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文学的一颗彗星戈迪默 他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 是创作的基础
百家原创作者：彦灵观历史
今天小编带大家一起了解，在这是自1986年以来，继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和埃及的马哈福兹之后，第三位捧走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而在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中，她是在瑞典的奈莉·萨克斯之后，25年内唯一的一位。时间是1991年10月3日，得主的名字叫纳丁·戈迪默。在此之前，这个名字在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名单上出现已不下10年。她的获奖为瑞典科学院评奖委员会的长时期徘徊画了一个句点。在这个权威机构对受奖者的评价中指出:“戈迪默以直接了当的方式描述了在环境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她的文学作品深入地考查了历史的进程，同时又有助于历史的进程。”我们继续往下了解一下吧！
诚然，在迄今已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生涯中，戈迪默始终把自己同使黑人从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解放出来，恢复黑人权利的伟大斗争紧密地连在一起。这种联系不仅是间接的（通过文学创作），而且采取了最直接的方式。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戈迪默于1990年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组织，她说，这是她“多年来与之共同斗争”的结果，“现在只是组织上也加入了”，她“愿意与这个组织认同”，认为“能属于这样一个组织是很美好的感受”。
纳丁·戈迪默，1923年11月20日出生于南非德兰士瓦省约翰内斯堡斯普林斯矿山小镇，一个犹太移民的家庭。父亲祖籍立陶宛，是珠宝商人；母亲是英国人。斯普林斯镇是一个种族隔离地区，戈迪默就在那里长大。小时候她“只知道黑人孩子不看电影，不参加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渐渐知道了种族隔离，并明白了，这“不是上帝的安排而是人为造成的”，她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和黑人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戈迪默先在一所女修道院办的中学，后在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特兰大学完成了她的学业。孩提和少女时代的戈迪默是一个勤于读书的孩子。因为身体娇嫩，病魔缠身，母亲格外疼爱她，不让她做什么体育活动。这样，读书就成了她生活中的主要乐趣。她家乡的一所相当可观的公共图书馆为她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她贪婪地阅读借到的每一本书。幸运的是，她还得到过一个人的指点，告诉她，要有选择地多读那些更能启迪心灵的好书。稍大一些之后，她到图书馆帮忙，近水楼台，使她接触更多的作品，阅读的范围更广了。据她回忆，他最喜欢读的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他认为契诃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她也读劳伦斯、普鲁斯和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的小说。后来，他读卡夫卡的作品，这位奥地利作家“使她对人们表面言行发生怀疑而产生执意要求寻找真实的愿望，并且醒悟到对有色人种歧视与隔离是奇耻大辱”。
戈迪默如饥似渴地读书（以及不久开始的写作）是要确立自己的独立性。戈迪默从小就是一个传统观念的叛逆者。在1963年写的《脱缰马和无敌的夏天》一文中，她说:自己是“脱缰马，从上幼儿园起就这样。不像多数儿童那样，能迅速使柔软浑圆的自己适应于书桌和纪律的尖棱尖角，我年复一年地从学校逃跑。”戈迪默不原意接受学校及家庭的传统观念，即一个女孩子上几天学，到十五六岁接受一点职业教育，随便找个工作，打扮入时地出入于舞会，等着男人来求婚，然后嫁人，做母亲。她要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戈迪默9岁就开始写诗歌和小说。15岁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1949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1953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一译《缥缈岁月》）。在50多年创作生涯中，戈迪默共出版了10部长篇小说，11部短篇小说集，另有160余篇杂文和评论。从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发表后，平均每隔一年必有新作问世。
戈迪默的11个短篇集是:《面对面》、《毒蛇的柔和声音》、《六英尺土地》、《星期五的足迹》、《不是为了出版》《故事选》、《肯定是某个星期一》、《利斯文通的伙伴》《战士的拥抱》、《那儿有什么事》、《跳跃》。戈迪默已出版的长篇小说是:《说谎的日子》、《陌生人的世界》、《恋爱时节》、《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贵宾》、《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伯格的女儿》、《朱利的族人》（一译《专制的人》）、《自然变异》、《我儿子的故事》。
戈迪默的创作是以反映南非社会现实为宗旨的。南非人民（特别是广大黑人和有色人种）在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的生活遭遇和反抗斗争，是她创作的基本主题。以她的长篇小说而论，10部中就有9部是以南非为背景的。戈迪默的小说是了解南非社会的窗口。这个社会主要是由黑人、荷兰裔白人、英裔白人其他有色人种组成的。白人只占人口的15％，却统治着占人口85％的广大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在戈迪默出生和成长的年代，黑非洲前殖民地纷纷独立，南非周边国家的黑人成了统治者。但是，在南非，种族隔离却变本加厉。忍无可忍的黑人一次次起而反抗，都遭到了白人统治当局的血腥镇压。发生在1960年的沙佩维尔惨案和发生在1976年的索韦托事件就是这一反抗及其悲惨结局的记录。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的白人，对这一切不做出反应是不可能的。少数有良知的正直的白人同情并参与了黑人为争取生存权利和政治地位的斗争。戈迪默就是这些白人中的一员。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所持的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是戈迪默全部创作的基础。作为一个作家，在20世纪现代主义滥觞，许多欧美作家遁入自我，反映个人对外部世界的主观的扭曲感受的时候，戈迪默毅然决定采用社会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这是艺术上的大胆选择。当然，这也是与她在政治上所做的选择分不开的。正如戈迪默在1989年11月2日对法国《解放报》记者所说的:“我不能简单地说:我是个作家…作为公民，作为白人，我负有特别的责任，必须行动。要证明我是一个白种非洲人不取决于我的写作，而取决于我作为人的行动。”戈迪默把这种态度称之为作家的“基本姿态”。
作为一个作家，戈迪默半个世纪的历程，是政治上不断成熟的过程，也是艺术上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的过程。固然，50年代两部长篇小说及短篇集的出版即已显露出戈迪默的“惊人的才华”，使她被称为“真正的作家”和“文学界闪出的一颗最明亮的彗星”。但是，她在文坛的地位的确定，乃是在60年代以后。一般以1970年问世的《贵宾》为界，把戈迪默的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主要成就在短篇小说方面。戈迪默的早期作品（包括长篇和短篇）基调是一种社会人道主义。黑人和“正派”的白人往往被描写成野蛮的、等级分明的、白人至上的社会中无能为力的受害者；“文明的”白人对他们的黑种仆人的同情只能是象征性的。
在小编看来70年代，由于黑人要求政治上和经济上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和白人统治当局以更加严密残酷的手段来对付黑人的反抗、“正派”的中产阶级的白人的本质也愈益暴露，戈迪默便对他们采取了明确的讽刺与批判的态度。他们在她的笔下往往不是“受害者”，而是“伪善者”。你们对此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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