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期聊疫 聊一部有关世纪瘟疫的名著 卜伽丘和他的《十日谈》
一晃有半年没有发过文了，也有半年没有喝过酒了，昨日终于夙愿以偿，和一位朋友相约在烧烤店，狠狠地撸了一把串，喝了半晚上的酒，唠了半宿的嗑，和朋友两人最终尽兴而归。
俗话说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和对眼的朋友喝酒聊天恐怕是中年男人为数不多的解压方式之一了，说来惭愧，从年轻时踏入工地开始，耳濡目染，很快就入行随市地堕落成了一个每日烟不离口、小酒常喝的老烟枪和老酒鬼，虽说近两年回到家乡，烟在家中老虎的威压下戒掉了，但身材又比前两年胖了一圈，登顶了200斤大关，当然以前也不瘦，始终在180斤左右徘徊吧。
烟戒了，戒酒也开始频频提上家庭计划的日程上来，我不堪其辱，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坚决的抵抗，用我的原话就是：“烟我已经戒了，嗜好好歹我得留一样，要不你说我个大男人，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也没其他不良嗜好，光知道上班挣钱，我还活个吗劲啊！还不如找块豆腐碰死，找根面条吊死，要戒只针对你家亲戚开始，对于我的朋友、同事暂缓执行。”当然今年初二相应政府号召，在家呆着哪的亲戚也没串，要不也不不至于半年没喝酒了，当然我平日没自己喝酒的习惯也是原因之一，喝革命的小酒的权利就这样终于在我的坚守下保留了下来。
两个中年男人的聊天往往在相互一段时间的问候寒暄开始，接着深入到各种话题，从武汉的封城开始，聊到83岁的耄耋老人钟南山院士再次“披上战甲，挂帅出征”，再到全国各个省份纷纷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聊到这些日子疫情对于生活的影响，聊到疫情“吹哨人”李文亮的被警示和训诫以及不幸感染牺牲的悲惨遭遇，聊到十天神速建成1000张病床的火神山医院和1600张病床的雷神山医院以及临时突击改建的方舱医院，聊到4月8日武汉市的解封，聊到疫情期间被网友们戏称为“跑步女的傲慢无礼，聊到留美学生许可馨的大量涉及疫情的不当言论和态度，聊到疫情在意大利、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爆发，聊到一百多年前被美国污为西班牙流感的世纪流感大爆发，聊到疫情对周边经济的影响，再聊到家中神兽上网课的种种暴怒和无奈，凡此种种，各种话题很多、很多，两个中年男人半个晚上的话唠比疫情期间所有加起来的话都多，但就是尽兴、痛快！
跑题了！跑题了！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今天要给大家聊一部和瘟疫相关的意大利名著《十日谈》。
1348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大批的尸体运到城外。从3～7月，病死的人达10万以上，昔日美丽繁华的佛罗伦萨城，变得坟场遍地，尸骨满野，惨不忍睹。这件事给当时意大利一位伟大作家卜伽丘以深刻的影响。
为了记下人类这场灾难，他以这场瘟疫为背景，写下了一部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之所以将这部短篇小说集取名为《十日谈》，是因为书中主要描写了７个美丽年轻而富有教养的小姐和３个英俊而富有热烈激情的青年男子结伴到郊外的一座小山上的别墅里去躲避瘟疫的故事，他们在这10天的避难时间中商定每人每天必须讲一个优秀动听的故事，以此来愉快地度过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最后这100个故事结成了集子就叫《十日谈》。
我们还是先聊一聊《十日谈》的作者卜伽丘：
卜伽丘在1313年诞生于离佛罗伦萨西南二十英里的一个小市镇切塔尔多，他父亲在那儿有房产。他是一个私生子，父亲是一个富裕的金融业商人，母亲身分不明，应该是一个社会地位比较低微的女人。
卜伽丘从小在商人和市民的圈子里长大，这和他日后在作品中鲜明地表达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是有很大关系的。他自幼爱好文艺，喜欢读书，萌发了将来做一个大诗人的理想。
大约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卜伽丘的父亲不顾儿子的兴趣，把他带到那不勒斯去学习经商。卜伽丘在那里混了六年，毫无成绩，他父亲只得让他改行，去学习教会法典，因为这是有利可图的行业。枯燥乏味的宗教法又耗去他六年的岁月。卜伽丘痛心地认为这十二年白白地蹉跎了他青年时期的大好时光。
