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政要》入手 细说唐太宗的君臣激励理论和激励实践

引言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 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 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 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 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

唐太宗在位的贞观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盛世，这一时期政治清明、君明臣贤，给后世留下了大量创新性知识成果。这些成果都和唐太宗君臣对激励理论有着深刻认识并采取了正确的激励方法、建立了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特点的激励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国家知识创新的参与者来说，只有充分保障其合法权利并满足其需求，才能提高他们的参与积极性，促使他们自觉自愿进行知识共享，推进知识创新。本文将从古籍《贞观政要》入手，细说唐太宗的君臣激励理论和激励策略，总结探讨贞观时期国家知识的创新。

唐太宗君臣的激励理论

激励，是激发鼓励的意思，就是利用某种外部诱因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产生一股内在的动力，朝向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过程。在《贞观政要》中，与激励相关的词汇出现频率较高，“赐”九十六次，“赏”四十九次，“罚四十七”次，“嘉”三十九次，“励”二十一次，“奖”十四次。《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君臣对激励理论的深刻认识和成功实践。

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贞观政要》中记载了唐太宗君臣的多次关于赏罚的论述，并把赏罚提升到国家大事的高度来看待，提出了“国家大事，惟赏与罚”的论断，而且拿出了令人信服的赏赐依据。其一，从国家大事的高度看待“赏与罚”两大激励手段，把正激励和负激励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规范国家治理和团队建设的关键所在。

其二，赏罚作为国家大事，应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才能起到激励的效果。正如唐太宗所说：“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唐太宗坚持“赏不私亲”的原则也是要确保公平公正。其三，赏罚的目的是劝善惩恶，弘扬正能量。贞观六年，唐太宗说：“用得好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

唐太宗与魏徵卡通形象

这说明，唐太宗对于赏罚的功能和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弘扬正气、劝善惩恶。魏徵也指出，恩赏若不用来鼓励行善、刑罚不用来惩办奸恶，要想行正去邪是办不到的，“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其四，赏罚要慎重，不可轻率行事。正如唐太宗所说：“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

赏当其劳，罚当其罪“赏当其劳，罚当其罪”，讲的是无论正激励还是负激励都要做到公平公正；若赏罚不当，非但起不到激励的效果，反而会引起管理的混乱、损害组织的信誉。《贞观政要》中记载了太宗君臣的多次与赏罚公平相关的理论阐述。他们认为，情感因素、功利因素及违反工作流程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赏罚的公平。

魏徵在一次奏疏中指出，影响赏罚公平的第一因素就是情感。对自己所爱的人，即使是有罪，也不施以刑罚；对于所憎恶的人，即使是无辜，也不免于刑罚。人有小的缺点，就因此把他的许多优点一笔抹杀；人有小错误，就忘了他的大功劳。这些都是情感的困扰。唐太宗非常赞赏魏徵的观点，《贞观政要》载：“书奏，甚嘉纳之。”贞观五年，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

贞观政要

开物成务，终由外奖贞观十八年，晋王李治初立为皇太子，散骑常侍刘洎上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开物成务，终由外奖”。“开物成务”出自《周易·系辞传》。刘洎所提出的“开物成务，终由外奖”，说的是：开通万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务，最终要通过外在激励来完成。刘洎的这个观点和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国家大事，惟赏与罚”有同样的高度，值得重视。

刘洎是针对“高宗初立为皇太子，尚未尊贤重道，太宗又尝令太子居寝殿之侧，绝不往东宫”这一事而撰写并提交这篇奏疏的，其目的就是希望唐太宗激励和培育好太子，使太子具备理政能力。由此不难看出，刘洎在奏疏中提出的“开物成务，终由外奖”的命题中的“外奖”并不是“外在的辅助”，而是“外在的激励”，是十分重要的激励思想。

尽管他在奏疏中没有说明，但是在唐太宗治国团队中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唐太宗接受刘洎的意见后，立即安排刘洎、岑文本和马周轮流去东宫陪伴太子，通过这些德高望重的大臣来指导、激励和培养太子。“开物成务，终由外奖”体现了唐太宗君臣对“外在激励”的深刻认识。

唐太宗与

贞观时期国家知识创新的激励策略

唐太宗君臣在其激励理论的指导下，为了激发国家决策团队和知识团队的创造力和创新力，采取了多样化的激励措施，对于知识创新参与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激励策略。他对房玄龄说：“傥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而对于作为“贤君子”的国家高级知识型人才，则可以授予官职，兼顾学术。

