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我心中排第一的企业家 他失败但伟大

张謇是国史上第一位下海经商的状元，他的大生集团一度是中国最大的私人企业，他是中国商绅集团的绝对领袖，他也是清帝退位诏书的起草人。

这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你若问我心目中排名第一的企业家是谁，我会说是：张謇。

当今存世的所有企业家，就精神境界而言，张謇是最值得追慕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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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中日爆发甲午海战。

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

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一位翰林院的老修撰是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年过八十，久跪不能起身。

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头也没有抬过一下，好像眼前视若无物。

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中年时期的张謇

其实满朝文武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状元下海办厂，是千百年来的一个天大的新鲜笑话。

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自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以来，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然而，张謇经商却颠覆了所有的光荣。

他好像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个大锤，其震撼效应难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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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

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牧生涯，最远还去过朝鲜，当状元时已年过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轻狂。

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他还曾替张之洞起草过《条陈立国自强疏》，明确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张謇把自己下海经商称为“舍身喂虎”，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

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

在一篇晚年自叙中，他回忆说：“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重复推究，乃决议捐弃所持，捐躯喂虎。确定吾为我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益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张謇要办一个纱厂，他起名为大生，其意源自《易经》的“六合之大德曰生”。其时，日本商人获准在上海开办纱厂、丝厂，张謇颇有与之争利的意思。

状元办厂，雷声很大，可是实际上却很困顿。

他的创业资金只要戋戋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还是向朋友借垫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大官巨贾在背面支撑，在官职上，他也不过是一个虚衔的翰林院编修，没有什么公权力能够利用。

所以，大生纱厂从一开端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味。

张謇拟订了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规章》，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估计每股每年能够获利22两，计划以2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完结认购。

大生纱厂股票

然而，虽然出资报答颇是诱人，并且张謇还有一个显赫无比的状元光环，可是，募股却很是不抱负，很多人对这个从来没有通过商的墨客不信任。还有人问他“什么是工厂”。

他去上海招股，数月下来一无所得，还把囊中的钱都花了个精光，只好摆摊卖字才凑齐旅费回了南通。

到1899年夏天，大生纱厂才算筹足资金开了工。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纱出了厂，当日开动纱锭6000锭。到1900年2月，大生纱厂就赚回赢利2.6万两白银。

张謇有天然生成的办理和经商才干。在大生兴办之初，他亲自执笔编撰《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各人均有清晰的责任，奖罚办法、赢利分配方法等都有具体规定。

《厂约》之外还有25个规章，规则达195条，在其时，这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大生纱厂

在纱厂正常出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本钱，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端自己种棉花。

接着，他又连续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等。

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工业上的关联性：办广生油厂是要使用轧花下来的棉籽，办大隆皂厂是使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开始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使用起来，为大生出产包装纸和笔墨林的印刷用纸，办复新是因为大生有富余的动力并且每天浆纱织布需求很多面粉，办轮船公司开始是为了大生的运输需求，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外来人口渐多需求住宅，办铁厂则是为了制作织布机、轧花车等设备。

如此齐备而精妙的工业链打造，完全是大工业制作的理念，不光在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百年后视之，仍是商业战略上的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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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办厂，别的一个大的贡献是“绅督商办”，这是晚清企业的一大前进形式。

张謇在大生纱厂

作为股份制的大生纱厂，股本中有一半是公营的南洋纺织局积压的纱机折算过来的官股，所以在一开始它也被称为是“官商合办”。

不过终张謇终身，他都没有让官府的手伸到企业里来过。数十年中，官股历来只拿官利、分红，并不干与厂务。

身为“总理”，张謇自己虽也是股东之一，但股金不过区区2000两（在悉数本钱中只占0.4%），他在大生的威望历来都不是靠本钱，靠股份，而是靠他的状元头衔、人脉资源，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负责全权办厂，这是他独有的不行代替的优势，官代替不了他，单纯的商也不行能代替他。

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我们称之为“士商”或“绅商”，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我国渐成时髦。

