手上抓着红色皮箱和装有土特产的尼龙网袋，两站之后，人匆忙的下车，约莫是往北京南站赶去。车厢完全地空寂了下来，疾驰中发出了比往日更清晰尖利的摩擦声。

苏蕙正是通过这一情形，真正确认了新年的到来。

与新年年一同到来的还有微信群里的消息。这个女孩在广东的家中，一大早就传来了早茶的照片，一桌子的蒸笼点心，爸妈和弟弟在镜头前咧嘴笑着。茶楼里拥满了人群，从吊顶上垂下水红色的纸糊灯笼和福字。弟弟打趣着发来一串字符，“今年替你吃了你最爱的叉烧肠粉。”

不久之后，母亲又私信她，“值班结束后，要不要买票回来？”苏蕙微微有些心动，她在工位上盘算半日，又查了半日的车票，最后一想，初三回去，待不了两三天又得回来，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打消这一念头。

“跟妈妈说了这一决定后，她那边沉默了一小会，最后也只是给我发了个红包，嘱咐我好好吃饭，”苏蕙说，“我能感觉到她那头的失落。”

同样舍弃了与家人团聚的还有河北的林丽植。她在北京的一家餐厅吧台当服务生。大年三十下午三点半，她已经开始了晚饭。十道凉菜，七碟荤菜，一众人说着闲话，半个小时就吃完了。

临到末，主管亲自给他们端来了红豆沙，笑意盈盈地叮嘱大家：“公司专门给春节加班的员工送的甜品，咱们都打起精神了，今晚可千万不能出篓子了。”

除夕的年夜饭，这家餐厅所有的座位都被提前订满了。从下午四点半开始，陆续有客人坐定。五点，各路酒水饮料的订单开始像纸片一样飞来。

林丽植和另外两个同事挤在吧台的狭长空间，三个人分工明确，一个砧板两把刀，一个人把控榨汁机。随着入夜，主管的催促声益发紧凑，果皮和残渣也随之飞快地倾入垃圾桶。

这是林丽植再熟稔不过的场景。在一段难得的喘息中，她和同事悄悄地往自己杯中斟了西瓜汁，在桌底下碰杯，互道了些容颜永驻之类的祝福语。三个女孩短暂地嬉笑，随即又一头扎入工作。

二十多公里外的南三环，罗鑫的手头也没有停过。他是一家理发城的剪发师傅。大年三十这一天，他见证了很多人以剪头的方式迎新年。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满头的银发，一会儿想推平头，一会儿又琢磨着理个时兴的油头；年轻姑娘画着浓妆进了门，在镜子前反复比划刘海儿的长度，细搭茬儿，才知道新年要去见异地多时的男友；还有个附近小区里的北京大妈，一篓子的话，说得滔滔不绝，她得知罗鑫是武汉人，惊得转过了身，“过年咋不回去陪陪父母？”

罗鑫答不上话，只规规矩矩地应付了一句，“店里事情多，走不开”。

不断失去的生活

一整天，林丽植所在的餐厅张灯结彩。门前两只硕大的电子灯笼呼呼地转，鲜艳的塑料亮片张贴在各处，几张福字笔走龙蛇。很多人就坐在这底下，吃饭、碰杯、享受一年尽头处的片刻团聚。

对于中国人而言，回家吃团圆饭，这种向新年表达期许的方式是如同戒律一般的存在。

但林丽植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她目睹他人团聚，目睹着过年的喜庆氛围风风火火地在每一张桌面传递，它们翻过餐盘、酒杯，翻过人们的言语，待到厨房前就戛然而止。

节日的意味在后厨里杳无踪迹，回荡的只有无尽的催促和碗碟碰撞声。林丽植身上有些微汗，在交出了一单后迅速抻了抻腰。

因为去年也没有回家，林丽植本来打算今年回去。但就在数月前，父亲检查出一处骨质增生，需要动手术。父母都是当地纺织厂的退休工，手里握着一两千的退休金。尽管没让打钱，但林丽植心里明白，她盘算着，自己至少需要拿五万块钱回家。

从年三十开始，加班可以拿到比平时多两倍的工资。如果一直做到初五，六天的时间就可以拿到三千块钱。加上省下的来回火车票钱，留在北京显然划算得多。

林丽植将这笔账算得门儿清，她没跟父母招呼，在春节加班报名纸上填了自己的名字。

和林丽植同宿舍的一个女孩也留了下来。有了伴儿，两个人就商量着将年过出点滋味来。年二十九那天，她们决定在宿舍自制火锅，结果加班到了夜里十点。两个人都累得说不出话，只胡乱地从餐厅厨房里抓了几颗青菜和生煎。自制火锅泡了汤，她们将桌子并在一块，用清水将青菜煮着吃了。