幸而当时那不勒斯的宫廷比较开明，在国王周围，除了封建贵族、早期的金融家、远洋归来的航海家等外，还聚集着一批学者，有些还识得希腊文，带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色彩，在当时的意大利形成一个文化中心。
卜伽丘借助他父亲的影响，当时的那不勒斯的财政依靠佛罗伦萨金融界的支持，卜伽丘便有机会参加宫廷的一些社交活动，扩大了他在文化领域中的视野。在他逗留那不勒斯的这段时期，开始摹仿当时盛行的雕琢堆砌的文体，写起诗文来。
他把他早期的作品都奉献给他青年时代的情人菲亚美达，并且在带有自传性的作品中追叙了他在教堂中初次遇见菲亚美达，一见钟情，二人以后热恋的光景。《十日谈》中的七个讲故事的姑娘中，有一个就叫做菲亚美达，作者把她形容得非常美丽：一头金黄的鬈发，一直披到洁白细腻的肩膀上。她那鹅蛋脸儿才真多是百合花般洁白……
这位在创作生活上给予卜伽丘很大影响的菲亚美达，就是那不勒斯国王的私生女儿玛丽亚。不过现在学术界也有对这一说法予以否定的。
卜伽丘的第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菲洛柯洛》，用托斯卡尼语散文写成，叙述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姑娘和一个青年异教徒的爱情故事，他们克服重重阻碍，终成眷属；其中有两个作为插曲的故事后来收在《十日谈》里。《菲洛柯洛》可说是欧洲文学中第一部长篇小说。
卜伽丘创作书信体小说《菲亚美达》（1343一1344）时，摆脱了古典和神话题材的套子，而开始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作者把一个失恋的少女的内心世界的种种感受：她的爱情和痛苦，幻想和希望等，都细腻地刻划出来。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欧洲文学中第一次出现的"心理小说"。
《菲索拉诺的仙女》（1344-1346）是一部长篇叙事诗，写仙女和牧羊青年的恋爱悲剧，她因为追求爱情的幸福而遭到了惩罚。冷酷无情、厉行禁欲主义的黛安娜女神把这一对情人变成了两条河流，但是最后这两条小河流到阿诺河，又汇合在一起了。这篇长诗的一些精采片段，写得清新、舒畅，是卜伽丘成就最高的一部诗作，正象《菲亚美达》是他除了巨著《十日谈》以外，可算最好的一部小说。
此外作者还写了两篇叙事诗《菲洛特拉托》（1336）和《苔塞依达》(1339），英国乔叟的两篇叙事诗《特洛勒斯和克莉西德》、《骑士的故事》取材于此。通过不断的努力写作，卜伽丘逐渐摆脱了当时盛行的那种雕琢浮华的文体，跳出了古典神话题材和中世纽迷信题材的圈子，现实主义的因素在他的作品中逐渐增长，为他进入创作上的成熟期、写下他的巨著《十日谈》作好准备。
1339年，卜伽丘的父亲遭到了经济上的打击，卜伽丘的生活也跟着起了很大变化。从此他结束了公子哥儿的优闲生括，而必须为自己的衣食操心了。1340年岁末，他回到了佛罗伦萨。
在老个城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共和政权一边，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他参加了行会，曾在佛罗伦萨共和政体中担任掌管财政的职务，曾先后七次受共和政体的委任，去意大利各城邦及法国等地，办理外交事务。
1351年，卜伽丘去帕度亚邀请被放逐的彼特拉克返回佛罗伦萨，由此这两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在1350年开始交往，二人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
1348年，意大利爆发可怕的鼠疫，蔓延到佛罗伦萨，大半居民死于这场灾难。大概就在鼠疫平息不久，记忆犹新的时候，卜伽丘开始创作《十日谈》。当时学者们大多使用拉丁文写作，以为这样才能使作品传之悠久，卜伽丘却来用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罗伦萨方言写下他的巨著。他和他终生敬仰的前辈诗人但丁，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
《十日谈》的故事来源非常广泛，分别取材于意大利中世纪的《金驴记》，法国中世纪的寓言和传说，东方的民间故事，历史事件，宫廷里的传闻，以至街头巷尾的闲谈，和当时发生在佛罗伦萨等地的真人真事等等。
