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高兴的一天

我从地区中师毕业后，回到县城一所小学教书。除了教书，我还捎带保管学校唯一的一台收录机。

放寒假时，学校让我把宝贝带回家去保管，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是个单身汉，家又在农村，有这台收录机做伴，一个假期不会再感到寂寞。

转眼到了大年三十。

父亲舒服地吐着烟雾，对我说：“把你那个唱歌匣匣拿出来，咱今晚好好听一听。”他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一副养尊处优的架势。我赶忙取出收录机，放他老人家爱听的韩起祥说书。父亲半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悠闲地用手捋着下巴上的一撮山羊胡子。韩起祥的一口陕北土话，在他听来大概就是百灵鸟在叫。

韩起祥说到热闹处，急促的声音和繁密的三弦声、快板声响成一片，好像一把铲子正在烧红的铁锅里飞快地搅动着爆炒的豆子。父亲情绪高涨，竟然也用陕北土话，跟着老韩嚷嚷起来，手舞足蹈，又说又唱。

看着父亲得意忘形地又说又唱，我说：“爸，干脆让我把你的声音也录下来。”“我的声音？”“嗯。”“能录下来吗？”“能。”

他突然惊慌起来，连连摆手，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我很快卡住开关，然后放给他听。收录机里传出他的声音：“我不会说，我不会说。”父亲吃惊地叫起来：“这不是我的声音吗？”

父亲显然对这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又有点不好意思，格外紧张地把腰板挺了挺，像要举行什么隆重仪式似的，两只手把头上的毡帽扶端正，庄严地咳嗽了一声。他突然像小孩子一样红着脸问我：“我说什么？”

我忍不住笑了，说：“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那当然是我和你妈成亲的那天……你看我，说些甚。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像兵一样分成班、排、连，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还不放假。大年三十早晨，所有的民工都跑了个精光，我也就跑回来了。那天早上我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着一床烂被子，坐在炕上哭鼻子。看了这情景，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咱家里就更不能提了。旁人家孬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我转身就往县城跑。我当时想，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我进了县城，已经到了中午，副食门市部的门关得死死的。唉，过年，人家早下班了。

“我长叹了一口气，抱住头，蹲在门市部前面的石台子上，真想放开声哭一场。我来到后门，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敲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我突然冒出个好主意。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门市部的人还敢不卖给我肉吗？我不知道书记的大号，只知道姓冯。好，我今天就是冯书记的亲戚。我硬着头皮敲后门，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哈，不用说，胖头起先根本不相信我是冯书记的亲戚。他打量我半天，后来大概又有点相信了。

“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我不准备吃，因为在民工的大灶吃过两顿肉。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条羊肚子毛巾，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她头上那条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是，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那个胖干部好像还在嘲笑冯书记的这个穷酸亲戚。他当然没说，我是从他脸上看出来的。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我走到街上，高兴得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想，我把这块肥肉提回家，你妈，你们几个娃娃，看见会有多高兴啊。咱们要过一个富年。

“在街上，一个叫花子拦住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花子，是高家村的高五，和我一块当民工的。他老婆有病，他已经累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高五穿一身开花棉袄，腰里束一根烂麻绳，当街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我怕他知道了窍门，也去冒充县委书记的亲戚。这还了得？叫公安局查出来，恐怕要坐班房。我撒谎说，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前几天公家卖肉时，他手里一分钱也没有。直到今天早上，他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都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都可以，不吃肉也搁不到年这边，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问能不能给他分一点。说实话，我可怜他，但又舍不得这么肥的肉。我对他说，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毛钱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我心想，当初我也就只想买二斤肉，现在还不如给他分上二斤呢。实际上，你知道不，我当时想，一斤肉白挣八毛钱。拿这钱，我就可以给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买点过年的东西。我对他说，那好，咱俩一劈两半。可怜的高五一脸愁相变成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