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妇人》到《金智英》：迥异的悲欢 相通的不幸

我总觉得，这一整个冬天里感受到的全部暖意，都是来自《小妇人》的。

尽管豪华的阵容已经让人对它有了极高的期待，但它给我的体验依然是惊喜而久违的，将细腻、温情、热忱、浪漫和挣扎如此比例完美地融在了2个小时14分钟的片长里。在片中四姐妹的身上，你能看到太多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和生命力，能找到一部分真实的或理想中的自己，以至于电影结束后，你会为不再能继续注视、参与着她们的生活而惋惜与遗憾。

但同时，在电影的太多时刻中，我都会想到从时代、背景到情绪、情节都迥然不同的另一部作品：《82年生的金智英》（以下简称“《金智英》”）。

而似乎在对这两者的评论中，也能看到一种相通性：《金智英》排位靠前的豆瓣短评中，有一条说“建议广大姐妹带男朋友去看这个，看完凡事（是）觉得小题大做的建议当场分手”；而当《小妇人》在去年圣诞节上映后，许多英文媒体给《小妇人》的评论也都批评到，仅仅因为它是以女性的视角和感受为中心的，许多男性观众便无法欣赏甚至接受这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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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海明威对《小妇人》的评价，是“充满了甜蜜和光明（full of sweetness and light）”，就像电影中表现回忆的时间线画面的颜色，或是夜晚里 March 姐妹家中熊熊燃烧的壁炉；

而《金智英》对当代女性的困境的描写，是毫不掩饰地十分刻意的——这里的“刻意”，绝非是一个贬义词，反而是这类作品中急需的一种不留情面地真实。它像一篇命题作文，将女性每个年龄与人生阶段可能遭受的种种桎梏和不公，填充考点一样“填”进了金智英的一生，将一道光照在了长久以来被忽视在阴影中的种种。原著小说作者赵南柱说，自己所描写的就是身边女性“日常、普遍却本不该承受的经历”，是“仅仅因身为女性就感受到的绝望、精疲力竭和恐惧”。

赵南柱

但剥去两者不同的氛围底色，你会发现，它们实在有着太多的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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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让我很有感触的一点，就是性别的结构性不公下，所谓“家庭”和随之而来的“责任”是意味着女性要如何彻底地牺牲属于自己的未来，以及不同代际间如何审视、传递着这种悲剧。

小时候的金智英，就看着外婆感叹母亲为了哥哥牺牲受教育的机会，也一定会像我们许多人一样，在逐渐成长的十几年中注视着母亲将多少时间、精力奉献给厨房、家务和自己。

她会不解、揪心，但因为年轻人那种天真到盲目的乐观，可能并未因此担心太多自己的未来。于是，她便没有什么意识与防备地穿梭在职场中，又走进了婚姻。

但现实自此开始逐渐狰狞起来。生育压力从家庭和社会的四面八方逼近着，丈夫承诺的“责任分担”与“一切照旧”并没有在她服从后发生，反而好像完全和母亲、外婆走上了同样的轨迹，就此“掐断”了属于自我的全部未来和希冀：不仅回归职场希望渺茫，就连自己的喜好、空间和与家人的相处从此都要为人妻的“责任”让步，站到边缘。

而身为被同样规训束缚过的女性，金智英的婆婆与母亲展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将一整套规则纯熟运用来最大程度地打压下一代，抑或是感同身受地试图将女儿从悲剧的循环中拉出来；就连在智英自己家中，也只有母亲记得智英的喜好、习惯，感知她细小的喜怒哀乐；只有母亲鼓励智英“去闹”、“去追求”，在智英也成为母亲后，明白被单调地养育儿女禁锢着“做不了想做的事情”是怎样一种痛苦。

《小妇人》中的 March 一家，第一眼看上去给人的感觉的确要温暖许多。

虽然家境并不宽裕，父亲还在远方的战场上，但几个女儿的生活中依然并不少见温暖的元素：舞会，礼服，满满当当的凌乱餐桌，姐妹间的吵闹和玩笑……第一场舞会 Meg 扭伤脚腕被 Laurie 送到家时，所有的家人在开门的那一刻迎上来，整个画面都是壁炉中火苗的颜色，这大概在每个时代、每种文化都是家庭最温馨的那个样子。

