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一条“贼船” 没有进步性 不断回到最初的问题上

本文原载于5月31日《北青艺评》

“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算起来已经从事哲学训练整整28年了。在这28年里，我曾经遭遇过不少尴尬的时刻，比如在火车上，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开始试探着闲聊，每当问到我的职业和身份时，原本热闹的场景往往会瞬间变得尴尬，空气也随之凝固：‘哦，学哲学的。’”

整整10年，周濂都以这样的方式，开讲西方哲学史——那是面对刚入学新生而设立的一门通识课。

因《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书，周濂被视为公共领域写作的代表作家，却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教师，他主讲的西方哲学史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

把哲学讲成“热门课”，绝非易事。

马克思曾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可面对生活压力，理论思维往往苍白。更何况，哲学又是那么虚无缥缈，每一代哲学家的最大工作似乎就是在推翻前人的工作。几千年过去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没有哲学，文明的发展就会失去方向，无数代人会被同一道门槛绊倒。历史本无宿命，可一旦智慧受限，我们就注定无法挣脱历史的周期律。

如今周濂已不再教西方哲学史，曾经的“热门课”凝聚成《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从课堂走上读者们的案头。

“作为职业，哲学并不是性价比最高的职业，但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我相信哲学是值得我们用一辈子去实践的。”在序言中，周濂这样写道。

哲学是一条“贼船”

北青艺评：哲学是个很冷门的专业，您当年为何要学哲学？

周濂：我高中时喜欢辩论，常说些绕弯、难懂的话，老师、同学听不懂，自己却觉得很有道理。在我成长的那个县城，当时文化资源很少，只有一家新华书店，上高中时买了两本书，一本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本是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其实都没看完，但它们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我从小喜欢写作，作文常被老师当成范文，那时最大的梦想是将来当编剧，或者当导演。上高二时，读《作文通讯》杂志，上面有一篇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写的文章，自称是“曲线救国”，他想今后去写作，所以学了哲学，因为哲学更有深度，对写作有帮助。

这篇文章给我很大影响，我也想今后去写作，为什么不同样来个“曲线救国”呢？所以高考时，我也报了哲学系，没承想，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

高考报志愿时，我父亲想让我学国际关系，说将来能当外交官，为此我们大吵一架，好在他没强迫我改。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狂欢了一晚上。

北青艺评：为何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

周濂：刚上大学时，我对文学还挺感兴趣，写了一些小说和诗，在院刊上也发表过。那时雄心勃勃，准备写一本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最终只写了1—2万字，就放弃了。

那时迷恋先锋小说，特别喜欢余华、苏童、格非等。每次假期回家，需转道上海，路上要走一两天，只有绿皮火车可乘。在车上，我随身带着小说，一个凌晨，我读完了《麦田的守望者》，当时想：这样的小说，我也能写出来。可惜后来再没这种感觉了。

至于说为何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因为高中时我对哲学了解太少，只读过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的东西，可他们二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进哲学系后，开始接受专业训练，口味改变了。再看小说，便觉得思想密度不够。小说中也有一些引人深思的话，但这样的话太少，看小说可以很快，常常是一目十行，因为找不到太多有营养的东西。相比之下，哲学书的思想密度就比较大了。上大学时，我在北大第二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读了尼采的《悲剧的诞生》，那时非常感动，便将书中几句话抄在课桌上，希望别的同学也能看到，也能产生共鸣。

北青艺评：您当年是出于爱好去学哲学的，这个热情始终没消退吗？

周濂：从事任何专业，初期都是靠热情，但后来热情会渐渐消退，走向专业化。不论做什么学问，乐趣可能只占10%，专业的东西要占90%。成为专业工作者，就意味着为了10%的乐趣，去忍受90%的折磨。所以说，学科化、专业化对人的热情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哲学家在思考什么

北青艺评：哲学是挺有趣，可读到康德，普通人恐怕都会放弃吧？

周濂：确实如此。我给学生上课时，一讲到康德，大家反应最强烈，因为听不懂。邓晓芒先生曾说，西方哲学到了康德，便进入了专业领域。

此前哲学使用的概念多来自日常生活，读者有亲切感，比如笛卡尔，他的哲学书写得像小说一样好看。可到了康德那里，哲学有了门槛，康德使用的概念非常专业，再到黑格尔，哲学离现实越来越远，大众对哲学的评价也越来越低。

