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母亲眷恋一生的城市

走过母亲眷恋一生的城市

王三龙

这是一座山城。每次走近或者穿过它，我的内心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这不是因为它拥有八千年的文明、两千七百年的建城史，也不是因为它是中原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和咽喉要道，更不是因为它是陕西的第二大城市，而是因为它是我母亲眷恋一生的城市。

它的名字叫宝鸡。

母亲生于1940年的秋天，17岁那年从农村被招录到陕西三原县的一所航空工业工人技术学校。母亲从小喜欢唱秦腔戏。乡里为招生教师们安排了几场秦腔戏。第一场和第二场是本戏《蝴蝶杯》和《法门寺》，母亲扮演田玉川和傅鹏，唱的都是小生，第三场是折子戏，母亲在一出《杀庙》里扮演侠肝义胆的韩琪，唱胡子生，她身穿宽大的戏装，头戴武官官帽，从耳后根到下颚挂着一尺多长的串脸胡须，脚蹬一双厚底靴子，腰间挎一把长剑，走路呼呼生风，声音铿锵洪亮，举止威武豪放，不知演员身份的人很难把演员与一个小姑娘联系起来。谢幕的时候，母亲卸了戏装，教师们目瞪口呆，后来招生教师专门在母亲的招生考试表格专长一栏内写下“会唱秦腔戏”几个字。

技校所在地原来是一个部队的驻地，部队换防后这些房子便都空了下来。学生们白天在几间大教室里上课，晚上睡在附近老百姓租赁的房子里。开始打地铺，后来睡架子床。第一年是文化课，大家学得很轻松，第二年是专业课，他们开始紧张起来，抓耳挠腮地计算各种数据，辨认各种图表。这一年年底他们坐上火车浩浩荡荡奔赴宝鸡，来到38号信箱（国营宝成仪表厂）。母亲学的是木工，进厂实习前夕，她要求学车工，班主任临时作了调整。于是，她带上套袖，站在了缝纫机似的机床前。

母亲在工厂得的第一个奖是女子五公里长跑冠军。在上技校前，母亲曾当过村里的放羊倌。她总是壮着胆子将羊赶到村子东边的壕沟边，壕岸上长满了酸枣树和茂盛的青草。村人将壕沟叫狼壕，因为时不时会有野狼出没。遇到突发地狼撵羊的时候，母亲便会赶着羊群玩命地奔跑“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体育场的广播里播放着令人兴奋的歌曲。第一声枪响似乎就在耳边。母亲说，她的心开始“嘭嘭”地猛跳起来，但她没有胆怯，她站在全厂浩浩荡荡的女子冬季越野赛队伍里，勾着腰，哼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等待下一声枪响，第三声枪响后，脚步声和喝彩声响成一片。母亲跟着人群奔跑起来。母亲说，别人跑是为了强身健体，她跑曾经是为了狼口脱险活命。那些城里的女工友怎么会是她的对手呢。她一个人跑在最前面，轻轻松松地得了冠军。颁奖的时候，厂领导将一个喷有冬季越野赛第一名的搪瓷缸子奖给她，问她以前是不是参加过长跑训练，她说没有。厂领导很吃惊：“那谁指导你的？”“狼。”母亲说。厂领导似懂非懂继而恍然大悟说：“噢！我说嘛，原来是你娘。”

“我师傅姓文，叫文静”，母亲一提起工厂生活总要向我们介绍她当年的师傅。母亲说，文师傅人长得也像她的名字一样文文静静，留着当时流行的“飞机头”，她是上海人，丈夫是车间主任。他们都是当年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被分配到偏远的大西北来的。刚进厂报到的时候，也是文师傅亲自将母亲领到16车间实习，一年后实习期满又把她留到了她们车间。

母亲说，文师傅是个热心肠，曾经为她撮合了一段姻缘。那个男人姓冯，是他们车间的技术员。她记得那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工厂举办了一次技术比武，母亲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个封面印有“奖”字的硬皮笔记本，除了母亲自己和文师傅没有人知道她的这一成绩会是他们车间冯技术员教授的绝活儿。母亲说，那天下午文师傅将她叫到车间一个角落里，也递给她一个硬皮笔记本，文师傅告诉她说，这个笔记本是冯技术员当年获得技术先进的奖品，他外出运送检修设备，未来得及和她打招呼，托她将这个送给她。母亲说，笔记本上留下的几行大字令她终生难忘：“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主席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无产阶级青年的感情万岁！——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万岁！——爱情的忠贞不渝者万岁！”后来，还没有等到母亲做出反应，冯技术员在运送检修设备途中因公摔伤、成了植物人的消息在厂里不胫而走。母亲说，直到离开工厂，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大量精减城市人口。1961年，母亲响应国家精简政策，回乡务农。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写满了母亲对宝鸡市的眷恋，对工厂生活的无限回味，对文师傅和冯技术员的念念不忘。从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到步履蹒跚的老人。母亲从离开企业的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对于半个世纪前她工作过的那家工厂，她待过的那座城市，她所能记得的就是“那地方叫姜城堡，通往山上”。