然而历史上的先驱往往容易感到自己处境的孤立，感到被黑暗势力四面八方包围着。卜伽丘后来终于动摇了，屈服了，背弃原先为之奋斗的信念。这似乎多少可以从《十日谈》以封建说教的故事告终而看出一些苗头：作者仿佛借此表示他无意触犯封建旧道德，好缓和人家对他的一些非难。
在《十日谈》的最后几天里，不乏优秀的故事，但总的说来，批判的锋芒减弱了，不如开始四天的那种声势了。在《十日谈》成书后没有几年，他写了短篇小说《不祥之鸦》。作者好象已换了一个人，其实是他消极落后的一面暴露出来了。
他采用中世纪文学的梦幻形式，斥责爱情是淫荡的肉欲，咒骂女人是邪恶的祸水，这样，在和过去的自己——那个歌颂爱情、崇拜女性的卜伽丘唱起反调时，他无异宣告自己的艺术生命已经终结了。这一讽刺作品可算是卜伽丘最后的一部文艺作品。
这以后，他作为一个学者，转向学术研究工作，改用拉丁文写作。应该说，卜伽丘仍然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只是已失去了战斗的锋芒。他研究希腊文学，著有《神谱》十五卷，可说是古代神话的百科全书。通过他的努力促成，欧洲第一次有了荷马史诗的（拉丁文）译本。他致力于研究但丁的《神曲》，1373年，最后一次修订他的《但丁传》。
晚年卜伽丘公开讲学，主持《神曲》讲座。在传布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扩大文艺复兴的影响上，卜伽丘作了不少工作，但和他前期的文学活动比较起来，成就不算太高。
1362年，有一个狂热的苦修教派的天主教憎侣，在临死前派遣另一个苦修教派僧侣，对卜伽丘进行咒骂、威胁、规诫，使他在精神上产生了极度的震动。卜伽丘屈服了忏梅了，愿意改邪归正，甚至要把《十日谈》和他的其他著作都付之一炬，把他收藏的书籍都卖了；他还打算皈依教会，这样就将彻底抛开了人文主义者的立场。幸而他被好友彼特拉克及时劝阻了。
1374年，他的好友彼特拉克病逝，这对于他是精神上的重大打击。第二年冬，即1375年12月21日，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兼学者，在贫困与孤独中离开了人间。
1471年，《十日谈》在威尼斯出版，这是这部巨著的最早版本，当时欧洲才开始使用印刷机；接着在1472年、1478年，又相继在曼杜亚等城市出版。1492年威尼斯又出版了《十日谈》的第一个木刻插图本。
总之，在十五世纪，《十日谈》印行达十版以上；在十六世纪又印行了七十七版。这充分说明了这部以新的文学形式出现的短篇小说集在当时深受欢迎的情况。
《十日谈》又被陆续译成西欧各国文字，1620年，英国出版了根据法译本转译的英译本；这以后的三个多世纪里又先后出现了不下于十种英译本。在英国，没有一本意大利文学作品引起翻译家和读者这样浓厚的兴趣。
《十日谈》对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乔叟的名著《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在全书的艺术构思上受《十日谈》的启发，其中有三个故事（管家的故事，学者的故事，商人的故事）取材于《十日谈》。
法国玛格利特·德·那伐尔的《七日谈》（1559）更是在格局上完全模仿《十日谈》的一部故事集。英国莎士比亚写于十六世纪早期的两个喜剧《辛白林》、《善始善终》，那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来自《十日谈》。
法国莫里哀根据《十日谈》的第七天故事第四写成喜剧《乔抬·唐丹》(即《受气丈夫》1668)。德国启蒙时期的莱辛，把《十日谈》中的"三个戒指"的故事接过来，写成诗剧《智者纳旦》(1779)，反对宗教歧视和民族仇恨，宣扬信仰自由。此外，象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维加所写的两个喜剧。
法国的寓言诗人拉封丹所写的《故事诗》，以及英国的诗人锡德尼，德莱顿，济慈，丁尼生，美国的诗人朗费罗等都曾经从《十日谈》里取得了他们的作品的题材。
当然，历史上的反动派对于这部巨著却是十分憎恨。1497年，在天主教会发动的一次宗教狂热中，不少珍贵的《十日谈》版本，和其他文学艺术作品，都作为"诲淫诲盗"的东西，被扔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付之一炬，《十日谈》的最早版本流传下来的因之非常稀少。
