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人活着 九一八事变就不会发生
1981年，张学良与一人回忆起郭松龄，两人都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
郭松龄，比张学良长8岁。22岁考入奉天陆军小学堂，毕业后被派到奉天中路巡防营朱庆澜部任哨长，次年随朱入蜀。在川期间，曾入四川陆军讲武堂学习。1911年升任管带，旋即加入同盟会。同年回奉天。民国初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时，朱庆澜由黑龙江调任广东省长，郭应邀赴广州，被任为驻粤滇军讲武堂教官。曾面见孙中山，向孙中山提出：“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碍，故其自身亦须革命。”1918年，郭松龄返奉，先任督军署参谋，东北讲武堂重开，被聘为战术教官。郭松龄是个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军人，对张作霖不断对关内用兵，不以为然。郭松龄认为：“欲谋东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穴，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
在讲武堂，郭松龄见张学良聪明进取，是棵好苗子，遂常向他宣传“练精兵，御外侮”等爱国思想，并传授数学、物理等炮兵所需要的知识。郭性格沉稳寡言，不事应酬，待人谦和，谙于军事，常着士兵服装在练兵场上身先士卒，深受张学良称许。张学良虽然年轻，却知人善任，视郭为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两人迅速发展成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张作霖升任蒙疆经略使后，为征蒙所需，奉军扩编为十个旅，张学良的卫队旅改编为奉天陆军混成第三旅，郭松龄因吉林剿匪有功，被提升为奉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三、八两旅组成联合司令部，合署办公。此后，两人经常睡一铺炕，在一间屋办公，张学良放手让郭松龄整训部队，凡行政管理、训练、人事任免都由郭松龄负责。张学良常对人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他自己只是注意调整郭与张作霖之间关系。共同指挥，共同作战，直到郭松龄反奉。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与段祺瑞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这时的张作霖，除占有东三省、热河、绥远、察哈尔外，又控制了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直至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国内势力最大的军阀。张作霖为进一步武力统一中国，准备“大封诸侯”。张学良建议任郭为安徽督办，张作霖已同意，郭得知后，提出要求说：“南方人心怀叵测，必须带二师重兵，方可足资震慑！”杨宇霆反对说：“如果我去，则不带一兵一卒，只凭政治手腕，不但苏皖二省可保无虞，并在半年之内，可使长江中下游各省来服我东北。”张作霖担心督办带重兵上任，必引起南方怀疑，恐激成速变，旋以段祺瑞政府名义任命杨宇霆、李景林、张宗昌和姜登选为江苏、直隶、山东和安徽督办。1925年秋，受张作霖排挤的冯玉祥与孙传芳联合反奉。张作霖准备进攻冯玉祥国民军，郭松龄因受杨宇霆排挤而失去安徽督办一职，心怀不满，不愿去打冯玉祥。10月，郭去日本观秋操，正赶上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也在日本观操，郭向韩表示，张作霖“若是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松龄在奉系集团中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新派人物，他一方面反对军阀内战，主张改革政治，“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多次向张学良表示，不能再为少数人的利益，打仗争地盘，这一主张深得张学良赞许。另一方面，郭松龄第二次返奉后，就有夺取奉军、改造东北的雄心。他曾向刘鸣九表示要弃军从政，竞选参议员，然后竞选总统，期望做一个善于治国的领袖，名垂千古。“五卅”惨案后，李大钊曾派人到奉天，策动郭松龄反奉。郭松龄回国后，即与冯玉祥、李景林联络，结成反奉联盟。郭、冯还正式签订了密约。密约中议定冯玉祥据西北，直隶（今河北）归李景林，郭松龄管东三省及内蒙古，冯、李共同支持郭反奉。当张学良携张作霖的命令和郭商议进攻国民军计划时，郭松龄愤然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宇霆）这帮人搞坏了。安徽、江苏的失败，断送了奉军三个师的兵力，现在又要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并提出“父让子继”，改革三省的主张。郭松龄反对军阀混战和主张革新东北，张学良是赞成的。但郭要“革”张作霖的“命”，张学良自然不能同意，劝郭回心转意，无功而去。郭在滦州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说“松龄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一身所有，皆公之赐。……凡所希之功名，皆为公而求，所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同时表明“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以清君侧而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郭松龄到昌黎又写一封长信给张学良：“公（张学良）应对上将军张作霖尽忠尽孝，但是，若徒以服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委亲于至危，实非圣人无违之义。”“至忠之界说，现今国体共和，主权在民，故吾辈之忠，应忠于国家人民，……决非忠于一人。”最后还说：“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杰’，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郭松龄反奉和因反奉被杀，对张学良来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六个月后的1926年6月1日，张学良在给饶汉祥的书信中，这样评价郭松龄：弟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年冬，举事卤莽，自取灭亡，半生汗血劳动，捐于一旦。此事前不能察觉预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悼痛曷极！……迭次致书茂宸，均为先生所亲见，并无一语怨及茂宸。对郭松龄反奉，张学良感到痛心，但认为郭松龄具有令人倾倒的人格魅力和进步思想。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人格赞美和思想认同，形成了他与军阀抗争的批判精神。据何柱国等人的回忆，国民党第二次北伐时，张学良曾产生了欲将张作霖创立的奉军改为“北方革命军”，与北伐军合流的想法。尽管此事的真实度有待考证，不过，张学良的头脑中确实接受了诸多来自于郭松龄的新思想。他曾说：“郭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直到西安事变时，张每遇到困难，常说：“如郭茂宸在，就不会这么困难了！”“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在台北探视病中的齐世英，二人回忆起郭松龄，两人都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