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 从政 科举：一条唐代寒士们独特而完整的诗歌人生路

唐代文人是一支以寒士为主体的文学队伍。

现存《全唐诗》载录了2200多位有姓名可考的诗人。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上自帝王后妃、达官显宦，下至农夫工匠、渔樵胥吏、俾妾歌妓、和尚道士，可谓三教九流，兼容并包。但一般说来，“寒士”居多。

“寒士”这一称号，发源于六朝门阀制度。随着门阀统治的解体，唐代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出现了变革的趋势。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繁荣，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强盛壮大、蓬勃向上的风貌，不能不在人的心理上留下深深的印记。这种感受更由于唐代寒士自身地位的变化而得到加强。

不过，寒士在唐代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低下的，不少人困顿于场屋，沦于卑位，甚至辛苦辗转，潦倒终身。但门阀制的枷锁毕竟打碎了，通过科举等途径入仕从政成了现实的目标，也确有人由此跻身庙堂，提出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可见寒士在唐代虽仍遭受压抑，却不再是毫无政治独立性与主动性可言的附庸，他们构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活跃而能动的力量。寒士文学能够取代贵族文学的主导地位，这应该是关键性的条件。

01 漫游：为文人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生活的原料

唐代文人一生中，大多有一段漫游的经历，通常是在入仕之前。

大诗人李白自述从小就有“桑弧蓬矢，射乎四方”的志向，年轻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这还是在他刚满三十岁的时候。

杜甫晚年回忆中也说到自己往昔的壮游，在踏进京城求仕之前，曾东下姑苏，南渡浙江，徜徉齐赵之间，足足度过了八九年快意的时光。

他们的这种生活经历，在唐代文人中是具有典型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风尚呢？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富庶，是必要的保证。杜甫就在《忆昔二首》之二咏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在诗中，诗人的形容不免铺张，而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漫游之风兴不起来，则是可以断言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因为其他朝代也有太平盛世，却不一定产生出这样的风尚。漫游特盛于唐代，是和新形势下文人的仕途出路有联系的。

唐代文人的入仕，不同于汉魏以来的乡举里选制度。那时候，人才由乡里推荐，且多安排在本乡本土任职（如担任县令或州郡佐僚），所以乡里的豪右强宗得以操纵选举，而一般士人也容易安土重迁。

唐王朝的建立，打破了世族把持政权的局面，入仕的途径主要通过科举、征辟或参加幕府，这都需要离乡背井，出门远游。加上唐代的科举不像宋以后采取试卷糊名的办法，应试者要能入选，不光卷子须做好，还要事先为自己制造声誉，让姓名传入考官耳中才行。

于是长年累月地过州历府，结交天下豪俊，谒请达官贵人、宿老名流给予吹嘘，更是必不可少。这种做法固然助长了社会上请托、虚夸的风气，但也推动一般士子走出个人狭小的天地，步入大千世界，四海为家地从事遨游。

正是在这一点上，唐代文人形成了自己最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不仅不同于六朝，跟宋以后文人只需埋头读书，走“书斋——考场——官场”三点一线的人生途程，亦有差异。

漫游既然是唐代文人的重要生活内容，自必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上留下鲜明的痕迹。从总体上看，唐代寒士诗歌发兴多端，视野广阔，表现真切，寄慨深沉，驾轶前朝而雄视后代，同文人长期漫游在外，富于生活实感分不开。

不妨拿它来和以前的世族文学比较一下。六朝世族文人的生活圈子是相当狭隘的，台阁（包括宫廷、邸宅）与山林便是他们的全部世界。前者是他们纵乐的场所，后者是他们归隐休憩的地点，两种生活都缺乏激荡人心的深刻体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笔下的仕宦生涯多限于宴饮声色，山水景物也显得感情淡漠的缘故。

唐代文人就大不一样了，杜甫就曾高呼“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台阁是他们政治生命之所寄，可咏的东西多得很，决不限于奉和应制、宴饮酬唱而已。至于山水景物，则是他们漫游生活中的侣伴。

长年孤身飘泊，对社会人生的种种观感，自身经历中的悲欢离合、乡情旅思，无所排遣，自然而然地宣泄于风花雪月、草木虫鸟上面。所以，唐人的写景诗，无论是气象峥嵘还是意境悠远，多渗透着诗人浓烈的主观情趣，较之六朝文人“照相式”的模山范水，风味各别。

