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再也写不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的文章了
作者简介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7年夏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中文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
作者当年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曾被《人民日报》刊登。此一事件周期性地被媒体和同学朋友提起，以至陈平原自嘲：再也写不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的文章了。
本文作者
原题：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埋葬过去，但不无留恋。”
一个人的命运与某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是很幸福的。因为，你从此很容易“自我介绍”，也很容易让时人或后人“过目不忘”。比如，你只要说自己是77、78级大学生，大家马上知道你大致的背景、阅历以及前途等等。
“埋葬过去，但不无留恋”，这是鲁迅《坟》中的一句话，我常用它来自比。1954年，我出生于广东潮州，父母都是汕头农业学校的语文老师，藏书颇丰，对我来说，喜爱读书，是顺理成章的事。“文革”中，父亲因为曾在台北的《中华日报》工作过，被打成“牛鬼蛇神”，初中毕业后，我就不能继续学业了。15岁那年，我带着两个弟弟和祖母回到老家插队，在乡亲们的关照下，我当上了山村民办教师，一干就是八年。成为北大博导时我追忆道：“平生最得意的，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班，我都教过。”
决定命运的高考1977年，高考恢复，我的命运由此改变。不仅生逢其时，而且有机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代表”，这种幸运感，类似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就有这种感觉。因当年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登在《人民日报》上，以致每当新闻界、文化界或历史学家需要追怀改革开放如何起步，以及恢复高考的戏剧性场面，我经常被要求“配合演出”。
时至今日，还不时有同龄人或对当代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后辈，用欣羡的口气向我提及此事。这确实“很光荣”，可同时也是一种尴尬，仿佛自己从此被定格，很难再有大出息。20年前，我写过一则短文，题为《永远的“高考作文”》（《瞭望》38期，1992年9月21日），嘲笑自己再也写不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的文章了。
1977年12月，陈平原全家照。
考场上的作文，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怎么能登上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呢？你只能从“文革”刚刚结束、整个中国百废待兴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我的不虞之誉。其实，不仅是我个人，我们这一代，都面临相同或类似的处境。当初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今天看来不过是“恢复常识”而已。换一个历史时空，上大学无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这有什么好激动的？再过百年，那些子孙后代们，肯定觉得我们很奇怪，唠唠叨叨大半天，说的就这么点芝麻小事。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理解我们当初的激动，以及日后为何不断追怀这个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
也正因此，我们很容易有意无意中夸大了自己的感受，以为全世界人民都跟我们一样，特别看重“恢复高考”这件事。五年前，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并刊行了《永远的1977》一书，我为此书撰写了题为《未必“永远”的记忆》的序言，提醒大家注意，本书的作者，基本都是恢复高考这一决策的直接受益者，这就决定了其叙述策略以及自我反省的力度。说全书弥漫着某种“成功人士”的“踌躇满志”，不算太刻薄。可这主要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文体的特性决定的——30年后“追忆逝水年华”，很容易就走到这一步。
从教师到教授
平生第一次离开潮汕，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入校那年我24岁，在今天已是硕士毕业的年龄。回忆起来，不无遗憾，但也有好处，就是自学能力强。很长时间里我全凭兴趣读书，不受现代学科设置的限制，倒是跟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趣味比较接近。
在中山大学一气儿读到硕士毕业，抱着到外面走走的想法，我来到北京，本来是打算“转一圈，不行再回来”。几经辗转，我的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送到了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瑶教授助手的钱理群手中，他于是向王瑶推荐了我。起初，王瑶先生希望我来北大任教，但校方不愿接收一名外校的毕业生，于是王瑶先生转而将我招收为博士生。就这样我成了北大中文系最早的两名文学博士之一，后来也顺利成了北京大学的教授。
王瑶先生不拘一格的传道授业方式，对我影响至深。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王瑶先生好抽烟斗，讲讲停停间，烟雾缭绕，弟子都跟着受“熏陶”了。
陈平原、夏晓虹夫妇。
读博期间，我与从事晚清文学研究的夏晓虹结为夫妇，成为北大中文系一对著名的“学术伉俪”。我俩挑了一个周末，在夏晓虹的筒子楼宿舍里拼了两张书桌，叫上几位同学、好友，就算是办了婚宴。当时，我正与钱理群、黄子平合作“20世纪中国文学”的选题，这场“婚宴”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学术研讨会。婚后，我们辗转居住于校园内外的筒子楼里，每到晚上，屋中老鼠奔跑，玩得很欢，我们照样闭门读书，自得其乐。
