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评论｜中国最该担忧文化堕落

中国的“近代性”从文化领域开始，不无道理。中国的近代化不是内生的，而是通过外来因素引入而催生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过争论，一些人认为，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本身也有可能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郑永年

不过，中国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至少没有比西方更早发展出资本主义。“近代性”从文化领域开始更不难理解，因为如果文化观念不变，什么变化都不可能，不仅内生变化不可能，也不会接受外来的变化。

文化变化的本质就是“思想解放”，是民族、国家和个人确立世界观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人确立世界观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传统中国形成的“我即世界”观念根深蒂固，只有在和西方打交道过程中屡屡失败之后，少数精英才开始意识到，除了中国之外还有更强者。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也很难让统治者接受，更不用说与政治无关的大众了。

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讲了一些西方的基本事实，但不仅不被接受，反而成为被流放边疆的一个重要理由。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之上编成了《海国图志》，却没有在中国流传开来，而到了邻居日本则成为至宝，两年之内就出版21版。

接受基本事实痛苦，而引进西方技术更显得痛苦。1868年西方出现电报，也有精英试图引入，但官方到了1880年才接受，这种接受也非真心诚意，而是朝廷高官“运作”的产物。其实，蒸汽机、铁路等技术都是如此。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几乎所有国家纷纷仿效英国，争取向英国学点什么，赶上英国。人们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国家像晚清那样，如此抵制技术革命。

当晚清官方意识形态（或者今天所说的“认同政治”）达到了不能正视和接受基本事实时，其失败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只有在被西方彻底打败之后，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人们才开始向西方学习，但这时已经经历数代人的鲜血和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西方文化概括为“民主”与“科学”的确精辟，因为这两大要素构成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成功。

01 先“民主”亦先“科学”

西方历史进程是先“科学”后“民主”，或者说先文艺复兴后政治启蒙，但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把“民主”置于“科学”之前。今天看来，这种置换也很有道理。“民主”便是启蒙，把人们从愚昧状态解放出来；如果人们仍然处于愚昧的阶段，如何能够接受科学呢？

今天，尽管中国式的民主之路还在寻找，但科学早获接受。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意识形态便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信仰，甚至被一些人视为走向了极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然而，在中国这么藐视科学的文化里，这种“极端性”里面也隐含着非常的理性。一旦放松警惕，大众文化中的愚昧部分就轻易沉滓泛起，很快蔓延开来。

今天就是这种情形。中国社会的一些方面，似乎又回到了近代之前的文化氛围。

前不久，腾讯旗下的微信依据有关规则，对刊发不实信息类内容、煽动、夸大、误导类内容的公众号进行永久性封禁处理，包括“至道学宫”等八个系列相关账号。微信方面表示，冠病疫情期间，平台删除涉嫌夸大误导系列文章约9000篇、刪除谣言类文章6915篇、公众号限制能力及封号2万个。

腾讯方面称，“至道学宫”公众号曾经发布多篇编造整合虚假信息、煽动公众情绪、误导性强的谣言文章，包含说美国把尸体做成汉堡等谣言。“至道学宫”微信公众号注册于2015年4月9日，预估活跃粉丝超过100万。

“至道学宫”也有独立网站。该网站曾经发布多篇网文，内容极其夸张。如其公号发布一篇名为《濒死：美国沉没》的文章中，称美国将尸体做成冻肉，做成人肉汉堡、人肉热狗。在《学英语会让人变傻》网文中称，汉语是全球语言之母，英语是一种低级语言，是汉语的第四代劣化产物。

对“至道学宫”等公号的被禁，很多人自然拍手称快。不过，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仍然有多少类似“至道学宫”的公号存在着呢？每天又有多少这样的公号产生呢？有多少比“至道学宫”包装得更巧妙、更高级的媒体在光明正大地运作呢？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为什么还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这还是要回到“民主”与“科学”的主题上。今天，人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让自己趋于“理性”的物质条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大众从来就没有接受过文化启蒙，物质条件的出现走向了反面。尽管物质条件是理性的产物，但人们通过使用所出现的物质条件，再次走向了愚昧。

可以从如下几个互为关联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02 劣质文化淘汰精英文化

首先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崛起，导致了精英文化淘汰现象。自古至今，愚昧的因素各国都有，要建立人人理性的社会，迄今也纯属乌托邦。作为一个共同体，社会是否理性，关键在于这些愚昧的因素是否浮上台面，主导社会。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产生之前，愚昧因素没有工具把自己呈现出来，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流。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实际上是精英传媒，是精英通过这些“传媒”把自己的观点传播给大众。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把此彻底地倒过来了，现实是大众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把他们的观点传播给精英。

在进入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以来，人们所希望的文化复兴没有见到，却目睹了文化持续且快速的堕落，而且堕落得毫无底线。这些年来，从前被视为劣质文化的东西，俨然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登上文化舞台。如果以读者量或流量来衡量，这些劣质文化有成为“主流”文化的趋势。

