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轼“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为中心 谈北宋时期的文化生活
以苏轼“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为中心,谈北宋时期的文化生活
相信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北宋都是以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而著称。在北宋时期涌现出了,数以万计的宋诗和宋词。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非常有分量的文学巨匠。
尤其是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集团”,将治世抱负与家国情怀与诗词融于一体。这其实也是北宋时期,比较典型的“文人治国”策略体现。
除了苏轼之外陆游、欧阳修、王安石等,在北宋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
笔者认为北宋时期,之所以出现了“文化盛世”的局面。除了与北宋统治者“文人治国”理念有关系之外,其实根本的因素就是政治格局比较宽松,
在加上北宋初年商品经济逐渐发达。在以政治和物质为基础的前提下,北宋时期的文化生活,才会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北宋时期的诗歌文化,虽然也有对风花雪月和花前月下男女之情的描写。但更多的是对政治、家国,以及怀才不遇等方面的撰写。这与北宋当时的国家处境,以及政治环境都有很大关系。
笔者认为无论哪个朝代的文学作品,以及由众多文化流派所形成的文化体系,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发展以及百姓日常。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北宋时期的诗词作者来说,他们的文学作品以及思想意识,都是北宋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轼诗词与北宋文化生活
1.苏轼顺境与逆境时的北宋文化表现
苏轼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二十岁时考中进士。如果按这种人生轨迹去发展,想必一定会顺利进入北宋政治权利中心。但由于其“文人”性格过于浓厚,所以这就为他后来的遭遇埋下了非常重要的伏笔。
苏轼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 在诗词、散文、书画等领域都有较高的建树。存世诗作高达2700余首,从这个角度看他确实是一位高产作家。但他的身份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二十岁高中进士后步入仕途。
从地方官不断升迁至礼部尚书等职,但他的仕途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年少时苏轼因诗词而闻名于世,做官之后又因“乌台诗案”被一贬再贬。正所谓“成也诗词、败也诗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诗歌风格,以及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也随着境遇不断变化而发生改变。
2.“乌台诗案”后的北宋文化生活
苏轼在《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中,写道“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写出了诗人自感命运悲凉的凄惨心境。“乌台诗案”既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是其思想、创作风格转变的关键因素。
“乌台诗案”既是苏轼由高楼万丈直至深渊的导火索,同时也是北宋时期官场,以及文化生活的一次灾难。从这之后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集团”, 在政治上开始进入了不得志阶段。
他们所撰写的诗词也由之前的志得意满,变成了“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这四句诗既有对君主的赞扬,也有对“小臣”生死未卜的惶惶不可终日。
从苏轼诗词风格以及思想的变化,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当时宋朝时期的文化生活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诗词作品,会受到诗词作者的个人遭遇,以及北宋政治格局的影响。苏轼作为北宋士大夫阶层,当仕途顺风顺水之时,闲情雅致就会悄悄袭上心头。
苏轼在《淘沙·昨日出东城》中写道“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绮陌敛香尘。雪霁前村。东君用意不辞辛。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无论是“试探春情”还是“墙头红杏”,都可以表达出作者轻松闲适的心情。
当“乌台诗案”发生并入狱之后,苏轼以及当时一大批,“以文讽政”的官员和诗词作者,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才发现,原来所谓的“政治宽松”是有限度的,如果不按照统治阶级的思想做事,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在这之后苏轼曾作诗《临江仙·送钱穆父》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这既是看透世态炎凉之后的真情流露,同时也是对北宋时期官场的失望之情。这种情绪其实也为后来,苏轼的“人文主义精神”诗词埋下了伏笔。
人文主义精神诗词与北宋文化生活的关系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生活在北宋中期,处于这个阶段的北宋王朝,虽然经济和商业方面依旧比较发达,但是政治生活方面就出现了,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朋党”之患。这种以政治利益所结成的团体,为了本集团的政治利益相互倾轧。
这不仅让北宋朝廷处于一片混乱状态,也对北宋的文化生活造成了很大冲击。文官们为了能够政治方面有所建树,不仅荒废了诗词创作的大好时光,同时也失去了诗词创作的灵魂。尤其是以王安石、欧阳修等为代表的文官,他们除了热衷改革“救国”以及争权夺利之外,在从政的中后期基本上没有太多经典作品问世。
1.“人文主义”诗词风格确立