1573年，佛罗伦萨出版了一种教皇钦定的《十日谈》删节本，把里面干坏事的僧侣全都改为俗人。1582年法国出版了萨维亚蒂译本，对于原著也是这样煞费苦心地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工作。院长的苦修（第一天第四个故事）中的小修士和他的院长变成了小伙子和他的尊长，本来是修道院，变成了一座伺奉邪神的庙宇。发生在女修道院中的哑巴的故事（第三天第一个故事）给搬到了妻妾聚居的东方后宫。小修女的故事（第九天第二个故事）的地点也同样地搬动了。天使出丑（第四天第二个故事）中出丑的并不是神父，而是一在俗的人。如此等等，都说明了历史上的反动派及思想保守的人对于这部巨著的害怕。
卜伽丘原来安葬于他的故乡切塔尔多的教堂的坟地里，可是后来他的坟墓竟披天主教会挖掘掉，墓碑也被扔掉，他们并没有因为卜伽丘晚年的忏悔，屈服于宗教势力而宽恕了他。
以至于1818年，英国诗人拜伦在游历意大利，凭吊古迹时，愤怒地提到：
甚至他的坟墓也横遭挖掘,
听凭疯狗般的狂人的凌辱，
他竟不能和普通死者为伍。
关于卜伽丘的故事就聊到这，好了，还是让我们一起走进《十日谈》那个瘟疫横行的末日世界，去感受一下小说的魅力吧：
1348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它最初发生在东方，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而且眼看这场瘟疫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去，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
大家都束手无策，一点防止的办法也拿不出来。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种种措施也执行了；此外，虔诚的人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过祈祷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终于出现了，灾难的情况立刻严重起来。
佛罗伦萨的瘟疫，不象东方的瘟疫那样，病人鼻孔里一出鲜血，就必死无疑，却另有一种征兆。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就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以后，病症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不过反正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样，是死亡的预兆。
任你怎样请医服药，这病总是没救，学识渊博的医师也找不出真正的病源。总而言之，凡是得了这种病、侥幸治愈的人，真是极少极少，大多数病人都在出现"疫瘤"的三天以内就送了命；而且多半都没有什么发烧或是其他的症状。
这场文艺瘟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甚至情况比这还要严重，不要说走近病人，跟病人谈话，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立即会染上了病。
骇人听闻的传闻层出不穷，这一场瘟疫的传染可怕到这么一个程度，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会传染，就连人类以外的牲畜，只要一接触到病人、或是死者的什么东西，就染上了病，过不了多少时候，就死了，这种情形也是屡见不鲜。
有人亲眼看到过这么一回事：大路上扔着一堆破烂的衣服，分明是一个染病而死的穷人的遗物，这时候来了两头猪，大家知道，猪总是喜欢用鼻子去拱东西的，也是合该它们倒楣，用鼻子把那衣服翻了过来，咬在嘴里，乱嚼乱挥一阵，隔不了一会，这两头猪就不住地打起滚来，再过了一会儿，就象吃了毒药似的，倒在那堆衣服上死了。
活着的人们，每天看到这一类或大或小的惨事，心里就充满着恐怖和种种怪念头；到后来，几乎无论哪一个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凡是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一概避不接触，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有些人认为只有清心寡欲，过着有节制的生活，才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于是他们各自结了几个伴儿，拣些没有病人的洁净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绝起来。他们吃着最精致的食品，喝着最美的酒，但总是尽力节制，绝不肯有一点儿过量。对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们完全不闻不问，只是借音乐和其他的玩意儿来消磨时光。
