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恽传记有“存世”的价值：朴雅的文章表达风格

导语：王恽传记有“存世”的价值：朴雅的文章表达风格

王恽传记作品多被《元史》引用，如兀良氏《家传》就有大段的材料直接为《元史》所用，后世研究易代历史时对王恽传记作品的使用更是不计其数，从侧面表现了王恽传记能垂范后世为后人所用的“存世”价值，而其作品能够有“存世”价值的主要力因是王恽在传记撰写中的表达风格，关乎王恽对传记作品中人事的认知能力和文字的把控能力。“朴雅”一词是对王恽文章表达风格的有力概括，“朴”意为质朴、有度，“雅”意为典雅、淳厚，王恽在传记写作中基于其对人事的深刻认知而进行张弛有度的人事安排和谋篇布局，似无技巧可言却独具匠心，质朴而精心；其作品的文辞秉“意先辞后”之机枢而事详辞约、典雅晓畅，无奇崛险怪之语，无晦涩难解之意。因此王恽传记作品的“存世”价值才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珍贵。

传中事迹的采集和编排是决定传记质量和传主功德能否传于后世的重要条件。王恽生金仕蒙、三入馆阁的经历使其对蒙元社会发展有着独到的视角，其治文经验丰富亦有史学家独特的史学眼光，因此他在塑造人物形象、重塑历史情境的过程中能够从独到角度辨别事之显微、功之大小，在撰写过程中不仅采集传主生平之“重”以揭传主之功動、人生之倾向，亦能在传中点缀其“微”以使传主形象多层次、立体化。

王恽是元初北方重要的馆阁文人，时人能请王恽撰写碑志墓铭者除却亲人好友，在当时都应是身份显赫、功勋卓著或政绩德行得到元廷认可之类，如何在传主一生浩渺之事迹中采拮事迹加以编排使传主之德行得到最大化的昭显是作传者尤为要注意的事情，王恽作为元初重要的北方馆阁文人，宏阔的人生经历使其文略也多宽阔，既能对历史有整体的把握，亦能从独特的政治历史角度解读历史，因此王恽在传记中所采拮传主生平之“重”就独具代表性。

这主要表现于王恽传记中能紧抓传主生平中与国家命运、地方发展紧密联系之处，这是著述传主生平之“重”最重要的一面。若《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中，史天泽作为蒙元群位高权重的北方汉人世侯，其戎马一生，历事四朝，上不疑而下不怨，人生经历丰富，涵盖内容宏阔。王恽撰写其家传开头便直述史氏迎降蒙古及武仙叛乱，对史天泽之父史秉直、其兄史天倪并未着过多笔墨，且史天泽之征战生涯只详述与武仙一段，着重叙述史天泽作为北方汉人世侯在汉地之作为以及与蒙元王朝微妙敏感的关系，这就是王恽所述之独到之处。

《家传》中重点对史天泽治理汉地之政治才略大着笔墨，写其除“羊羔利”、牧养真定、主治河南、分六部括户口、涵养儒士、举荐贤人等等，这些都是史天泽在蒙元统治下以汉法治汉地的突出表现。另一世侯之特殊身份与蒙元的相处亦是传中“重”处，王恽在《家传》中写史天泽三让其职，皆把要权拱手于他人，又以李瑄事变为契机主动显示出功成身退之态，借机主动上奏削减世侯之权，在传尾还着重写了史天泽举古例以示其对权力的淡漠。

王恽所传《家传》围绕史天泽的特殊政治身份多倾笔力，而若王磐所撰写《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虽也有涉及，但从其内容所占文章比例和详尽而言，王磐在对史天泽政治身份的把握上还是稍逊于王恽。元代北方世侯是元初极具地方统治力的团体，他们肇发于蒙古征讨金朝之时，在其后蒙元灭金平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汉地四大世侯东平严氏、真定史氏、顺天张氏、益都李氏势头最盛且对统治领域具有绝对的管理权，世侯不断膨胀的势力也对蒙元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因此双方关系微妙复杂。

王恽秉着史家之笔法，不能将史氏与蒙元所存之暗流福动直述于书面，但王恽在作传时并没有忽视这一关乎国家命运的特殊政治形式，而是紧抓世侯之特殊身份在《家传》中编排史天泽之一生。另一与史天泽具有类似政治身份的董文炳，为藁城董俊之子，董氏为怯薛？出身之世侯，世代与蒙古皇室关系紧密，王恽在祭文中用“功愈大而心转小，宠既厚而忧益殷，无私蓄为子孙之计，不树党收门墙之恩”四句话概括出董文炳在元廷小心谨慎的政治态度，董氏一族在元廷根基深厚，其四代子孙百余人，列显大夫、将军、国公，为元代汉人之最，董文柄深知董氏的谦卑谨慎对于自己和董氏家族安危的重要性，这是其为官的态度，亦是其所树门风。王恽所撰《左丞董公祭文》，在以悼念为主的祭文形式中，王恽对其政治身份和政治态度有着明确的体认，文中这四句话基本概括了董文柄人生之最“重”，相比于其家族功勋，此处才是对董文柄之一生更贴切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