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至传说黄帝下至真实汉武帝 司马迁一部著作道尽沧桑轮回！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而他的《史记》令千千万万的后代着迷，《史记》是一部博大精深的通史。作为我国文化史上一部规模空前的伟大历史著作，比较详尽地记录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的历史，系统记录了古代中国长达3000年的史事，充分地体现了汉朝以前史学的最高学术成就。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3/5左右。
《史记》取材广泛，包罗宏富。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司马迁对所搜集的材料还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剔除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付之阙如，或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司马迁采取的是慎之又慎的科学态度。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计有52.65万字。
一、司马迁主要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社会氛围，激励着这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历史学家，他很好地把握住了蓬勃向上的时代脉搏，在历史学方面做了许多前无古人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首先，司马迁的《史记》一反汉代以前的史学传统，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写史模式。在先秦时期问世的《左传》、《战国策》、《国语》等著作，分别是以编年、记事、记言的形式记述历史或史事，而《史记》则是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方法。
“本纪”，是历代帝王的传记，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业绩，是全书之纲。十二篇“本纪”就是十二位帝王的传记，“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连贯相衔，一脉相承，构成了历史的主线。“世家”，是诸侯王和一些列侯的传记，因为这些人在全国各个重要地区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的活动也就构成了当地的地方史。
“列传”，记录了当时活跃在众多方面的代表人物的言行，这犹如条条神经，通往社会的各个层面。这种像金字塔一样地围绕历史人物撰写历史的体例，被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幾称之为“纪传体”。刘知幾在《史通》中把“诸史之作”条分缕析，分为“六家”，并将其归之为二体，即“编年体”和“纪传体”，司马迁以其首创之功，被称之为“纪传体”的开山鼻祖。
其次，《史记》一反先秦时期或以编年，或以地域写史手法，开创了“通史”的体例，以百科全书式的笔触记录了华夏民族的完整历史。如顺着司马迁提供的历史线索，追根溯源，华夏民族便找到了自己的根，中华文化也找到了自己的源头。关于华夏民族的初祖，一直到战国晚期才在诸子的典籍中出现“三皇五帝”的说法。
当时，所谓“三皇”，主要有两种版本：一曰天皇、地皇、泰皇，一曰伏羲、神农、黄帝。所谓五帝，主要也有两种版本：一曰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一曰大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是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第一次把黄帝作为五帝之首，并考证出五帝之间的世系关系：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唐尧是帝喾的儿子，虞尧是黄帝的八世孙。
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把司马迁的结论奉为圭臬，也一直把黄帝奉为自己的初祖，黄帝的英名始终起着凝聚民族精神、唤起民族意识、维系民族感情的巨大作用。千百年来，以黄帝名义形成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和持续弘扬的中华文明，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国家无论经历了多少次分裂、多少次战乱，面对着多么强大凶恶的外部敌人，中华民族总是沉着应对，战胜一切敢于阻挠、反对国家统一的敌人，始终以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凡是中国人，无论哪个朝代，无论哪个党派，无论走到哪里，作为“龙子龙孙”的记忆都永远不会消失。那些自视为“天子”的帝王，那些斗争惨烈的政客，那些浪迹天涯的游子，只要来到埋葬黄帝的桥山之下，都会大动情感，匍匐在黄帝陵前。真可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再次，司马迁一反《左传》、《战国策》、《国语》那种零敲碎打式的写史方法，以宏大的视野展示了历史的悠长和社会的纷繁，将中国上古数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天象、灾异等自然现象，做了系统的记录和论述，构成一幅完整的大历史的格局。这种既包括社会史，也包括自然史著作的论史体例，主要体现在《史记》的“八书”里。“八书”的内容为：
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真可谓囊括天地，无所不包了，诚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便，作‘八书’。”这种对社会、自然作专门、系统论述的史学论述体例对中国历史科学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历代修史，必设“天文志”这样的章节。
因为古人把风、云、雨、露、霜、雪以及地震灾异、日月之蚀，也作为天文现象看待，所以，无论天上的灾异还是天上的变故，都是“天文志”记述的内容。同时，古人还把某些自然界的突发现象和社会上的人事变迁联系起来，即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贲》)，“察星辰之变，而参与政者”(《隋书·经济志三》)，所以“天文志”就包罗万象了。南宋的史学家郑樵，平生对司马迁极其推崇，晚年网罗各代历史，编撰《通志》一书，其中的二十略，颇多创见，从天、地、人、礼、乐、书，到政治、经济、法律、艺文，以至于金石、灾祸、祥瑞、昆虫、草木，其博大与精到，显然是继承和发扬了《史记》大历史体例的优良传统。