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认为这是世界末日，于是开始纵情欢乐、纵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对什么都一笑了之。他们往往日以继夜地尽情纵饮，从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一时兴起，任意闯进陌生人家的住宅，为所欲为，也没有人来阻拦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哪儿还顾得到什么财产不财产呢。所以大多数的住宅竟成了公共财产，哪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大模大样地闯进去，只当是自己的家一般占用着。可是，尽管他们这样横冲直撞，对于病人还是避之唯恐不及。
在瘟疫面前，城里的一切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底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还有好多人又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他们既不象第一种人那样严格节制着自己的饮食，也不象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放荡不羁。他们虽然也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适可而止，他们并没有闭户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过手里总要拿些什么鲜花香草，或是香料之类，不时放到鼻子前去嗅一下，清一清神，认为要这样才能消除那充满在空气里的病人、药物、和尸体的气味。
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安全，竟抱着一种更残忍的见解。认为要对抗瘟疫，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躲开瘟疫。有了这种想法的男男女女，就只关心他们自己，其余的一概不管。他们背离自己的城市，丢下了自己的老家，自己的亲人和财产，逃到别的地方去，至少也逃到佛罗伦萨的郊外去。
这些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却并没个个都死，也并没全都逃出了这场浩劫。各地都有好些各色各样的人在自身健康时，首先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那得病的人，后来自己病倒了，也遭到了人们的遗弃，由于得不到医治和照顾，就这样断了气。
以至于到了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谁都不管谁的事了，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这还不算，这场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伤心、叫人最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象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生下来似的。
因此许许多多病倒的男女都没人看顾，偶然也有几个朋友，出于慈悲心，来给他们一些安慰。不过这是极少数的；偶然也有些仆人贪图高额的工资，肯来服侍病人，但也很少很少，而且多半是些粗鲁无知的男女，并不懂得看护，只会替病人传递茶水等物，此外就只会眼看着病人死亡了。这些侍候病人的仆人，多半因此丧失了生命，枉自赚了那么些钱！
就因为一旦染了病，再也得不到邻舍亲友的看顾，仆人又这样难雇，就发生了一种闻所未闻的风气。那些奶奶小姐，不管本来怎么如花似玉，怎么尊贵，一旦病倒了，她就再也不计较雇用一个男子做贴身的仆人，也再不问他年老年少，都毫不在乎地解开衣裙，把什么地方都在他面前裸露出来，只当他是一个女仆。她们这样做也是迫于病情，无可奈何，后来有些女人保全了性命的，品性就变得不那么端庄，这也许是一个原因吧。