台阁、山林而外，唐人还开辟了新的艺术天地，那就是边塞与都市。

边塞诗写作本不始于唐代，曹植、鲍照和一些北朝诗人已有篇什传世，但数量甚少，内容也比较单一。唐代边塞歌咏的崛起，构成了引人注目的现象，不光有一批专精此道的作家和众多脍炙人口的名作，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更为丰富生动。

举凡战争的酷烈、将士的英勇、统帅的骄奢、戍卒的苦痛以及边地的民俗、异域的歌舞、塞野的风光、新奇的传说，一概阑入篇翰，形成瑰丽而新奇的诗歌国土，在整个古典诗歌史上堪称独步。尤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诗人为代表。

探究它的成因，当和唐代边塞战争的频繁有关。而文人不辞跋涉，远赴边陲，乃至投笔从戎，报效边镇幕府，企求以军功博取仕宦，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边塞作为唐人漫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入诗篇，这是其他王朝所不曾有过的，也是那些时代的文士靠模拟乐府来写“从军”、“出塞”的题旨所不可比拟的。

都市题材的出现，也有着同样的因素。唐代社会经济的发达，促成了一批商业都市的兴起，它那繁盛的外表和特异的生活方式，吸引着漫游中的诗人的足迹，并经过他们的眼帘、心扉而形诸笔端。

如果说，唐太宗《帝京篇》写长安，还带有浓重的宫廷气息，那么，到骆宾王同题诗作和卢照邻《长安古意》中，都市生活就以它斑驳陆离的图景和喧嚣腾跃的节奏呈现在读者面前。

从此之后，一个新的诗歌传统诞生了。它写贵戚，写富商，写游侠，写歌妓，也写平民。它写风物的繁华，写节日的欢纵，写斗鸡、走马、摆博、击鞠的豪兴，写妇女的服饰容颜和士子的冶游艳遇，也写到豪华掩盖下的眼泪和不幸。

这是同台阁、山林、边塞很不相同的另一个世界，它的出现大大扩充了我国诗歌的表现领域，而其发端则在于唐代社会的发展和与之相关联的文人漫游生活。

总之，漫游之风的盛行，是唐代文人身份、地位的转变和整个社会生活变革的产物，而它反过来又成了唐代文人沟通多方面的社会领域和生活现象的聚合器。

02 从政：给予文人们以创作的思想动力

文人生活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从政。这本来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共同出路，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标示着这个信条。但唐人从政与前朝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以门阀制度统治下的两晋南北朝而言，从政可以说是世族子弟的特权。他们凭借门资，不需要有什么其他的准备，就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因此，他们虽然参预政治，却并没有干一番事业的想法，反以“遗情世务”或“不亲庶务”为荣。

至于当时的寒门知识分子，尽管对现实有所不满，有的人也怀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但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

比如，左思《咏史》八首就记录了诗人由“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的壮志出发，经过对“世胃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实社会的观察，终于导致“自非攀龙客，何为敬来游”的结论的思想历程。

陶渊明也是从少壮时的“猛志逸四海”，转向中年以后的归隐田园的。他们空有从政之志，而难睹从政之效。

真正能够将心志与形迹统一起来的，是唐代寒士的从政活动。他们生长在有为的时代，置身于能动的地位，必然要激起强烈的从政需求，即使遭受阻力，也无碍于他们把全部能量释放出来，去奋力追求既定的目标。

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成了最响亮的呼声，正充分表达了他们汲汲于用世的坚强信念。这跟六朝世族文人的耻谈国事，寒门士子的缄口难言相比，无疑昭示着一种新的人生态度。

唐代文人的热切于从政，也是宋以后人所不可比拟的。

从历史上看，宋人从政的条件就较唐人好：科举录取的面比唐人更宽；当官后的俸禄更为优厚。

但是，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也有不及之处：北宋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转入下坡，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内忧外患的煎迫，朋党相争的加剧，专制主义的强化，思想禁锢的繁密，而且愈到后来愈形严重。这一切必然会影响到人的行为方式，给他们的政治活动投上阴影。