克己励精，自励励人唐太宗君臣认为，“克己励精”是激励的最基本的策略，只有以身作则，先正其身，然后才可以安天下；如果帝王自己做不到精益求精，就难以要求大臣精益求精。《贞观政要》开篇第一章就是关于克己励精的论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唐太宗的这番话引用了孔子的观点，说明孔子的思想是唐太宗激励思想的重要源头。

《贞观政要》中记载了大量唐太宗关于克己励精的描述，唐太宗几乎是把“克己励精”作为了口头禅，时时刻刻挂在嘴边上。从激励策略的角度看，“克己励精”同时具有“自我激励”和“激励他人”的效果。唐太宗曾说：“魏徵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

唐太宗画像

《贞观政要》记载的这段对话生动地展现了“克己励精”达成的“自励励人”的双重效果。正是因为唐太宗做出了表率，魏徵才敢于谏言，成就了一代良臣风范。

用人不疑，诚信为治贞观四年，太宗君臣讨论到了隋文帝的为人。萧瑀认为：“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唐太宗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隋文帝虽然勤于政事，克己励精，但是他“多疑于物”，不信任大臣，每件事都亲自决断，所以朝臣都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

唐太宗指出：“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唐太宗坚持用充分信任来激励高层次知识人才，以鼓励他们的创新。

唐太宗君臣多次讨论诚信的问题，《贞观政要》中专设有《论诚信》篇。魏徵在其奏疏中更是把“诚信”提高到国家大事的层面来看待，他说：“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用人不疑，信任大臣，以诚信为治，这是治国理政和激励人才的关键所在，需要贯彻始终。

唐太宗雕像

弘奖名教，劝励学徒“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是李百药在上书中称颂唐太宗的话。当然事实上，唐太宗也是这么做的。大力倡导国家教化，鼓励学习，弘扬正气，树立国家名教体系，一直是唐太宗君臣十分重要的激励策略。唐太宗树立了国家名教的最高典范——孔子。贞观二年，诏停以周公为先圣，在国学建孔子庙堂，立孔子为先圣，并多次视察国学。

唐太宗与大臣讨论朝政大事，总不忘勉励他们坚守名节。太常卿韦挺曾经上疏，唐太宗读后赐书称赞其忠诚，并嘱咐其坚持下去。他说：“若能克全此节，则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励终始，垂范将来，当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朕比不闻其过，未睹其阙，赖竭忠恳，数进嘉言，用沃朕怀，一何可道！”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和大臣讨论君臣关系，魏徵引用了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的故事，唐太宗最后勉励道：“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对历代名儒，唐太宗也下诏褒奖，寻访名儒后人，使用名儒的著作做教材，并将名儒配享孔庙。

孔庙

从善如流，不与辩争“从善如流，不与辩争”是唐太宗与臣下进行互动过程中发现的激励策略。作为天子，在接见大臣过程中，仪容严肃，有的大臣汇报工作中会紧张恐惧、语无伦次，唐太宗从中反思：日常工作中尚且如此，若是给皇帝提意见，更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因此，身为天子，应该做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若是怪罪他们，那还有谁敢发言？

唐太宗是一个善于自我反省的人，他为了激励大臣们多分享对国家政事的见解，做到集思广益，可谓是用心良苦。正如《贞观政要·求谏》篇载：“太宗威容严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借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唐太宗与大臣讨论朝政，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天子金口玉言，并不能随便发表结论，倘若天子一旦做出结论，大臣们就难以再辩驳。

唐太宗作为历史上以“从善如流”著称的开明天子，主观上也和大臣们一样，认识到了“从善如流，不与辩争”在激励臣下的重要性，而且也在实践中采取了相应的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请唐太宗的激励理论与实践

结语

唐太宗君臣创造了历史上久负盛名的贞观之治，这与其成功实施多项国家重大知识创新工程密不可分。他们分别在激励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成功探索。在理论上，唐太宗君臣提出了“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罚当其罪”和“开物成务，终由外奖”的重要观点；在实践上，他们实施了“克己励精，自励励人”“用人不疑，诚信为治”“弘奖名教，劝励学徒”“从善如流，不与辩争”四大策略。这些成功探索在千年之后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吴兢，《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刘煦，《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