劣质文化淘汰精英文化的过程，也是情绪淘汰理性的过程。这些年来，劣质文化淘汰精英文化的速度令人惊叹。今天的传播管道不是传统所能比拟的。传统依靠笔墨纸砚，现在是电脑和社交媒体。

传统是精英制度，现在是精英淘汰制度。唐诗宋词不能说不是文人精英的精品，解放之前的鲁迅先生也不能说不是精英。但现在很难再出现这样的精英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可以非常有效地把这些精英扼杀在萌芽之中。鲁迅先生写的文章有几个人看？看的人非常有限，因为当时的识字率不高，传播渠道有限，看他文章的人要不是他的粉丝就是他的敌人，但无论是粉丝还是敌人，教育程度都很高，还是文明的。

但现在出不了鲁迅了，因为举报而死。如果有了出格敏感的话，就会即刻遭举报、遭删帖、遭约谈；若不听，则全网封杀。更为重要的是，举报者往往是那些没识几个字、没读过几本书的人，尽管没有人想冒犯他们，可他们一不开心就可以举报，随心所欲。

庸俗而死。与之相关的，如果要有效传播，就要向社交媒体投降，迎合大众的口味，下行。不庸俗、不下流没有出路。

其次，“政治上正确”走过了头。“政治上正确”始终存在，并且具有普世性和不可避免性。“政治上正确”指的是，个人作为群体的一分子，不是处于完全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而是具有言行的准则和边界。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随着认同政治的深化，“政治上正确”所涵盖的范畴也越来越广。

就国家来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是群体认同最为重要的部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础。因此，越来越多国家围绕着“民族”和“国家”，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政治上正确”观念。

因为认同政治是通过“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而塑造，一旦走过头，就很容易造成把自己道德化而把他者妖魔化的两极化现象。深受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很多人张口闭口“国家利益”和“爱国”，而把不同意见统统视为“不爱国”甚至“卖国”。与此同时，尽管人们并不喜欢他国来妖魔化自己国家，但并不乏巨大的动机去妖魔化他国。

一些人惊叹，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想象、假消息、分析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变得如此盛行。对这些“媒体人”来说，说什么、发表什么已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反智、反外国、反人类，只要能够产生流量，一切皆是可以的。凡是西方支持的就反对；凡是西方反对的就支持。

03 超越界限就是非理性

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一旦超越边界，就会演变成为非理性。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本意就是要把国家利益最大化，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往往导致国家利益的最小化。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国家利益需要放在国际环境中来实现。

如果过分强调自己的利益认同，就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认同。认同政治把“自己”和“他者”区隔开来，但在实际利益层面，“自己”和“他者”是相关的。所以，今天的认同政治也趋向于导致国家间的冲突。

再次，商业民族主义的崛起。经济学家熊皮特（Joseph Schumpeter）曾经相信，民族主义和商业社会不可共存。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古老民族情绪的剩余，表现为非理性；而商业代表着理性和计算，所以民族主义情绪会随着商业社会的崛起而退出历史舞台。现实证明他错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商业社会的崛起不仅没能消减民族主义，反而促成民族主义的崛起。

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同，商业民族主义认同的并不是“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而是自己的经济利益。一些公司在推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并不局限于非理性民族主义的传播方面，前面所论及的愚昧文化，更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盛行起来。一旦情绪和商业结合，就很容易导致非理性文化的泛滥。

在这种总体情况下，中国文化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基本布局：在乡村，文化真空，各种异端邪说横行，其中不乏“邪教”；在三、四线城市，中下层知识分子信奉的是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而高端精英集聚的大城市，一些选择沉默，一些选择极端化，更多的文化人迅速下行，要么加入“至道学宫”那样的队伍，要么迎合大众口味。尽管人们相信中国在接近世界舞台中心，但人们的世界观里面越来越没有世界。

这并非人们所希望的一个趋势。如果文化堕落现象继续下去，文化的衰败也不可避免。文化衰败了，国家也就会失去进步的动力。

如何改变和逆转目前的局面？进步出自理性和科学。执政党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扮演最主要的角色。中国共产党早就确立了“三个代表”观，即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共产党仍然是一个使命性政党，是一个要继续改造社会和取得进步的政党。

在“政治认同”时代，民意变得重要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具有历史使命的执政党，不仅不能以“流量”（读者的多少）来定义和衡量民意，更不能简单地屈服于这样的民意。一个使命性政党仍然要保持落后与进步、野蛮和文明的观念。正如近代以来的历史所显示的，文化的现代性只能通过文化的开放来实现。如何在全球化、开放、商业的条件下塑造一种理性、进步和文明的民族文化，无疑是对执政党的巨大挑战。

注：文章首刊于《联合早报》2020年7月21日，道亦有道传媒平台经作者授权全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