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欣赏｜我的母亲（文\郭万禄）

我的母亲

文 | 郭万禄 编辑 | 晓杨

我的母亲潘静芝于1997年9月10日逝世，至今已有20年了。我深深怀念我的母亲，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温柔的目光和对我的谆谆教导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

我家住在沈阳市郊区八家子村，爸爸在五三兵工厂当工人，妈妈在家操持家务。1948年沈阳解放了，人民政府号召妇女也要出来工作，当时妈妈39岁，想到自己年轻时曾经在奉天（沈阳）同善达生医学校学习过助产学，所以就怀着满腔热情报名参加了市卫生部门组织的培训学习班，并取得了助产士资格证。当时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连个像样的卫生所都没有，一切准备工作都得在自己家进行，接生工作只能在产妇家完成。开始时仅服务于本村产妇，后来由于妈妈的医术高和待人诚恳，传遍了十里八乡，有不少外村的产妇家人也经常登门来请妈妈去出诊。

助产接生是件又脏又累的苦差事，还有危险性，而且产妇家中卫生条件差，解放初期的农村经济贫困，思想陈旧落后，给接生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另外，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到产妇家里接生，来回都是步行。遇到刮风下雨天就更困难了，尤其是在冬季，东北地区气温很低，天寒地冻，积雪遍地，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妈妈从不叫苦叫累。产妇生孩子是不受时间约束的，有时三更半夜，我们都在温暖的火炕上熟睡，忽然有人来敲门，叫潘大夫出诊，说她们家的产妇要生孩子了。我们不忍心让妈妈受冻，就想告诉人家说妈妈不在家，妈妈阻止我们说：“那可不行，生孩子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刻都不能耽误，去晚了是会出人命的”。有一次，我大哥从外地回家，全家人刚坐在一起要吃顿团圆饭，突然有人来请大夫出诊，妈妈毫不犹豫地拿上接生用的产包就出发，弄得我们吃饭都没有了情绪。此类事情常有发生，就是遇到逢年过节妈妈也决不推辞。

妈妈出诊时随身带的必备用品是一个脸盆和一只小皮箱，皮箱内装有一些医用器皿、注射器、止血药、催产药等。尽管这项工作非常辛苦劳累，但是每当看到婴儿平安降生时，她都从内心感到无比欣慰。她对待产妇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一旦遇到难以处理的情况，就会催促家人立即把产妇送往市内医院，以确保母子安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附近那几个村经妈妈的手接生的婴儿很多，只要提起潘大夫，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

妈妈生于1909年3月20日，经历过沈阳解放前各个时期的苦难，战乱、饥饿时时困扰着全家，解放后我们家才过上了好日子。我和我的大哥、二哥三人陆续从大中专院校毕业，先后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大哥到辽宁省彰武县；二哥到陕西省耀县；我到江西省南昌市，后来，妈妈又把我的五弟送去参军。妈妈说：“好男儿就应该志在四方，你们是国家培养的，理应报效国家。在外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要惦念家里的事”。四弟为了照顾爸妈主动留在了本地工作。我们弟兄五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单位的骨干，不愧是妈妈教育的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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