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牛棚中的“性启蒙”
“群专”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专政”的简称。“文革”中,每一个机关单位工矿学 反革命分子”,怎么多了“修正”二字呢?原来,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我再次送进劳改队之前,农场领导就是现在跟我关在一起的干部曾命令我写一份思想检查,交代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我一方面为了表现思想交代得彻底,一方面也是因爱写作的坏习气,何况纸和笔都免费提供,更有一种发泄不满的心理作怪,竟洋洋洒洒写了份近万字的《思想检查》,远远超出了领导的要求。结果,《思想检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纲领”。这份“反革命纲领”的要点在宣判我的公审大会上曾向干部农工宣读过,等于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传,搞得南梁农场人人皆知。谁知,三年后,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干部农工们发现我的“反革命纲领”竟然和这些大“走资派”不谋而合:对内主张承认农户家庭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开放城市农贸市场,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单干;对外主张与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这种主张在“文革”中被概括为刘邓路线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农场底层日日夜夜劳动,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层的“走资派”相通,这不能不让人侧目而视,觉得我“不简单”。正好,“牛棚”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都有了,还差个“修正主义分子”,我就顶了这个位置,平时以“老修”称之。
人们崇拜英雄,也崇拜坏蛋,只要这个坏蛋坏得出奇,坏得特别,而且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我在人们眼中就是这样一个坏得特别、坏得出奇,对他们也没有危害的坏蛋,从而赢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实质上是一种略带亲热的昵称,不但曾把我送进劳改队的“走资派”常给我烟抽,连看管我们的武装战士有时还跟我开一些下流玩笑现在叫“黄段子”。
中国各机关单位工矿学 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来一次”真有必要,不然,这个国家就没有敌人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团和气,这哪像个专政国家的样子! 从1968年春节前关进“牛棚”,到1969年夏季“牛棚”解散,我在里面只待了一年多一点时间。1969年夏季以后,是我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日子,至今我还常常怀念。那时的空气没有污染,秋日的天空总是碧蓝透明,白云舒卷。到冬季,雪花懒散而温暖地飘浮在林间小道上,拾一把干树枝燃起火来,火苗依依,如小儿般在我膝间玩耍。在黄白斑斓的田野上,白颈乌鸦和纯黑乌鸦昂首阔步,洋洋自得,薄雾弥漫着一种自由的气氛,令人心动。到开春,遍地拱出早出的绿芽,它们的生机给人以某种期待。初夏就是袒露的日子,人们把上衣脱了,贪婪地吸收阳光,田野上突然腾起天人合一的欢快。更其乐融融的是,人们一到田里劳动仿佛就进了俱乐部,四处是玩耍的嬉笑声。我前面说过,革命群众是懒于劳动的,比我还会磨洋工,走出家门到了田间就进行类似今天叫“社区活动”的各种娱乐。 每天出工,到了劳动场地,先进行“雷打不动”的“班前学 次,还有一位女农工在旁边没人的时候,身子左一扭右一扭地掀起她的绿军装,敞开她说的“白格森森的大奶子”叫我摸一把“过过瘾”。对这种佛陀式“舍身饲虎”的“高尚的人”,我感激不尽,但我还是掂量到头上“帽子”的分量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因为在劳改农场长期接触不到女性,她们的善举像雷管似的猛地引爆了我体内类似青春期的骚动,一对“白格森森的大奶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搞得我一天到晚神不守舍,心智恍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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