几天前，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说，省里138号文件规定，给曾经在省内国企、集体企业工作过的农村籍人员发放补助金。让我打听打听。我在网上最终找到了这份文件，文件上的一段话令我热泪盈眶。“在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本省一部分1957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被精减退职。这些在战争年代、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曾作出贡献的老同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退职还乡，支援农业，为国家分担了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已年迈，有的又体弱多病，不能再参加生产劳动，生活出现困难。为解决这部分老职工的生活困难，体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拟适当发给生活困难补助费”按照文件上的要求，需要到原来工作过的工厂开具参加工作的时间证明，然后再加盖当地县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公章。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了宝鸡之行。

对于这座城市，我并不陌生，在很小的时候甚至还幻想着有一天母亲回城上班，将我们也一起带进城市。我们的头脑里装满了小人书里展示的高楼大厦，耳畔回响着电影里放映的工厂车间机器的轰鸣。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夕，家里打扫屋子，我们在母亲的针线盒子里翻出了一个红本本，抢来抢去，将红本本撕成两半，父亲赶过来气呼呼地责备我们说，那是母亲的还乡证，留着它没准母亲将来还能返城。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撕成两半的还乡证还是被我们翻来翻去弄丢了。

1985年的冬天，我应征入伍，在甘肃一个偏远的山沟里当新兵。突然部队接到命令，要马上开赴老山前线。母亲和大哥风尘仆仆从陕西赶来看我，临别的时候，我提醒母亲回去路过宝鸡顺便去她当年工作的地方看看。母亲说：“现在我最重要的事情是看你，其他的以后再说吧。”我想那一次的甘肃之行，是母亲自从返乡后唯一一次与宝鸡的零距离接触。后来听大哥说，他们路过宝鸡的时候，正是午夜，车窗外飘着雪，母亲听到报站后，趴在车窗上一个劲地向外探望，他们只看到白茫茫一片。

80年代末，我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在陕西另一个城市的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一次，去宝鸡出差，我一下火车，就急急忙忙赶往市内。

我乘坐6路公交车，当我在姜城堡车站下车的时候，却并未找到那家工厂。“你下错车了，应该再坐一站，在四公里站下。”一位路人告诉我。我想如果不是母亲记错的话，就是车站牌有变，因为在岁月的长河中，这个变化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我沿着坡路缓缓而行，曾经遥不可及的山峦尽在眼前，两侧的山峰像巨人将我揽在怀中，“那地方叫姜城堡，通往山上。”母亲的话又一次在我的耳边响起。一点没错，这山，这景，曾经有多少次出现在母亲的记忆里，出现在母亲的梦里，我无从知晓。望着这座熟悉而陌生、亲切而冷漠的山城，我泪眼朦胧。在楼群林立的道路一侧，我终于找到了母亲当年工作的那家工厂。那确实是一家给飞机制造仪器仪表的大型国有企业。工厂门前矗立着一架巨大的飞机模型，门口戒备森严。我努力记住自己看到的一切，并在回家后尽可能地把这一切讲述给母亲。当我向母亲描述我的所见所闻的时候，她总是一遍遍地追问：“那地方是姜城堡吗？那地方是通往山上吗？”

通过一位媒体朋友的帮忙，我终于和工厂的人事部门联系上了。他们很快为我开具了母亲的工作年限证明。当我向一位办事人员探问文静师傅和冯技术员的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按照时间推算，这位老同志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至于50年代的工伤人员，工厂经过多次改制变更，我们根本就没有保存信息。”办妥一切必要的手续之后，我独自徘徊在工厂门前，正逢下班高峰期，身着天蓝色工作服的职工三三两两从我身边擦肩而过，然而，我的脑海里却浮现出当年还是少女的母亲的身影：身着笔挺朴素的工作服，长发飘飘，身轻如燕。

如今，因患有脑动脉硬化、高血压、风湿性心脏病等诸多病症的母亲行动只能靠轮椅。73岁生日的时候，我对她说：“妈，一直以来，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在您有生之年，带您去一趟宝鸡，我猜这也是您多年来的愿望吧。”母亲把头发稀疏的脑袋缓缓地转向我，显然在努力思忖我的提议，但很快她就笑着摇摇头说：“不咧，不咧，就让它和我一起进天堂吧。”

听到母亲的回答，回想她坎坷的一生，我潸然泪下，更不知道还能用什么话来安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