但每个对家庭日常有过一点观察的人都可以很快明白，这种温馨背后需要怎样的辛苦来维持，尤其是当持家者仅仅是一个没有收入来源的母亲时。Jo 对婚姻的反感甚至恐惧，想必也有一部分是来自母亲的，她浸润在母亲对自己的爱中，也看着这种爱让母亲义无反顾地燃烧着自己的精力和精神，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以她聪明的头脑，不会不明白这和她所期望的人生有多大的差距。

但同时，妈妈也并非完全是规训中按部就班的一个齿轮。她自己可能服从了“礼教”对女性的要求，但对女儿们却有着摆脱桎梏的期待。不仅是 Jo，你在这四个姐妹身上都能看到鲜明的自我，这一定离不开妈妈的教导。对于四个女儿迥异的追求，妈妈都能看出其中的独特和珍贵，并毫无保留地鼓励、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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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将女性从“困于婚姻”的境地中解救出来的途径是什么呢？一些女权主义者选择的“拒绝婚姻”，不失为一种个人层面的解决方案，但若从社会环境的层面考虑，这是远远不够的。这让我想到了米歇尔·奥巴马在自己2018年出版的自传《成为（Becoming）》中写到过的自己。

无疑，她是一个坚定而卓越的女权主义者，拥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随后又成为了芝加哥顶尖律所最被看好的年轻律师之一，就连与丈夫的相识，都是以作为他的“实习导师”而开始的。但同时，她从很小就开始明白，她希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就像父母、哥哥和自己一样的家庭，也为此多次和对此并不太热心的奥巴马探讨甚至争执。

另一方面，她也清楚地看到了，没有工作、全心全意地养育自己的母亲，将多少时间和精力消耗在了厨房和家务中。这是她不愿意在自家身上复制的。可随着女儿 Malia 和 Sasha 的相继降生，她始终没能完全解决投入工作和养育女儿所耗时间的矛盾。但在理论上，她明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社会环境层面的改变，需要的是从雇主到社会福利各方面对女性的支持，这也是她从每一个工作岗位到成为第一夫人后从没忘记去努力推动的。

女性对爱情、婚姻和子女需求，是再自然而正当不过的，环境应该保障她们不必在这一切和自己的未来间做二选一的抉择，并尊重、付偿家庭内常常被忽视的付出。我很高兴这两部电影都肯定了这种需求的正当性。

不管 Jo 和教授结成灵魂伴侣的结尾是否是作者 Louisa May Alcott 为了销量和收入所妥协的结果，但这样的情节的确是圆满了整部作品光明而温暖的底色。

而在《金智英》中，这个主题则是用一场冲突来表现的：当她在咖啡馆和公园中享受重担下少有的一点闲暇时，身边的年轻职场男女却轻蔑地议论她如何“不劳而获”，将全职母亲的身份，视为凭空享受男方薪资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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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家庭以外，两个电影中的社会环境虽然跨越了一个半世纪的时光和一片大洋，却都无孔不入地为女性制造着结构性的不公。观看《金智英》的过程中你常常感受到的那种窒息，就是它最直观的体现。

比如，你看着中学时的智英险些被公交车上尾随的男性伤害、却是自己被责怪夜晚出门；你看着智英的父亲在她毕业前夕，训斥她说“赶紧嫁人才是适合你的人生”；你看着智英和公司里女上司、女同事要付出多少额外努力，来锤击头顶的玻璃天花板；你看着智英害怕公共卫生间被偷拍以至于只能回家使用的慌张，像极了自己日常生活中许多异性完全体会不到的许多恐惧瞬间。

更可怕的是，金智英的“人生模式”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一种。而她的丈夫对女性、对妻子的共情，已经是远超平均男性水平的了。但不公的所谓“系统性”，是能剥夺一个人“做好人的能力的”。

面对羞辱自己妻子的同事，他还能将咖啡泼到对方身上；但面对休育儿假便要折损前途的瓶颈，他也只能在这种后果和分担妻子辛苦间无法抉择。

在《小妇人》的四姐妹中，对这种现实认识最清醒的，莫过于 Jo 和 Amy；如果 Jo 选择的对抗规训还能给观众一些振奋，Amy 那种很早就选择了妥协的现实、“理智”的妥协就让人心酸很多。她明白，艺术和所有专业一样，可以接受平庸的男性，却容不下哪怕差一点达不到顶尖的女性，所以她的前途和未来必须靠嫁给一个富有的丈夫来保障；

她明白相比火花和甜蜜等等爱情被赋予的美好期待，对于自己这样一个家境并不富有的女性来说，“经济”这种干涩而现实的主题必须在考量中具备最高的优先级；在看到大姐 Meg 选择了真爱却承受着贫穷后，她所做选择的分量，又加上了负担年迈的父母和病重的小妹妹。