其实有许多病人，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调理，本来可以得救，现在却都死去了。瘟疫的来势既然这么凶猛，病人又缺乏护理，叫呼不应，所以城里日日夜夜都要死去大批大批的人，那情景听着都叫人目瞪口呆，别说是当场看到了。至于那些幸而活着的人，迫于这样的情势，把许多古老的习俗都给改变过来了。
按照以往的风俗说来，人死了，亲友邻居家的女眷都得聚集在丧事人家，向死者的家属吊唁；那家的男子们就和邻居以及别处来的市民齐集在门口。随后神父来到，人数或多或少，要看那家的排场而定。棺材由死者的朋友抬着，大家点了一支蜡烛，拿在手里，还唱着挽歌，一路非常热闹，直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
但是由于瘟疫越来越猖獗，这习俗就算没有完全废除，也差不多近于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风气。病人死了，不但没有女人们围绕着啜泣，往往就连断气的一刹那都没有一个人在场。真是难得有几个死者能得到亲属的哀伤和热泪，亲友们才不来哀悼呢--他们正在及时行乐，在欢宴，在互相戏谑呢。女人本是富于同情心的，可是现在为了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竟不惜违背了她们的本性，跟着这种风气走。
一般来说，人死了很少会有十个邻居来送葬；而来送葬的决不是什么有名望有地位的市民，却是些低三下四的人，他们自称是掘墓者；其实他们干这行当，完全是为了金钱，所以总是一抬起了尸架，匆匆忙忙就走，并不是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而往往送到最近的教堂就算完事。
在他们前面走着五六个僧侣，手里有时还拿着几支蜡烛，有时一支都不拿。只要看到是空的墓穴，他们就叫掘墓人把死尸扔进去，再也不自找麻烦，郑重其事地替死者举行什么落葬的仪式了。
而下层阶级，以至大部分的中层阶级，情形就更惨了。他们因为没有钱，也许因为存着侥幸的心理，多半留在家里，结果病倒的每天数以千计。又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医治，无人看护，几乎全都死了。白天也好，黑夜也好，总是有许多人倒毙在路上。许多人死在家里，直到尸体腐烂，发出了臭味，邻居们才知道他已经死了。
城市里就这样到处尸体纵横，附近活着的人要是找得到脚夫，就叫脚夫帮着把尸体抬出去，放在大门口；找不到脚夫，就自己动手，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恻隐之心，而是唯恐腐烂的尸体威胁他们的生存。每天一到天亮，只见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堆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又被放上尸架，抬了出去，要是弄不到尸架，就用木板来抬。
一个尸架上常常载着两三具尸体。夫妻俩，或者父子俩，或者两三个兄弟合放在一个尸架上，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回看到两个神父，拿着一个十字架走在头里，脚夫们抬着三四个尸架，在后面跟着。
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父以为要替一个人举行葬礼，却忽然来了六七具尸体，同时下葬，有时候甚至还不止这么些。再也没有人为死者掉泪，点起蜡烛给他送丧了；那时候死了一个人，就象现在死了一只山羊，不算一回事了。本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偶尔遭遇到几件不如意的事，也很难学到忍耐的功夫；而现在，经过了这场空前的浩劫，显然连最没有教养的人，对一切事情也都处之泰然了。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习俗，要求葬在祖坟里面，情形更加严重。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一些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象堆积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给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
