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kenBetter主流货币理论简述

今天TokenBetter带大家了解一下，在货币历史演化过程中是哪些因素支持着不同形式的货币履行其职能,尤其是交换媒介职能。商品货币具有使用价值,即使它的使用价值对于每个人并不相等,但只要人们相信它对于大部分人,甚至只是某些人有足够的使用价值(或者用博弈论的术语更为严格地表述:“商品货币对于某些人具有使用价值”是公共知识),它作为交易媒介的可接受性就能得到支持。

对于可兑换的符号货币而言,仅仅依托抵押品的使用价值是不够的,还需要信任。以一袋盐的借据为例,要愿意接受它作为交易媒介,你不仅需要知道盐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还需要相信写借据的人具备归还这袋盐的能力和意愿,以及相信这张借据是真实的。

回溯历史,为了克服关于兑现能力和意愿的信任障碍,诞生了复杂的货币发行准备制度,而围绕着凭证真实性的信任问题则是货币防伪技术与伪造技术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符合米塞斯的“回溯定理”(Regression Theorem):货币的可接受性可以追溯到其最初得以衍生出来的物品的价值,然而一旦货币形式进入了不可兑现的法定货币(Fiat Money)阶段,这条追溯的链条忽然中断了,被代之以模糊的“国家信用”。

考虑到法定非兑现货币的历史,比特币对于大众货币观念最大的冲击不应该来自于它缺乏“内在价值”(毕竟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法定非兑现货币都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而更应该来自于它缺乏公共权威的信用支持。不过,在人们惊讶于这一点之时,却常常忽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愿意接受缺乏“内在价值”的法定非兑现货币。

简单地强调“主权货币有国家信用作为支持”并不能作为满意的回答,它很容易遭受后续一系列的追问:什么是国家信用?如果政府根本不兑现货币,那么国家信用体现在哪里?对此,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给出的一种解释是法定货币的纳税功能。

这种税收驱动货币的观点使得米塞斯的回溯链条得以继续(尽管货币国定论者显然不会对印证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感兴趣):纳税的能力赋予了法定货币最初的“使用价值”。

然而,这种直截了当的逻辑会面临另一个问题:税收价值只占经济体中流通货币总量的很小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货币价值得不到前面回溯链条的支持。除了税收驱动货币论之外,那些诉诸政府权威或强制力的解释则更缺乏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