当然，她和富有同时又互相深爱的 Laurie 走到一起的结局，延续了小说一贯的温暖底色，但几百几千年的现实中面临这种抉择的女性，显然只有太渺茫的可能会面临这种幸运。

《小妇人》可以说是一部半自传性质的小说。荧幕中 Jo March 局促地坐在满是男人的办公室中，并被其中一位傲慢地规训着的经历，想必也是作者 Alcott 不会陌生的。

事实上，即便《小妇人》的严肃、细腻、深刻和丰富情感毫不逊色于同期许多名著，但由于它罕见地采用了以女性感受为中心的视角，很久以来都被归类为不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三流言情小说”。就像 Jo 在作品中所表达的疑惑那样：相比起海盗和侠客的历险故事，谁愿意看一本充满了姐妹间琐碎细节的小说呢？谁会对自己一家人在圣诞节将早餐施予穷困邻居、读着父亲战场上的来信、在简陋的小剧场扮演幼稚的角色感兴趣呢？

而这种轻视和规训，甚至跨越了一个半世纪后，依然发生在今天，发生在了这部电影和它的女性创作者身上。就算在中文平台中最尊重多元和进步的豆瓣，《小妇人》依然收到了许多浸泡在性别偏见中的差评中，既有诸如“为了奥斯卡讨好女权”等等对作品中进步主义色彩的惯常责难，也有男性观众说“努力撑着都看不完姐妹之间过多的对白”、“为什么整部电影唠叨又琐碎”、“对人物的表达和想法摸不着头脑”——而女性观众却恰恰觉得，几个姐妹兼具吵闹、欢呼和眼泪、真情的那种热切情感，是对自己少有的准确刻画；甚至不少见对扮演 Amy 的新晋实力派 Florence Pugh 的种种身材羞辱。

尽管这已经是由原著小说所改编的第六部电影，但同时身为编剧和导演的 Greta Gerwig 进行了极其大胆、精心的改变和创作。她将按时间正序的原文重新打乱并安排为一个巧妙的“X”形，平行展示着七年前后姐妹们在家庭庇护内外的生活，让她们的许多选择和情感显得不突兀、有充足的心理和动机，在交汇到一点后又再次在结尾分开。

同时，一些影评人说，看过她的作品，甚至能够比阅读原著更加能够理解其中人物的内核，尤其是在其他版本的改编中被平面化的两个形象 Amy 和 Beth，前者往往只会无理取闹，而后者则过于纯洁无暇；而在 Gerwig 的版本中，Amy 在任性的同时更多地有着对现状和未来的清醒，Beth 也不再是完美的圣人，而有着自己的幼稚和羞怯，却依然能让观众为她的去世而动容。

但她却没有获得2020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项的提名，这也成了提名名单公布后最让人们感到愤怒和不平的焦点。而许多人在因此细看她的履历时更是发现，两年前因为导演处女作《伯德小姐》被提名的她，仅仅是奥斯卡近100年的历史上第五位获得提名的女导演。

同样，虽然青春题材的作品时常有女性主角，但她们的形象往往柔弱、缺乏主见、缺乏独立而自洽的性格、接收着男性的凝视和追求，鲜有突破性别偏见的天花板，但《伯德小姐》却能以少有的程度从女性的视角出发，真实又细腻地刻画了一个跨越成年边际的少女对家人、自己、未来与爱的体验。包括我在内，有许多影评人和观众都认为，和来自普通观众的性别偏见一样，恰恰是因为 Gerwig 作品中女性视角的优秀和新鲜，使它们没有被时常在观念进步方面差强人意的学院奖青睐。

《小妇人》和《伯德小姐》的导演 Greta Gerwig 和女主角 Saoirse Ronan 在片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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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妇人》临近结尾时，Jo 告诉姐妹自己正在创作一个关于她们自己的故事，但并不认为这个故事会有什么前途，因为觉得这“不重要”，没有其他人会在意。

Amy 告诉她：“写出来，故事才会变得重要。”

这个提议，也在广义上适合“女性”这个主题。很久以来，女性在作品中，并没有被当作立体的、有独立人格和追求的形象，她们的欢笑和苦难也无法被认真对待和聆听。而将她们被视为时“不重要”、“没人会在意的”一切写出来，说出来，也正是这些让有的人“不适应”、“不舒服”的作品本身所做的。

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