对于术语，要两面看。一方面，有些术语是没必要的，成了“哲学黑话”；另一方面，有些术语是必需的，这样才能表述严谨，但只有哲学家能懂。哲学家能辨析概念间的细微差别，这对于更深入的讨论很重要。这就像音乐家，他们能听出不同曲调的细微差别，普通人却听不出来，只能说，他们的耳朵和普通人的耳朵不在同一频道上。

哲学家的价值，在于将普通人忽略的问题锚定出来。比如六岁的小孩也会问：“这是什么？”他思考的是，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而哲学家巴门尼德却在思考：这个“是”本身，究竟是什么。

北青艺评：如此说来，普通读者此生只能与哲学无缘了？

周濂：任何学问都分专业和普及两个层面，普通读者了解了普及性的知识后，再深入一步会比较难，必须有老师教。自己生啃文献，肯定行不通。如今网上有视频、慕课等，会提供一些方便，关键看你能否保持对知识的好奇心。

北青艺评：您给学生上了10年通识课，今天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如何？

周濂：在教学中，很多学生张口就是术语，而且都是中学课本上的那些术语，这给他们学习哲学带来很大困难。他们头脑中有一套固定的认识框架，是为应付高考而被灌输进去的，可真正的哲学需要更开放的视野，不再有唯一的、标准的答案，而且要打破对标准答案的迷思，这样才能呈现出世界本来的高度复杂性和内在矛盾性。

情感教育也应从娃娃抓起

北青艺评：教育真能提升理性能力吗？从网络言论看，许多网友缺乏逻辑，动辄骂人，可他们也受过教育啊？

周濂：英国哲学家休谟曾说：理性是激情的仆人。很多人养成了固定的情感反应模式，一看到某个词、某句话，便立刻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在这时，他的理性能力会大大下降。所以休谟有个骑象人的比喻，即：人的情绪犹如大象，理性犹如骑象人，与丰富的情感相比，理性相对弱小，想调转情感的方向，犹如操控大象一样，慢慢来才行。这说明：说理之外，还需情感教育。

英国哲学家休谟

情感教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靠不断读书、反思来实现。人人都会有许多刻板印象，要靠理性一点点消除，但在很多时候，我们明知是错的，可在情感上依然很依恋，情感与理性未能同步。比如我们父辈中的一些人，在经历了苦难后，明知错了，却坚持“青春无悔”。对此，只有予以理解之同情，通过有效沟通，慢慢改变。

我觉得，情感教育也应从娃娃抓起，不过，随着时代发展，人的情感也在转变。比如今天许多城市人谈起性倒错，不再像30年前那样，会出现生理上的厌恶感觉，能更客观地去看，这就是理性对情感的纠偏。

北青艺评：竞争越来越激烈，年轻人驾驭情感的大象似乎更难，该怎么办？

周濂：个体的力量太微弱了，无法对抗环境的压力。今天孩子们的学业压力更大，而这样塑造出来的人难免带有残缺性、不完整性。但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没有共同的解决方案。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希望他们在压力之下，尽可能找到平衡。

如今也有不少中学老师意识到问题，也尽其所能在弥补，包括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来听我课的新生中，有一些人在高中时就读过我的书。我觉得，所有努力都不会白费。反过来说，压力可能也是馈赠，经过之后，也可能让人变得更深刻，更好地理解社会。

北青艺评：在教学中，面对学生们的种种问题，会不会有时感到失望？

周濂：那倒没有。毕竟通过高考筛选，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还是相对优秀的。改变犹如涟漪，初期只有中心有震动，慢慢就会扩散到边缘。我很早就已放弃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了，谁也不知道影响会在何时、何地发生，那么只要在做，总会有结果。

警惕虚幻的思想果实

北青艺评：会不会有学生问，哲学已有几千年，基本问题至今未能解决，为什么还要学它？

周濂：哲学没有进步性，它不断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景观性，后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进步。所以，哲学不是科学，没有经验可证实的假说。所以几千年来，人类的观念系统并未与时俱进，传统哲学的体系已失败了，但其中的思考和表达仍在闪光。

比如黑格尔，他提出的“为承认而斗争”“主奴道德”等，今天还在说，包括“历史终结论”，也来自黑格尔哲学。哲学的宏大体系犹如一座神庙，今天已没人进去烧香了，但它还保留在风景线中，人们依然会去瞻仰一下。学习哲学，可以加强我们对人类整体历史的理解，那其中有历史上最伟大的心灵、最智慧的头脑留下的成果，对我们仍有启迪意义。

