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摘要:《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对于其后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的产生在学术上和现实中都有着极大的意义。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意义吴敬梓以其杰出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儒林外史》通过生动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无情,无情地鞭笞了孔孟之徒和程朱理学的虚伪。《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具有高度鲜明的独创性,同中外文学史上的讽刺名作相比,吴敬梓笔下的讽刺艺术形象,闪耀着别是一家的异彩。一、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产生《儒林外史》是以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心,描绘出一幅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和丑恶的真实图画。这一特定的时代思潮和政治气候交互影响,滋生出含蓄,委婉刺世的讽刺艺术。吴敬梓目睹了官僚豪绅徇私舞弊,膏粱子弟平庸昏聩,举业中人利欲熏心,“名士清客”招摇撞骗之象后,察觉到“上层士人”翻云覆雨的嘴脸。思想上开始唾弃功名富贵,不愿成为功名道上的殉难者,对社会的庸俗生活厌恶至极,难容阶级社会的势利观念,促成其对八股取士制度的不满。他的祖辈有好几代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做了大官,到父亲一辈才开始中落。这样的家庭,加上他自己身处儒林的地位,使得他对科举制度的腐败和封建知识分子的生活非常熟悉,尤其对那些科场和宦场人物的言行与内心世界,简直是洞察幽微,了如指掌。吴敬梓以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用锐利冷峻的现实主义眼光,通过艺术的典型概括,真实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将它的真实面貌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二、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特征谈到《儒林外史》最闪亮之处,应当首推其讽刺手法使用的高超。所以,鲁迅先生曾这样高度评价:“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儒林外史》与同一时期的《红楼梦》成为文坛上并峙的双峰,在世界文学史中也是特别优秀的讽刺文学作品。吴敬梓以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心,创造出形形色色的讽刺艺术形象,描绘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污浊、丑恶、黑暗的真实图画。作品的事件、场景平平常常,作品中的形象处处保持着生活本身固有的“自然”形态。站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从中可以显见科举制度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毒害。这就形成了“婉而多讽”的艺术风貌。《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形象的客观性。讽刺作品的艺术形象的客观性,是讽刺艺术臻于成熟、完美的表现。在这个方面,《儒林外史》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同时,在刻画人物、塑造形象时,又总是把他们放到封建社会末世这一真实的历史背景中,揭示出他们思想性格的社会根源,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缺陷。体现了讽刺的矛头不是指向个人,而是针对社会。吴敬梓以“外史”为书名,意在表示他的作品不以正史自居,表现了其创作与传统的“教化式”作品的区别,但他也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优秀的史学家的传统,古人所谓“皮里阳秋”的笔法,即《世说》所谓“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同样在《儒林外史》中得到了极致的发挥。作者抱着严肃的态度进行创作,他的讽刺与批判是尖锐和辛辣的,然而又是蕴藉和深刻的,他不以揭发阴私为目的,不以暴露黑幕为宗旨,既没有厉声的谩骂,也没有恶意的攻评。他的讽刺与批判不是针对某一个个人的,而是倾向于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三、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时代意义《儒林外史》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以生动形象的笔墨,逼真地反映了社会。由于作者吴敬梓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又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所以才能把那个时代写深写透。他把民间口语加以提炼,以朴素、幽默、本色的语言,写科举的腐朽黑暗,腐儒及假名士的庸俗可笑,贪官污吏的刻薄可鄙,无不恰到好处,谑而不苛,不堕落暴露小说的恶趣之中。在艺术结构上,它没有贯穿到底的人物,而是分阶段地展开这种体制,对清晚期小说是有很大影响的,如《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等均模拟《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种批判现实主义。这种精神不仅被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所继承与发展,在现当代的纯白话文小说也有体现,如钱钟书的《围城》就被广泛认为有模仿《儒林外史》的痕迹。《儒林外史》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近二三十年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影响到对《儒林外史》的重新认识、思考和评价。总之,《儒林外史》之所以成为中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是与作者吴敬梓的进步思想,他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腐朽反动的切齿憎恶,对官场黑暗腐败和官吏的昏庸卑劣的十分厌弃,对封建礼教的虚伪和世风江河日下的强烈不满分不开的。他的讽刺,反映了他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他所讽刺的对象,不是某某个别人,而是以其犀利的笔触,无情地揭露社会生活的黑暗面,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可以说“讽刺”是《儒林外史》的主要艺术特色之一,《儒林外史》以明代社会为背景,通过生动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无情,无情地鞭笞了孔孟之徒和程朱理学的虚伪、反动,从而揭露封建礼教及科举制度对全社会的残害与侵蚀,以及封建社会末期儒士们的各种丑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现实上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参考文献:[1]严云受.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特色[J].安徽师大学报,19814.[2]马淑梅.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3.[3]傅毓民.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独创性[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8.[4]苗壮.试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06.绥化市北林区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查看就爱阅读熊掌号就爱阅读网,您的在线图书馆,分享是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