而苏轼作为北宋官僚体制中的一员,在从政之后虽然也受到了,来自不同文官集团的政治迫害,并最终在“乌台诗案”中锒铛入狱。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苏轼的创作热情,相反这些曲折的经历,反而成为了诗歌创作的最佳素材。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北宋的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苏轼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创作者,开始走上北宋文化生活的巅峰。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深挖一下,苏轼这种带有强烈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观念,其实与政治不得志有非常大的关系。
每当北宋朝廷“新党”上台之后,都要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仿佛不这样做就无法体现出新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文化改革上,更是超出了伦理道德的底线。这与“文人治国”有很大的关联。
苏轼由于固执己见,希望能够多保留一些传统诗词体裁,但就是这种合情合理的想法,他就被“新党”不断排挤,直到彻底离开北宋政治中心。这种做法不仅是北宋政策上的失败,同时也是文化生活领域的大灾难。
2.“儒道互补”与人文主义精神相辅相成
苏轼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这首诗从表面上看,是一种以个人为单位的怀旧与感伤思想。
但如果揭开它背后的寓意,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苏轼在这首诗中想要表达的,其实是对国家改革不利、文化体系受到严重破坏的叹息。
笔者认为苏轼在不断变化的北宋文化体系中,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同时也为北宋文化生活守住了最后的底线。
苏轼后期的创作中,不仅包含了人文主义精神,同时还体现出“儒道互补”的基本风格。这种风格主要的主要表现就是,从写情绪到关注人生和社会动态。同时也对北宋时期的主流文化思想,即“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义思潮,提出了严正警告与挑战。
此时苏轼的诗词以及北宋文化生活走向,正在朝“儒道互补”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
这既是对北宋文化体系的完善与升华,同时也将北宋诗歌创作,拉回了社会现实与民生大计层面。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需要,同时也为中华文明史开辟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以苏轼作品为代表的北宋诗词,对北宋时代以及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仅起到了引领文化方向的作用,同时也重新拾起了“诗人品格”。所谓“诗人品格”就是,拒绝无病生吟、关注国家民生。
3.北宋中后期人文主义诗词精神的文化内涵
苏轼虽然不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创造者,但却是北宋“人文主义精神”的提倡者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作品,不断践行“人文主义精神”诗词的魅力。
让当时的人能够通过诗词等文化形式,更加关注国家命运、社会发展以及人生和命运。
从这一点来看笔者认为,苏轼以及他所推崇的“人文主义”诗词,不仅将北宋时期“虚无缥缈”,“粉饰太平”的文学作品落下神坛。同时也将人们的关注力,从政治生活转移到切合实际的自我价值上来。
他的诗词作品虽然内容、形式多变,但是在经历挫折之后,反而更关注“人”的变化。他认为人应该有反抗精神,并且应该通过不断学习完成人生理想。
虽然一系列想法有点超前,但却对北宋时期的文化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北宋时期文化生活的主旨与影响
苏轼虽然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但必经也是众多知识分子中的一份子。他的诗词歌赋中,虽然有超出时代的文化内涵,但也无法逃脱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内心苦闷。笔者认为这一点,可以从苏轼的诗词精神中找到答案。
苏轼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代表,也是北宋政治体制中的一名官吏,也同样无法逃脱阶级属性的羁绊。作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佼佼者,虽然他在官场屡屡失意,但这也无法阻挡他的诗词流芳百世。
笔者认为生活在北宋时期的苏轼,他的诗词思想与内涵,他在诗词中所表达的诉求与态度,其实就是当时北宋文化生活的主要特点。
虽然他的诗词也不得不受到社会环境以及认知的束缚,但他能够摆脱束缚另辟蹊径,这其实也体现出了北宋文化,需要创新和蜕变的历史必然性。
结 语
《念奴娇·赤壁怀古》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可以作为苏轼一生为官,以及作为文化巨匠的真实写照。
苏轼在经历众多磨难之后,开始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以及北宋文化建设中去,其主要思想内涵就是“忧国忧民”。
北宋的政治虽然比较孱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朝代,在经济、文化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北宋文化以中国千年文明为积淀,以众多迁客骚人为载体,形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百花齐放的局面。但这些其实只是北宋文化的表面意义。
笔者认为苏轼文学作品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儒道互补”的朴素情怀,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文化背景之下孕育出来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轼的文学精神就是北宋文化精神的精髓。
【参考文献】
陈才智《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
钟鸣 《苏轼词的文化精神》
赵宝丽《宋诗中的石意象与文化意蕴研究》
苏蔓 《试论苏轼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