当时整个城里的种种凄惨景象也不必一一细谈了，当城内瘟疫横行的时候，郊外的市镇和乡村也并没逃过这一场浩劫，不过灾情不象城里那样声势浩大罢了。可怜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家人，在冷落的村子里，荒僻的田野中，一旦病倒了，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谁来看顾，随时倒毙在路上，在田里，或者死在家门口。他们死了，不象是死了一个人，倒象是死了一头牲畜。
城里的人们大难当前，丢下一切，只顾寻欢作乐；乡下的农民，自知死期已到，也再不愿意从事劳动，拿到什么就吃什么，从前他们在田园上、在牛羊上注下了多少心血，寄托过多少期望，现在再也顾不到了。于是，牛、驴子、绵羊、山羊、猪、家禽、还有人类的忠诚的伴侣--狗，不是被人宰杀吃掉，就是在田里到处乱跑；田里的麦子早该收割了，却没有一个人来过问一下。这些牲口，有许多好象赋有理性似的，白天在田野里吃饱了草料，一到天黑，虽然没有人来赶，也会自动走回农庄。
让我们再从乡村说回到城里吧，由于这场猛烈的瘟疫，由于人们对病人抱着恐怖心理，不肯出力照顾，或者根本不管，从三月到六月，佛罗伦萨城里，死了十万人以上。在瘟疫发生之前，谁也没想到过城里竟住着这么多人。
佛罗伦萨城里，居民相继死亡，几乎成了空城；在这样一幅人间地狱、世界末日的背景下，我们要讲的故事开始了：
在一个礼拜二的早晨，做过弥撒，庄严的圣玛利亚·诺凡拉教堂里冷冷清清，只留下七个年轻的妇女，都穿着跟这个年头正相配的黑色丧服。她们中间不是带着亲戚关系，就是有着朋友或是邻居的情谊。最大的一位不过二十七岁，年纪最轻的也已有十八岁了，都长得非常秀丽，仪态优雅，又具有良好的教养，显然全都是些出身高贵的女士。
那年纪最大的一位女士的名字叫潘比妮亚，第二位女士是菲亚美达，第三位女士是菲罗美娜，第四位女士是爱米莉亚，第五位女士是劳丽达，第六位女士是妮菲尔，最后一位女士叫爱莉莎。
就在这几位小姐正在这里你一言我一语的商量着一起出城到郊外躲避瘟疫的时候，恰巧有三个年青的男人从外边走进了教堂。说是年青，最小的一个也有二十五岁了。他们都富于热烈的感情。这年头有多么可怕，亲友多半死了，自己也是朝不保夕，可是这一切都不能叫他们的爱情有一丝半点儿冷却--更不用说叫这股爱情的火焰完全熄灭了。
他们三人，一个叫做潘菲洛，还有一个叫菲洛特拉托，第三个叫第奥纽。他们的谈吐举止都非常可爱，在这灾难的岁月里，他们只希望有机会能和自己的情人见到一面，这在他们就是得到了无上的安慰。事有凑巧，他们三个的情人就在这七位小姐中间，而其余几位小姐中，也有几位跟他们有着亲戚关系。
于是，第二天这７位美丽年轻而富有教养的小姐和３名英俊而富有热烈激情的青年男子带着四名女仆和三个男仆一起结伴来到郊外的一座小山上的别墅里去躲避瘟疫。
十个人共同商议决定每天轮换一个人做国王或女王，负责专心筹划我们取乐的场所，以及取乐的方法等一切问题。在这10天的避难时间中每人每天根据国王或女王宣布的主题讲一个优秀动听的故事，以此来愉快地度过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最后这100个故事结成了集子就叫《十日谈》。
第一天大家公推潘比妮亚为女王，第一天的主题不限定题材,各人爱讲什么就讲什么故事。
第二天由菲罗美娜担任女王，主题是：每人讲一个起初饱经忧患、后来又逢凶化吉、喜出望外的故事。
第三天由妮菲尔担任女王，主题是：每人讲一个凭着个人机智，终于如愿以偿，或者是物归原主的故事。
第四天由菲洛特拉托担任国王，主题是：每人讲一个都是结局不幸的恋爱故事。
第五天由菲亚美达担任女王，主题是：每人讲一个历尽艰难折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第六天由爱莉莎担任女王，主题是：每人讲一个富于机智的故事：或者针锋相对，驳倒了别人的非难，或者急中生智，逃避了当前的危险和耻辱的故事。
第七天由第奥纽担任国王，这天的故事内客是：每人讲一个妻子为了偷情，或是为了救急，对丈夫使用种种诡计，有的被丈丈发觉了，有的把丈夫瞒过了的故事。
第八天由劳丽达担任女王，主题是：每人讲一个男人作弄女人，或女人作弄男人或男人之间相互作弄的故事。
第九天由爱米莉亚担任女王，主题是：每人讲一个各自随意、喜欢的故事。
第十天由潘菲洛担任国王，主题是：每人讲一个说述恋爱或是其他方面所表现的可歌可泣、慷慨豪爽的行为的故事。
由于每一个小故事都篇幅较短，这里就不给大家精缩了，喜欢大家可以去找来去《十日谈》这本书看看这些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