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曾严厉评价张爱玲的作品 张爱玲则以《自己的文章》作为回击

张爱玲

1943年春，是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初露头角的时候，她的两部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刊登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由此开启了她传奇般的文学生涯。

此后的张爱玲一发不可收拾，佳作不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一时风头无两。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等相继发表，在文坛掀起一阵强劲的张爱玲旋风。

在一片“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的叫好声中，1944年4月，傅雷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他清醒而冷静地站在一个文艺批评者的立场，对张爱玲一年来发表的小说进行了极为严格的审视。对于《金锁记》，他不吝赞美之词，在细致分析了小说成功的描述手法和深刻完整的人物刻画后，将这篇小说称为当时“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认为《金锁记》的“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

张爱玲作品

傅雷特别总结了《金锁记》在心理分析上的成功。他说张爱玲在七巧病态心理的刻画上，显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彩。还有在彩色运用上，非常大胆、泼辣，“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这些张爱玲作品的独特风格，使《金锁记》堪称一部完美之作！颇有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的某些故事风味。

或许是张爱玲的起点太高了，作为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的傅雷先生，对这个横空出世的年轻作家有着很高的期望和标准，在这个高标准上，《倾城之恋》就显得过于肤浅了。

傅雷认为《倾城之恋》“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主角白流苏和范柳原这种对生活疲乏苟且，只会玩弄些小聪明、小智慧的人物，委实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总之，《倾城之恋》中，作者“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虽然也有一些亮色，但由于人物塑造上的失败，终究使这部作品流于平庸。

张爱玲作品

而对当时正在报刊连载的小说《连环套》，傅雷则直接给予了否定。他认为小说内容贫乏，故事拼凑痕迹明显，并且有严重的常识上的错误。“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傅雷严正指出了张爱玲在创作上面临的缺陷和必须要有的突破勇气，并建议张爱玲可以从多角度、多方位来观察和思考人生，以避免单调与闭塞。他在文中写到：“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

如今我们来看这篇文章，也不得不佩服傅雷先生深刻而敏锐的洞察力，他意识到了张爱玲当时过度膨胀的心理，看到了这种膨胀心理背后的危机。他指出张爱玲如果一味炫技，《连环套》将逃不过夭折的命运。这种尖刻的批评，在当时的一片唱赞之声中，仿佛一种十分刺耳的不和谐音，对于当时风头正盛的张爱玲来说，可能是无法接受的。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吊诡，似乎不幸被傅雷言中，之后的张爱玲在创作上果然开了倒车。

傅雷

小说《连环套》的连载没过多久就烂了尾。张爱玲后来自己解释说，因为一期一期的连载，稿子催得太紧，使她分身乏术。究竟是否和傅雷的严厉批评有关，就不得而知了。事隔三十多年后，柯灵写了一篇文章《遥寄张爱玲》，其中提到，张爱玲对自己当年写的《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更为苛刻的自我批评。

但当时的张爱玲对傅雷的批评是很不以为然的，为此她还专门写了《自己的文章》来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我以为用参差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张爱玲说她小说里大都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只是时代的广大负荷者而已，“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张爱玲

张爱玲很反感这种“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头，手持鞭子的御者”，而应该“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嗜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

当然，我们相信傅雷只是站在一个文学批评者的角度来写这篇文章的，有褒有贬，也非常正常。而且我们能感受到傅雷对于这个当时极具天才的年轻作者抱有着有很高的期望，“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侮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

但张爱玲永远是独特的，在她“成名要趁早”，作品出版要“趁热打铁”的观点下，使她早年过度透支了自己的文学生命，以至于在后来漫长的人生中，几乎再也没能出现年轻时那样光芒四射的作品了。

张爱玲《色戒》

经历漫长的时间和苍茫世事，张爱玲以后的作品风格与前期截然不同了，思考更加成熟和有深度了，哪怕在经济状况很窘迫的情况下，她也耐下心来去仔细打磨一部作品。像她后期著名的小说《色戒》，不过万余字，却前后经历了将近三十年才正式面世，她早已不容自己的作品有丝毫瑕疵了。

人生虽经历无数波折变幻，这样爱惜自己名声和作品的张爱玲，才是我们真正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