在这种情势下，虽有一部分正直、勇敢的士人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积极从事政治革新，更多的人却不由自主地由“兼济”转向“独善”，由社会遁入书斋，以空谈性理之学为修身治国之本，至于“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这样的入仕从政，实际上又只剩下一个躯壳，而丢失了它的灵魂。

相形之下，唐人置身于门阀统治专制统治前后两重压制的间隙时期，能以上升、变革的时代精神作为自己的凭藉，可谓得天独厚。他们的主体意识在政治活动领域得以高度发扬，当非出于偶然。

从政的追求，促成了唐代文人以功业自许的怀抱。“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曾以“材足以动俗，智足以济时”自负，杨炯有“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的述志，卢照邻著《五悲文》感慨不遇，骆宾王参与徐敬业讨武则天的军事活动。

继起的陈子昂更不愿以文人自限，屡次上书论事和从军出征，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被誉为“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

盛唐诗人中，这种精神尤为高扬。如高适的“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岑参任谏官时也“频上封章，指述权佞”，并以“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的诗句自砺；李白更是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杜甫则是怀揣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为人们熟知。

即使是一些不以政治功业心见称于世的诗人，如王维、孟浩然，在那个时代精神感召之下，也都有过“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及“欲济无舟揖，端居耻圣明”的向往。

这样一种普遍的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发而为歌咏，就产生了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特有的理想精神、英雄性格与浪漫气息，形成那种明朗、高亢、奔放、激越的时代之音。

从政的追求，还养成唐代文人对世务的关心。在他们功业自许的怀抱中，除包含一己的功名利禄外，也常富于“拯物济世”的精神。

寒士阶层由于本身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生活境遇的困顿，有可能稍稍接近普通的人民群众，较真切地了解风俗民情。加以他们正处在封建制度自我更新的特殊历史阶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旧的矛盾趋于缓解，新的矛盾尚未严重到不可调和，这也使他们比较敢于正视现实，致力于揭露和抨击社会的弊病。

唐代文人这种关心世务的作风，同样在他们的诗歌作品里得到反映。体察民情、讽喻时政，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唐诗发展的全过程。

尤其进入唐中叶社会变乱、危机四伏的背景下，从杜甫、元结到元和前后的一批诗人，更是有意识地将笔触伸向病态社会的不同角落，对朝政、边患、强藩、内乱、宦官、朋党以及吏治、司法、赋役、工商、礼教、婚姻各类社会题材，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开掘和揭示，在诗歌史上亦属罕见。

比之六朝文人诗作大多拘于玄言、山水、宫体以及宋以后诗中日益风行的炫弄才学、翻造文字、模拟求似的习气，其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03 科举：促进了文人们多方面的艺术水平、文化修养

唐代文人生活的又一特征，便是应举。唐人入仕非由一途，而科举仍要算作最正规的途径。因为科举有定时和限额，还有一套标准的程式，是唐王朝选拔官吏最有效的手段，具有其他方式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特盛，由此进身的士人授官后往往升迁较易，以致中唐以下的宰相多由进士出身，更引起时人对科举的重视。唐代文人中，除李白表示不屑于应举，企图通过征召由布衣一跃而为卿相外，其余很少有人自甘放弃这条从政之路。

比如，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录唐代诗人278人，其中进士及第者171人，考取其他科目或应考而未取者尚不在内，可见科举势力之大。科举对诗歌创作发生了什么积极作用呢？

提起这个问题，人们便会想到“诗赋取士”，有人甚至把唐诗的繁荣完全归功于此，其实是一种狭隘化了的观念。考试诗赋，有助于扩大写诗的风气和促进字句音律的推敲，是无疑义的，但仅限于这一点，并不能保证诗歌创作的繁荣。

比如，唐人留下的试帖诗（用于科举考试，也叫“赋得体”，以题前常冠以“赋得”二字得名。起源于唐代，多为五言六韵或八韵排律），可以认作“诗赋取士”的直接产物，却是全部唐诗中最令人失望的作品，足以发人深省。

实际上，科举对诗歌创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漫游和从政都和科举有关。而单就考试本身所直接间接涉及的知识与技能来说，也不能局限于诗赋这一项。