毕业时，我交出了32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在学术界取得轰动，被认为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不可不读的书目，至今不断再版。
“好读书”与“读好书”
我曾闲刻一枚藏书章，印章上，两个戴眼镜的小人肩并肩坐在一盏台灯下读书，右边长头发的是妻子夏晓虹，左边就是我。虽然寥寥数笔，却神形兼备。我们夫妻二人经常在各种旧书店、小书摊淘书。如今家中究竟有多少藏书，自己也说不清。书不在多，真正的读书人是一本一本买下来，一本一本地读。
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为了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我在《读书》等刊物上不断发表随笔。2012年6月，我的新书《读书的“风景”》出版，收录了我一系列演讲、随笔。在引言中，我写道：“书中展示的，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是经济实用的‘指南’，只不过是一片郁郁葱葱、期待有心人徜徉其间并评头品足的‘读书的风景’。”
当今社会，读书似乎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不唯大众，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甚至精英阶层，也不再以读书为乐。读书其实是一种精神生活。读书意味着你没有完全认同这个现世和现实，还有追求，还在奋斗；还有不满，还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生活方式。读书最关键的功能并非求知，而是自我修养，保持一种思考、反省、批判、上下求索的姿态和能力。
读书不再被认为是严肃的、认真的、必须面对的事情，阅读不像以前那么执着和要紧。周作人说过，庸劣之书，“非特无用，且为大害”。现在，读书人更需要选择的眼界、自我阅读的定力，还有批判的眼光。书有好有坏有雅有俗，相对于整个文化生产，经典的书还是更值得阅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层次的经典。有2000年的经典，有200年的经典，有50年的经典。在我心目中，能够在读书人书架上长期站立的，就算经典。换句话说，经典的定义及含金量，在现实生活中的命运，以及是否值得认真品鉴，有时代性。
“好读书”与“读好书”，二者应该有一个结合。读自己喜欢的书，为自己而读书，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阅读需要最基本的经典著作。《论语》、《诗经》等几十种经典著作，是非读不可的。读进去，你会发现，书带书，书引书，读多了，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口味，也会不断调整自己的视野。
直面人文之困
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至今不开博客，更没有微博，经常“缺席”热门话题。早在20年前，我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中写道：“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我不谈学者的‘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直到今天，我依然只是在努力兼及“学问”与“人生”，“著作”与“文章”。
晚清以降，一直到今天，毫无疑问，“西学东渐”始终是主流。既然是“时代潮流”，不必唱赞歌也能奔腾万里。像我这么发言，其实只是在给当道诸公提个醒，拾遗补缺，敲敲边鼓而已，根本就不指望“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中国有句老话，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问题在于，今天中国学界，对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方式并无共识。教书这一行，本就是良心活，做多做少，只有自己以及自己的学生知道。当代大学教育的问题，可能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从夫子游”、“咏而归”这样风雅、闲适的教育方式，似乎已难以实现。
很多人在评价当代社会时，都会用到两个词：浮躁和急功近利。因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的时间感与空间感全都变了。一边是“天涯咫尺”，另一边则是“争分夺秒”，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难了。远离古代文人雅士的沉潜与静穆，现代人之所以只争朝夕，有其合理性。
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学科，以及当代人文学者面临的困境。我想特别强调三点：第一，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之所以得到政府及民间的普遍尊重，有其合理性；第二，人文学科的命运与人文学者的命运，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第三，人文学者必须在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学术观念的同时，努力理解这个时代，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及工作策略，主动出击，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好处，向世人展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及价值。我不主张一味地孤芳自赏或冷嘲热讽，那样久而久之，真的会变成“深宫怨妇”。
自愿选择教师职业的，十有八九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投入这个行业的前提，就是相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后的“人才辈出”以及“民富国强”，是看不见的，最多只能见其端倪。也正因为有此愿景，现实中的诸多缺憾、奋斗时的无数挫折，都能泰然处之。我曾说过，自己属于低调的理想主义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某种意义上，强调耕耘而淡化收获，甚至将耕耘本身作为目标，这与鲁迅先生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其实是异曲同工。
