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与孔乙己对比400~500字的作文《...

范进和孔乙己都是受封建科举毒害的读书人，同处于穷困潦倒的地位，对社会的摆布同样软弱无力，都迂腐至极，都不会“营生”，都没有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感性自我；所不同的是，范进终于叩开了功名富贵的大门，而孔乙己直到临死“连半个秀才也捞不着”。——但这只是对两个人物必要的浅层次的理解，他们的性格内涵究竟有何差异，两文在写法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一、范进在遭胡屠户训斥后，还诺诺连声说“岳父见教的是”，而孔乙己在酒客嘲笑他有偷窃行为时，为什么硬撑着作“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窃书不能算偷”的无力强辩？为何范进能“手里插个草标”在大庭广众之下“东张西望”寻人卖鸡；孔乙己尽管饿得“脸色青白”也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 范进懦弱猥琐，甘受屈辱，一脸自卑相；孔乙己虽穷困落魄，却自称什么“君子固穷”，有一股自视甚高的傲气。 二、范进中举后，张乡绅忙来拜访。为什么范进明知他无稽的攀附之词，还连称“却幸得老先生门下”？而孔乙己当人们问他“你当真识字么”，明明是戏弄之词，却“认真地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 孔乙己浑身透出一股迂阔的腐儒之风；而范进的心灵却熏染着世故圆滑的污浊之气。 三、孔乙己穷得将要讨饭，为何还把自己少得可怜的一点茴香豆分给孩子们吃？范进在胡屠户受银假作谦让时，明知从此再也不会要他接济，为什么还说“若用完了，再来向老爹讨着用”？ 范进是世故虚伪，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孔乙己被扭曲的灵魂中还留存些许善良的因子。 两篇作品除主要人物外，还以人与人的关系无情剖析了社会的病态。 范进家的众邻居，在他中举的消息传开后，送鸡送米送酒，出主意想办法为他治疯，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态度也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孔乙己周围的酒客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笑料，何哉？从范进的众邻居和胡屠户的态度变化中，如果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整个社会热衷功名富贵、趋炎附势、庸俗市侩的世态人情，我们也就不难明白范进为什么三十多年醉心于科举考试，一朝侥幸中举竟至于发疯。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然而咸亨酒店酒客们的冷漠和麻木，是另一种灵魂的枯死，是群体的无痛苦。阔人的凶狠，穷人的麻木，正是全社会对孔乙己的步步紧逼，把孔乙己推上了死路，这就是社会的悲哀。“哀莫大于心死”，灵魂的麻木正是鲁迅竭尽毕生精力去鞭挞的。 胡屠户和酒客掌柜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的艺术形象，胡屠户打耳光的滑稽表演与掌柜在粉板上写下的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各有何妙处？吴敬梓用胡屠户前倨后恭的强烈对比来嘲讽整个趋炎附势的丑恶社会；鲁迅则以掌柜对十九个钱的念叨来解剖病态社会被异化的人们对于不幸者无动于衷、甚至于“在伤口上洒把盐”的人情淡薄。 两位作家分别给他们笔下的人物以不同的归宿，各有其用意所在：吴敬梓以范进中举的丑态和其它众人的狂迷，来批判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带有强烈的喜剧色彩；鲁迅之所以让孔乙己拖着断腿走向坟墓，而不让他中举，不让他变为丁举人之流的吃人者，为的是无情揭露整个人吃人的封建科举制度，“爬上去的吃人（如丁举人），爬不上去的被人吃（如孔乙己）”，或者说，要么在福禄中生，要么在困顿中死，孔乙己的死是一个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怒斥整个封建社会人吃人的这一主题，在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已经有过深刻的反映。 那么，两文在写法上又有何差异呢？吴敬梓如一漫画家，几笔粗线条的变形写意，信手涂抹出人物令人作呕的脸谱，如写胡屠户“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出去了”，写范进“头发都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鲁迅则如一雕刻家，对孔乙己作的是多层次的精细的雕刻，如“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凸现的是人物可憎可哀的神韵。《范进中举》里“十几层地狱”的笑谈，“洗下半盆猪油”的戏谑，无不体现出艺术放大式的夸张；而咸亨酒店掌柜与酒客不紧不慢的问话，也显示出鲁迅自然圆熟的技巧。又如孔乙己给酒钱时的一“排”一“摸”，如两个令人回味的慢镜头，引起的是观众对孔乙己悲剧一生的深沉思索；胡屠户接银两时的一“攥”一“舒”一“缩”一“揣”，则如几个快镜头，痛快淋漓，加强了讽刺效果。 同时，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写到了“笑”，即周围人对主人公的笑。应该说周围人对两位读书人的笑不尽相同，人们对范进的笑集中于一次完成，那就是对范进“发疯”时的滑稽相的忍不住的笑。咸亨酒店的酒客和掌柜对孔乙己的笑却是漫长的，贯穿了他的一生：笑他不能进学——笑他偷——笑他被打折了腿，这“笑”犹如一柄无形的锐利武器逼得孔乙己步步溃退，狼狈不堪，直至死亡，这是含泪的笑。 范进和孔乙己，同为热衷功名的知识分子，而孔乙己麻木迂腐的性格之中兼有清高傲气，偷窃懒惰的恶习之外不乏善良正直；而范进显得猥琐懦弱兼具圆滑世故。在范进的脸谱上，可贴一“丑”字；孔乙己的灵魂深处，渗透出几缕“悲”。两位作家，都奋笔抨击黑暗腐朽的封建科举制度。吴敬梓的笔触鞭挞了科举制度的弊害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社会末期的整个病态社会。吴敬梓用夸张变形的笔法，艺术地再现了生活中的假丑恶，读来酣畅淋漓；鲁迅运用令人叹服的白描手法，对病态社会的根源，作了毫不留情的解剖，读来沉郁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