第四，是司马迁一反中国历史上长期重本(农)抑末(商)的思想，第一次把商人同帝王将相这些历史活动的主体摆放到了一起，同样成为构建中国历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司马迁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里，集中地记载和论述了与商品货币关系相联系的经济问题，记述了封建国家管理商品货币经济的政策措施。
司马迁论述了商业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即“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用之”;论述了人类追逐私利的本性，乃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论述了商战的规律，即“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活跃在各国经济、商业战线的富商大贾发家致富的事迹。像“治产积居”而“遂至巨万”的陶朱公范蠡;“结驷连骑”而敢与各国诸侯分庭抗礼的子贡;“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的郭纵;以畜牧业致富、受到秦始皇赏识的乌氏倮，以及计然、白圭、猗顿、巴寡妇清、蜀卓氏、宛孔氏、曹邴氏、刀闲、师史、宣曲任氏、无盐氏，关中的田啬、田兰和栗氏、杜氏等等，他们都是第一次以商人的身份登上中国的正史。
司马迁忠实地记述了他们的经商经验，热情地歌颂了他们的智慧，并以历史事实证明管仲“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理，他还以春秋时期的范蠡为例加以说明。当范蠡洗雪了会稽之耻以后，潜赴到山东陶邑经商，采取囤积居奇的手段，与时逐利，发了大财，但是，这位陶朱公并没有把这些钱财据为己有，而是在19年间，先后两次把自己所赚到的钱财分给贫困的朋友和远方的兄弟，树立了一个“人富而仁义附焉”的典型。
这对将商人贬之为“五蠹”(韩非指儒家、侠客、纵横家、奸臣私门的党人、商工之民)之一的传统思维是强烈的冲击，这对当时朝廷抑制商业、轻视商人的做法也是有力的批判。为了进一步申明自己的见解，他还在《货殖列传》的结尾不无深意地写道：“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商业经济的记载和论述，对后人有很大影响。班固在《汉书》中不但完全继承下来，还增补了有关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农业生产、农业政策、粮食政策等方面的内容，称之为《食货志》，使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记载更加全面。在《史记》、《汉书》的影响下，重视记载经济史实，成为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一个优良传统。
《史记》还拓展了历史的概念，第一次把视野从华夏民族生活的中原地区同时转移到了中亚、东南亚一带，从而树立起世界史的观念。
司马迁发扬了古代史学家秉笔直书的传统，将犀利的笔锋直指当代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古代修史，无一例外地都是后代写前朝，这就避免了史官的尴尬。同时，《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所以作为史官，当然就更没有生命之虞了。然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恰恰相反，在《史记》的记录里，他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写历史的。他一方面肯定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封建统治;对外废除和亲，反击匈奴，一洗中原王朝几代人的耻辱。
汉武帝的大动作改变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对此，司马迁是赞誉有加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司马迁也毫无保留地揭露了汉武帝的弊政，如强行“推恩令”，任用酷吏，甚至以“腹诽”之名定罪，最终把强化统治变成了专制暴虐;率性用兵，杀人灭国，最终把反击侵略变成了穷兵黩武;穷奢极欲，大建宫室别馆;雅好女色，后宫美女数千;梦想成仙，崇信妖人;热衷封禅，遍祀诸神……可以说，在《史记》里，汉武帝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司马迁以其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史学家的责任感，为后人树立起难以跨越的标杆。据说汉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完全是可能的。
——司马迁把中国境内的大小民族都视为炎黄子孙，用胡汉一家的超前历史观记载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他把居住在中原的民族世系记录得十分详尽，从三皇五帝到汉代的历史，都是一脉相承：夏之开国者禹，是黄帝的玄孙;商之建立者成汤的先祖殷契，乃帝喾的儿子;周朝的奠基者周文王的先祖后稷，亦帝喾之子;至于秦，则“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至于得天下的汉朝，乃续成周之大统。而散居在汉帝国疆域之内的各少数民族，司马迁则不吝笔墨，分别加以考证。
游牧于北方的匈奴人，其先祖是夏后氏之后，叫淳维。匈奴后来发展壮大，形成山戎、猃狁、荤粥等部族，以畜牧为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以机动的骑兵，长期为祸中原，黄帝就有“北逐荤粥(匈奴的另一拼法)”的记载。在战国末期，逐渐兼并，形成匈奴和东胡两族。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射杀乃父头曼单于而自代。不久，又灭掉东胡，统一了匈奴。从此，匈奴作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西逐月氏，南略燕代，进而严重威胁中原王朝，几近百年之久。直到汉武帝中期以后，才在汉军的多次沉重打击下衰败下去。在此之后，这个北方民族同中原民族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读史可以明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宝贵的东西，我的文章很长，但是耐人寻味的《史记》读来是不乏味的，看一章节，仿佛就看透了一个世纪的一生，上至传说黄帝下至真实汉武帝，司马迁一部著作道尽沧桑轮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唯有司马迁的《史记》了，而我们只不过站在他的肩膀上看世界，只是这个世界的翎毛凤角一隅，写司马迁的《史记》感想，也着实不敢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