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换人生28年！维护法理勿忘温暖 “道歉”岂能官样文章？

由于医院责任，导致两个家庭的“换位人生”，幸运的是两个儿子均不缺家庭关爱，但是人生有几个28年，相关情景仍是让人唏嘘不已！

涉事河南大学淮河医院自身承认：两个孩子的确出生于该院，且出生后几无交集，可以认定为确是医院抱错。对于错婴一事给两个家庭造成的情感伤害，表示歉意！同时提出了五万元精神赔偿的解决方案；受害家庭若有异议，可以走司法途径！

这是一份常见的官样道歉文章，合法合理却冰冷；看似道歉，实则通牒，就这么个解决方案，行就行，不行随你！

赔偿法理性初探讨

网络上对于院方的处理方式骂声一片，确实从民间舆论以及人情世故来看，让两个孩子、两个家庭承担了如此巨大的情理冲击和人生错乱，区区5万元的精神赔偿确实太少。

笔者不是学法律的，但是从院方敢于开出这样的赔偿解决条件，他们肯定是经过详细的法律征询，至少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内，可能受害家庭只能获得这么点赔偿。这也是院方敢于如此官样的底气所在。

当然，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两个家庭都“爱护着养子，又寻到了亲子”，或许也算不幸中之大幸，不管赔偿多少，事实清晰了，翻篇也未尝不可。

涉事双方争议焦点

现在双方的争议焦点：当事人姚策罹患肝癌与院方该有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肝癌患者多由乙肝恶化导致；乙肝母婴传染疫苗阻断成功率高达95%以上，之上两个数据已经充分说明，如果患者姚策当时进行疫苗阻断，其罹患恶疾的可能性将趋近为“零”。

依据原国家卫生部于1991年发布的《全国乙肝疫苗免疫接种实施方案》，不做孕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筛查的地区所有新生儿使用10微克三针免疫接种；做孕发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筛查的地区（妊娠6至9月筛查），对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母亲的新生儿第一针可使用30微克，第二、三针用10微克。

姚策生母张萍目前正在接受肝癌治疗，其在生产前已经知道自己确诊乙肝。根据从院方获得的张萍病历可以清晰看到，其本人于生产前，在淮河医院进行了乙肝表面抗原检测，相关指标将直接决定姚策是否应该接受母婴阻断疫苗注射。

可让人目瞪口呆的是：检测化验单并未出现在张萍获得的病历中。院方解释为：化验单是粘在病历上的，可能因为疏忽缺失。

当事人姚策之前曾怀疑，本该注射的乙肝阻断疫苗，由于抱错婴儿，错误注射至另一名婴儿身上。从两位母亲所获取的病历来看，两位儿子均未在淮河医院注射过乙肝疫苗。

从当事人来看，当时相关法规对于“婴幼儿乙肝疫苗注射”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尤其对于“乙肝确诊孕妇”也做了“婴儿疫苗阻断”的特别规范。如果院方不作为，就应当承担责任。

从院方来看，一直强调医疗体系28年前的“历史局限性”，当时医院也未接到家属“疫苗阻断”的要求，现在强制要求院方按照现行标准承担责任是不符合实际，不合法的。

另外，相关病历显示当事人生母张萍入院、出院病床号不一致。当事人认为这是否为抱错婴儿的主要原因？院方认为，此系当时病历手写笔误。

必须厘清责任划分并梳理责任承担

在责任界定之际，我们无法再完全以人的情感或心理影响作为考量因素，只能以“法律为准绳”。已经获得无数网友同情并声援的这两个家庭，难道在法律层面就完全没有讨论空间吗？

事情到了这里，笔者认为有个原则非常重要，也必须予以厘清：举证责任主体及反向举证。

当事人姚策以及两个家庭，作为受害的弱者方，又时隔28年，要其举证“院方是否有错”纯属故意为难，天方夜谭。

院方作为涉嫌有错的强势方，又有着病历保管、相关医护人员管理等有利条件，按照医疗纠纷处理相关法律法规，院方必须承担“己方无过”的举证责任。若是责任无法清晰，则责任归咎于院方。

亦即院方必须拿出确切证据以证明“涉事母亲是否做了相关检测以及未给婴儿注射疫苗”的合法合理性。若当时法律有着相关规范，一切“历史因素”、“能力局限”均不能成为其“不作为”的借口或理由。

在院方是否有义务、有能力为当事人提供“疫苗注射”等争议外，极端情况下，院方会否以“疫苗是否注射以及注射后，并不能百分百阻止当事人患癌”进行强辩，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利用法律漏洞无底线降低道德标准的行为势必为所有国民所唾弃。

涉事医院法务及医患纠纷处理水平不敢恭维

当事患者并没有“狮子大开口”借机索要天价赔偿，也没有直接要求“赔偿”医疗费用，其仅仅是要求“垫付”医疗费用。在法律层面，如果院方有责，“垫付”改“赔偿”天经地义；如果院方无责，“垫付”就是人道关怀的“垫付”，依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索回或根据人道关怀情况变化而随机运用。

院方非常坚持“借支”患者，无非强调“这是人道关怀先借的，以后要还的”。如果院方有责，“借支”的费用纳入“赔偿”统一处理即可；若是院方无责，先期站在人道立场提供帮助挽回舆论影响，之后完全可以依法追索。

其实当事双方的意见内涵是非常一致的，可以先由院方提供部分医疗费用，最后根据责任及其他赔偿统一清分。院方偏偏咬住己方观点，一方面可能怕先期垫付，会造成“己身有责”的舆论风险；另一方面，可能怕之后资金追索困难。

从人道关怀来看，患者养母已经准备“割肝救子”，说明其家庭已经山穷水尽，挽救生命应该超越一切经济利益。

从事实利益来看，如是院方正常治疗导致的医患纠纷，当然必须等待专业评定及法律裁决，院方不能无过担责；但是本次事件，院方“抱错婴儿”的过处就在眼前，设法弥补才是应有之道。

时间不允许事件处理按部就班

院方希望一切都调查清楚，在专业、法律层面对事件责任全面界定后，再做出包括赔偿在内的整体决策。作为事业单位，在程序正义、合法合理等方面看似无可厚非，但其实是将时间成本完全转嫁给了患者。

当事人如果身体健康，无非等待。可这是一位癌症晚期患者，他没有这么多时间来等待调查过程的结束，其本人也没有提出“超出人情法理底线”的过分要求，在院方暂无法证明己方无过的情况下，他的基本要求必须视为正当且急迫的。

院方现还在担心，先期帮助医疗，以后能否收回？他们应该感谢这位当事人的明事理，其并没有利用弱势身份采取“医闹”等违法手段以达目的；也没有假装同意“借支”，意图以后“赖账”的恶意。其本人及两个家庭，一直在法律框架内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应得赔偿。

试想一下，若双方发生反复诉讼，因时间拖延导致患者病情恶化，院方将承担怎样的千夫所指；在己方明确有错的情况下，挽救生命应当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冷冰冰的谈判。

笔者相信，即使最后院方无责，在如此悲情的事实和群情激昂的舆论环境下，也会有很多爱心组织、爱心人士会为挽救生命做出捐助。之所以至今尚未出现，不过是都在等着院方和这个社会给出最具温暖、最合法理的处理结果！

很久之前一部偶像剧中有一句流行很广的台词“道歉要有用，还要警察干什么”，人命关天阶段，请少一些官样文章的冰冷，多一些担责意识，将“道歉”体现在行动与该有的救死扶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