首先，唐代科举名目繁多，常见的进士、明经二科以外，尚有秀才、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以及不定期举行的各种制科，总数不下五十余种，试诗赋主要是进士科的要求。即以进士科而言，所试内容也还有策问、帖经、杂文等，并不止于诗赋一道。

其次，正如上面所说，唐代科举考试不全取决于一张试卷，相当程度上要靠考生平时的声望，由此衍生出一种行卷的风习，即应试者将平生精心撰作的诗、文、杂著各类文章汇编成卷，投献于达官名流，请他们为自己延誉。

唐人看重行卷，决不亚于科场文字，而行卷的方面又很广，也决不是程式化了的一诗一赋所能包容得了的。

再者，唐制进士及第，并不能马上释褐授官，还须经过吏部博学宏词或书判拔萃考试及格，方予铨选，亦有人另参加制科选拔。

如白居易于贞元16年中进士后，又于贞元18年冬应拔萃试，作判百道；元和元年再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的一种），与元稹“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75篇，这些又都超过了试诗赋的范围。

于此看来，唐代科举考试要求于考生的，是比较全面的文化修养，包括经术、时务、文章以至书判，光用“诗赋取士”来概括，并不准确。

科举制度推动了文人去广泛涉猎典籍，增强文化修养。唐代著名诗人都以读书勤奋、学识渊博而自负。李白夸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杜甫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均为突出的例子。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回顾自己：

“十五六始知进士，苦节读书。二十以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逞寝息矣。”

生动地反映了一般士子为应举而刻苦攻读的情景。这跟颜之推所批评的梁朝“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明经及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以致招来公众舆论“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的讥诮，构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

正是这种文化修养上的多方面提高，给予文学创作以比较丰厚的知识基础，再加上技巧、声律、体制的讲求，才有可能促成诗歌的兴盛。唐代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不同于明清“八股取士”（后者只要求考生在“四书”章句和八股程式里打转），道理就在这里。

与此同时，科举也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唐王朝对举子资历的限制，是比较宽的，除贱民与商工杂色外，均能应考。这样就刺激了各类教育的空前发展，使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有所提高，也便扩大了诗歌的群众基础。

现存《全唐诗》里载有不少非专业文人的作品，说明一般民众已开始涉足诗歌创作。至于通过演唱、抄集、榜帖、题壁、口授等方式来传播诗歌，造成较为宽广的欣赏氛围，更是常见的现象。

比如，《集异记》所载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诸人“旗亭画壁”的故事，足证谱诗入乐传唱之风的盛行；白居易作诗使“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可靠，但他自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的话，谅非虚夸。这种情况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文人创作，促使作者考虑到社会的需求，注意改进作品的内容与形式。

唐诗的风格大多比较质朴明朗，形象活泼生动，语言口语化，声韵和美流畅，文人诗作与民歌之间的界限相隔不深，都是同群众基础的广阔有联系的。对比六朝世族文学的一味涂饰藻丽，堆砌典故，有意显示文人的“高雅”趣味，亦自区划判然。

以上从漫游、从政、科举三个方面说了唐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这当然远不足以概括唐人生活的基本内容，余如宗教生活、艺术生活、隐逸生活、娱乐生活以及衣、食、住、行等，也都对诗歌创作有重要的作用。至于不同时期不同人们的生活条件不一，他们的行为方式各有差异，不能划一对待，更是不言而喻。

不过从总体上看，上面说的这三个方面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仍是唐人生活的突出标志。从政作为人生的目的，科举为通向政坛的主要门户，漫游又是科举与从政的准备，三者联结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活道路，是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的。

就其对诗歌的影响而言，漫游为创作提供了生活的原料，从政给予诗人以思想动力，科举则又促进了多方面的艺术、文化修养和较为普遍的文化氛围，三方面的结合，恰恰为诗歌的繁荣创造了合适的前提，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比较特殊。

而这种独特的人生道路和创作条件的形成，又是同整个唐代社会生活发展与变革的大形势息息相通的。六朝尚门第，唐人求事功，宋明讲道学，清人重考据，这都不是出于主观任意。

一代风气的养成，有它现实的经济、政治的基础，而一旦转化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又会给予人的思想行为以强有力的制约和规范，进而推动并引导着时代精神文化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