去年春节独自在外，林丽植还偷偷抹了泪。但到了今年，她在言语中更多地吐露出自适。“服务人员哪能有什么生活呢？”她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压了一句话，字迹歪歪扭扭，写着“人生就像沙漏”。

对于苏蕙而言，坐在中关村的办公室里，她远没有林丽植那样忙碌，身上的担子也轻许多。惯于加班的她甚至准备周全。一盒鸭爪，两瓶酸奶，座位边上还搁着成套的洗漱用品。平时加班到晚上九十点，她索性就在公司楼下的健身房洗澡。

她对互联网公司的加班早有耳闻。但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女孩还是被吓了一跳。她尤记得一回，大领导突然下达任务，要求项目24小时内上线。苏蕙所在的部门通宵达旦。待到任务完成，她拖着身子走在回家路上的一条迂回的巷道。天边微明，几缕蒸包子的清香从不知名处飘来。就在那一瞬间，苏蕙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生活了。

但在工作的半年之后，苏蕙已经完全适应了广布于这个行业中的加班文化，老牌的中关村地界上，聚集着大量和苏蕙相似的年轻人，他们无数次目睹办公楼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再零星地熄灭，直到深夜将至，光鲜的办公大楼变成一具不动声色的空壳，日复一日，这些大楼吞吐着年轻人的梦想和现实，将他们年岁里的日与夜悉数包揽。

尽管如此，年三十的那天，母亲的电话打过来，言语中还能听出些抱怨的意思。女孩耸着肩说，“没办法，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电话那头又问到晚上怎么吃，苏蕙只满口应着说定了酒店，几个朋友约着吃年夜饭。她向母亲解释，去年公司效益不好，各个部门都在走漏裁员的风声。“我现在正是试用期临末，公司最喜欢拿这些人开刀。春节加班是个大好的表现机会，领导都会看在眼里的。”

不知归途

对林丽植来说，春节留守还有一层更隐秘的理由。

在河北老家，北京仿佛是一块横亘在东北面的磁石。孩童长大成人，念完了书，纷纷地被北京城吸去。机会、金钱、阶级、以及现实的声名，长久以来，这里被渲染成年轻人自我升值的伊甸园。

这些北漂大军里有无数个林丽植，而当他们真正踏足这片土地，那一类金灿灿的未来遐想被迅速遮蔽。这些人大多散落在城市无人问津的聚光灯外，有人送起了外卖，寒来暑往；有人学了手艺，出入于街头的美容美甲店。也有人像林丽植这样，在餐厅里消耗着自己的体力。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家跟亲戚解释，我在北京当服务员？给人榨果汁？”林丽植反问道。

这个年仅24岁的女孩偶尔会有些沮丧。她是一个好胜的人。平日中午，餐厅的同事聚在一处闲聊，她就躲在隔壁的塑料吸烟棚里，复习功课。等父亲的手术做完，林丽植计划在未来两年里专升本，北京的学校多，“随便进一个都是顶好的”。她想读会计学，门槛不算高，挣钱也多。

“我可想摆脱进城务工人员这个名头”她腼腆地笑，苏蕙那样的白领成了她最鲜活的渴慕。“北方人都讲究排场，我也讲究。以后过年，光光鲜鲜地回到老家，告诉别人我在北京城里哪个写字楼坐着，现在苦点能算啥呢。”

在大城市拥簇的摩天大楼间，个人志向通常只在静谧处萌芽。苏蕙在她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下了运营笔记，还记下了未来五年的职业规划：运营团队负责人，月薪过三万。

她曾经将未来想象成一台爆米花机子，“只有积攒了足够的气压，才有可能爆发”。对她来说，北上之路隐喻着某种自我寻觅的意味，“我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我爸妈也清楚我的个性，他们会理解我春节加班的选择的。”

比起两个女孩，今年29岁的罗鑫多了一层为难之处。曾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催促着他收拾行装，奔赴北京。但他很快发现，他攒不下钱。两年前谈过的一个女孩，不久分了手，矛盾是女方要求买北京的房子。

留守北京过年虽然孤寂，但也因此多了一份清净。如果回家，罗鑫免不了要被催婚和介绍对象。“我现在不想这些了，还是要先赚钱吧。”有时候剪发累了，罗鑫在店门口蹲着抽烟，漂亮女孩路过还是忍不住多看两眼。看归看，他从不敢主动上前搭讪。

从中关村远眺过去，夜晚的北京四环路上，路灯和车灯交织出错综复杂的鲜亮的黄带子。对于苏蕙、林丽植和罗鑫来说，他们的人生也仿佛和这座城市打了个结。

城市诱惑着他们，以梦想或以生存之名，城市也拘束着他们，那些生活的庸常乐趣都被拉扯、稀释、消散在披星戴月的步伐里，同样以梦想和生存之名。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