学者马敏认为：“在官与商这两大社会阶层之间，士商以其‘兼官商之任’的双重身份，含糊了官商边界。他们往往上通官府，下达工商，即所谓‘通工商之邮’，构成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前言，担负起既遵循官府目的，又为工商界代言的双重使命。”

张謇西装图

这一士商阶层的陡然出现，因其思想、资本与政治资源的多重组合，很快成为影响中国变革进程的一大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的社会动荡中扮演了重要而微妙的角色。

1900年之后，张謇的大生纱厂进入全盛期。

从1901年到1907年，张謇一口气先后创办了 19 家大大小小的企业，赫然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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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向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对企业家来说，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这方面，张謇是一个最值得纪念的典范。

他常对人说，“我知道，我们政府绝无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围内，得尺得寸，尽可能的心而已。”

张謇创办的南通师范学院

张謇的尽心构思是，靠一己之力量，彻底改造自己的家乡南通县。而实行的办法就是“父教育，母实业”，把南通建成一个带有自治性质的模范城市。

从1903年开始，他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

南通原本是个偏处一隅的小城，在张謇办厂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人们按农业社会的节奏过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小城被一条叫濠河的河流所环绕，千百年来有“富西门，穷东门，叫花子南门”之谓。张謇便把自己的事业都投注在南门之外、濠河以南的荒地上。

他立誓要在这里建一座中国最好的模范城。

随着他的企业日渐增多，荒芜的城南竟渐成气象。

南通旧城内民房矮小密集，街道狭窄，宽不过两间，只能通人力车，南边的新城则道路宽广，可通汽车，沿着濠河和模范路，南通师范、图书馆、博物苑、更俗剧场、南通俱乐部、有斐旅馆、桃之花旅馆，以及女工传习所、通海实业银行、绣织局等等企业及公共设施比邻而兴。

百年前的南通

将近二十年下来，南通成为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上海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称之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

1922 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正好是他70岁大寿。

让人感慨的是，也正是在这一辉煌的时刻，张謇的企业突然冒出了危机的苗头，他很快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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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源于市场的突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进入战后复兴，中国再成被争夺的市场，再加上连年农产品(000061,股吧)歉收，各种原材料大涨，脆弱的民族产业受到严重冲击。

晚年时期的张謇

其中，景象最惨的是前些年发展最快的棉纺业。

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价格上涨了73%，厂家不堪其重，爆发了纱厂危机，到1924年初，三分之一的上海纱厂停产歇业。

在这场危机中，最轰动的事件便是张謇的破产。

晚年的张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务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设，他到底有多少时间花在生产经营上不得而知。

大生集团在1919年创下盈利380多万两的最高纪录，到1922年就因棉花涨价而出现了亏损，该年亏掉70万两，其后就江河日下。

到1924年，大生已欠下400万两的巨额债务。

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光是大生一厂的债务就已经高达906万两，张謇被迫把苦心经营将近30年的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接办。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面接管大生企业。

已年过72岁的张謇晚年居然遭遇如此劫难，他不由感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年代”。

张謇与其家人

张謇商业王国的陡然衰落，除了棉纱产业的危机外，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理想主义的沉重包袱。为了南通的公共事业，大生纱厂常年无偿输血，已超出企业正常的负担。

到1924年前后，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企业办社会，最后拖累大生。

二是多元化经营失控。张謇晚年反省失误时承认“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其中失误最大的投资是垦牧产业。

垦牧业带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投资大，周期长，而且受海潮、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张謇先后创办了近20家垦牧企业，围海400万亩，累计投入资金2119万元，它们竟然全数失败，纱厂资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

三是企业管理混乱。大生虽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謇的光环太大，晚期更是近乎于“神”，集团内各实业公司都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他请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业之外，对于经营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因此，管理弊端丛生，一旦发作，便无药可救。

张謇纪念馆

1926年7月17日，张謇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

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时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如他这样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

胡适为他的传记作序言，称他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毛泽东则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其实，张謇之不能忘记，又何止轻工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