怀旧与自我表扬
“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到底是怀旧，是自我表扬，还是从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的角度审视“这一代”的得失成败？我的愿望当然是后者，而实际效果呢，很可能是前者。
77、78级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我们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是时代的受益者。我们赶上了干部年轻化，赶上了社会转型。我们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走过来是不容易的，但从历史角度看来，并不因我们走来不易就获得很高评价。我们要警惕过分地自恋，清醒认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作为。
我终于想通了——“学术性”与“纪念性”本就是两回事，几乎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初的莘莘学子，如今成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借毕业30周年的机缘欢聚一堂，有何不可？谁让你把事情想得那么伟大？不就是一次聚会嘛。若这么定位，更合适的组织形式，应该是以学校或院系为单位，彼此之间互相熟悉，多少总有点“情意结”。
记得十年前，中山大学举办过类似活动，我专门从北京赶去参加，还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针对所谓的“77、78现象”（即“这两级学生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政、从商，大都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就”），我的回答是：“77、78级大学生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走过来的，是中国教育史上成分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在时代转折关头进入大学，具有自我审视的能力，学习比较认真，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此而已。”“
其实，77、78级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神奇，他们的成绩被放大了。”这么说，并非妄自菲薄；在我看来，这代人的“成功”，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十年后重读这篇专访，基本立论还是站得住的。
时代给予的光环
自我评价不是特别高，是因为心中另有一把尺子，那就是1916、1917、1918级的大学生。“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北大中国文学系三个年级的学生，合起来85人，日后常被提及的有：1916级的傅斯年、许德珩、罗常培、杨振声、俞平伯；1917级的邓康（中夏）、杨亮功、郑天挺、罗庸、郑奠、任乃讷（二北）；1918级的成平（舍我）、孙福源（伏园）等。“要是你对现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略有了解，你就明白这一名单的分量。”单就人数而言，参与“五四”运动的北大国文系这三个年级的学生，与中大中文系或北大中文系77级的规模不相上下。可两相对照，无论北大还是中大，都再也拿不出如此辉煌的名单。
我曾提及：“对于当事人来说，曾经参与过‘五四’运动，无论在京还是外地，领袖还是群众，文化活动还是政治抗争，这一经历，乃生命的底色，永恒的记忆，不死的精神；毋须讳言，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对于77、78级大学生来说，何尝不是如此。上大学时，社会对我们殷切期待；走上工作岗位后，又获得了绝好的发展机遇。如此幸运，难怪我们对自己身上的“徽记”念念不忘。
“五四”一代和77、78级大学生不一样，前者的“光荣和梦想”是自己争来的；我们的“幸运”，则很大程度是时代给予的。日后被提及，人家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则是大转折时代的受益者。也正因此，在随后漫长的岁月里，“五四”一代有能力在一次次饱含激情与深情的追怀与叙述中，或多或少地延续了其青年时代的梦想与追求，或强或弱地挑战着当时的主流思想。而77、78级大学生则习惯于颂扬邓小平的英明决策，还有就是夸耀自己如何因参加高考而“翻身得解放”。
说实话，我们都是幸运儿，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因踩上了大时代的“鼓点”，于是显得有板有眼。有人从政，有人经商，有人搞实业，有人做学问，30年后盘点，我们到底成功了没有？回答五花八门，因为这取决于你设定的标准。
想当初，我们在康乐园里指点江山，看不惯社会上诸多先辈的保守、平庸、专横、贪婪、碌碌无为，驰想将来我辈掌权，将是何等光明的新世界！而如今台面上的“重量级人物”，无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很多都是77、78级大学生，那又怎么样？比起此前此后的各届大学生，我们处在“出击”的最佳位置，那么好的历史机遇，是否将自家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扪心自问，言人人殊。
毕业30周年聚会，除了热泪盈眶，怀念母校，感谢老师，祝福同学，还能说些什么？若你不满足于鞠躬、谢幕，希望对早已失落在康乐园的“青春”有所回应，建议诸位在各自专业以及精神史的高度，重新审视“我们这一代”——到底取得了哪些值得夸耀的成绩，错过了哪些本该抓住的机遇，留下了哪些无法弥补的遗憾。今天的我们，已过了“天高任鸟飞”的时节，但认真反省自家走过的历程，将其作为思想资料，留存给学弟学妹们，这是一种“贡献”——当然，也是一种“乐趣”。
（本文为作者2012年9月22日在“芳草有情，岁月如歌——中山大学77、78级毕业三十周年北京庆祝会”上的发言。原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