北青艺评：能否举例说明这个启迪意义呢？

周濂：比如维特根斯坦，他是一位特殊的哲学家，被称为“哲学家中的哲学家”。他的书都是写给哲学家看的，专门帮他们诊断“哲学病”。普通读者看后，会觉得不知所云，因为普通人没患上“哲学病”，只有先把你的“哲学病”诱发出来，才能给予治疗。

维特根斯坦

二战时，维特根斯坦一次曾跟他的学生马尔库姆聊天，讨论英国会不会暗杀希特勒。马尔库姆认为，英国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他们不会这么干。维特根斯坦听后大怒，斥责道：你跟我学了这么多年，居然还用民族性格这么大而无当的概念来讨论问题，你怎么可能理解世界？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人要看到事物间的精微差异，千万别停留在宏大叙事层面，可很多人也会不自觉地犯这个错误。

北青艺评：这个话题至今热门，少有人意识到它是个伪问题。思想家太多，哲学家太少，这是为什么？

周濂：因为当思想家比较容易，只要对世界有一些独到的、宏大的判断，就可以了。思想家就像闪电，他们划破暗夜。普通人更欣赏思想家，因为思想家能简单地解释这个世界，甚至将其概括成一句话，使普通人能不费力地获得深刻性。

当然，对于真正的思想家，社会还是需要的，我们有漫长的顿悟传统，只说能说清的，对于说不清的，便选择沉默。所以我们没有自己的逻辑哲学导论，只见登楼，不见扶梯，不能通过一步步严谨的论证导出结果，而没有这一过程，给人带来的，往往是虚幻的思想果实。

北青艺评：顿悟是方便法门，岂不是很有效率？

周濂：快不等于好，这种效率都有代价，只是现在还没付，所以很多人便以为没有代价，这是错误的想法。

我们看西方近代史，没有宗教战争，就不会有宽容精神；没有宗教革命，就不会有启蒙思想；没有怀疑精神，就不会有科学精神……忽略了前者，后者也难成功，很多人以为可以跨越，直接拿成果，少走“弯路”，可结果呢？以请赛先生为例，如今全社会崇拜科学，可依然缺乏科学精神。精神结构的改变是漫长的，真正习得宽容、尊重等，没有捷径可走。

读书人要接受被边缘化的现实

北青艺评：在今天，公众眼中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似乎是兜售鸡汤的大富翁们。

周濂：出现这一现象不奇怪，我们有“君师合一”的传统，既是封建帝王，也是导师。封建时代已过去了，类似的思维方式仍在，所以不同单位涌现出大大小小的人生导师。我去山东一家私企，老板办公室里挂满了画像和标语，他不仅抓生产、抓管理，还要抓员工的生活和思想。

至于大学生，大一、大二的新生还没有生存意义上的焦虑，他们比较关注哲学。而大三、大四的学生面对毕业问题，焦虑主要来自择业、户口、房子、工资等，这些年竞争又比较激烈，他们中可能也有人看哲学书，但程度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在课堂上，我会建议学生们，在大学四年中，应每天读一小时经典著作，真踏入职场，就没时间读书了，到那时，只剩看娱乐节目的脑力了。上过我课的学生，有的会写信与我讨论哲学问题，他们中不少人的思考非常深入。

不过，与上世纪80年代比，思想界的影响力确实在下降。我在班上做过调查，来听我课的100多名学生中，他们对思想还是有兴趣的，可听说过秦晖的从没超过10人。在商业化时代，英雄不再是思想家，而是商业精英和娱乐明星，如果问马云、迪丽热巴，恐怕没人不知道。虽然有心理准备，我还是吃了一惊。我想，今天读书人应接受被边缘化的现实。

北青艺评：这本书是您过去10年教学的总结，您希望读者能有怎样的收获？

周濂：概括来说是两点，即：批判思维和人文素养。我认为，批判思维应是大学本科生的必修课，因为他们从小缺乏相应的训练。在中文语境中，常有人误解批判思维，批判思维不是否定，也不是斗争思维，它是通过一定的标准评价思维，进而改善思维，是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掌握批判思维，是进入公共空间的基本功。至于人文素养，我也一直在给本科生讲古希腊悲剧，希望他们能看到，许多时代问题其实来自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