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锋：《掌故》注定不能大热 但我真是觉得它非常重要
复旦大学严锋教授先后为《掌故》第一集、第六集撰写《我的爷爷严春阳》与《花木丛中人常在——章品镇与辛丰年》两篇文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月16日，严锋教授出席《掌故》第六集、七集上海读者见面会，作了非常精彩的发言，本文即是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现经作者同意，发布于此。
《掌故》上海读者见面会，左起：严晓星、严锋、茅子良、朱铭、柳向春
现在我特别看重《掌故》这种读物，我们一般研究历史的注重正史，野史、轶事这些花絮好像不是那么可靠，但其实什么是可靠，今天可以重新看这个问题。而且什么材料可靠，什么证据可靠，我们的回忆可不可靠，这种主观性可不可靠？如果不可靠，这种主观性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个人史、家史的讲述，其实是对正史、大历史的很好的补充。我们在回忆的时候都是加上我们的色彩，我们的感情，甚至我们的想象，所以这个补充是从一种主观的角度，从一种感性的角度，有很多所谓的不可靠的成分。我们常常讲的历史的真实，是所谓的客观真实和事实真实，但是感情的东西重不重要？我觉得同样重要。因为历史不光要有筋脉、骨骼，也要有血肉，要有温度。我觉得严晓星、李世文他们做的这些工作，《掌故》就是在打捞这种历史，打捞这种记忆，寻找这种温度，这种情感。
我也是在给《掌故》写文章的时候打开了这样一扇大门。这个事情跟严晓星特别有关系，我们有一些关于我父亲的共同的回忆。我们不光都姓严，其实我们有比本家更重要的一种情感的联系。我父亲的笔名叫辛丰年，他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写了很多音乐方面的文章，做了一些音乐普及的工作。父亲因为一直生活在南通，我一直在上海，基本上没有机会去照顾他，这个照顾不光是生活上的——我弟弟和弟媳妇在南通照顾他的生活，他不光需要生活上的一种支持，更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这种精神上的交流是双向的，他特别喜欢跟年轻人交朋友，南通的这些年轻的朋友给他带来了很多外面的信息，很多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气息和年轻人的想法，给了他很多这样的生命体验。所以我觉得父亲晚年过得很充实，这些都要感谢严晓星这些年轻人。
辛丰年先生(右一）和朋友们（后立者为严晓星）
我在给《掌故》写文章的时候，面对的不是冷冰冰的历史，因为我一直想写一个家史，我们这个家族蛮有意思的。我给《掌故》第一集的文章是《我的爷爷严春阳》，严春阳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做过上海的淞沪警备司令和上海戒严司令，基本上就是管上海的治安城防，是一个军阀。他也做过上海公安厅长兼上海卫生局长。其实不光是军，还有政，他跟当时上海主政的丁文江（相当于上海的市长）有很好的合作。这些事情我小时候不知道，父亲从来不跟我讲，因为从前这些被认为是一种耻辱的记忆。
家族的历史实际上给我父亲，还有他的兄弟姐妹带来了很大的一种灾难。他们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但是他们其实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的老一辈有很多真的是非常有理想，有献身精神，他们接触了当时的地下党，接触各种进步组织，有好多跑出去参加了革命。我父亲是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从南通到上海，然后去了苏中分区参加了新四军。现代文学史上，比如巴金，或者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就是那种对大家族的叛逆，对封建的、腐朽的、反动的家庭的背叛，去寻找理想和光明。但是这样一种割不断的血缘，其实在后面还是给他们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这些事情我是后来才知道的，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有必要把它们写出来，因为连我都不知道，那其他人就更不知道了。他们有过的那种追求，有过的对光明的向往，那种理想主义，那种献身的精神，难道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吗？而且这种追求并不是那么简单，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接触了什么样的人，看了什么样的书，怎么样一步步走向这样的道路。我们今天去回望这些历史的时候，能从中汲取一种力量，我们也能够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去认识那样一个大时代。我是喜欢从一些比较小的角度，写我的父亲辛丰年，希望把他的一些历史写出来。
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还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家非常有意思，父亲的兄弟姐妹——我爷爷生了很多的孩子，有一半参加了革命，有一半留下来了，他们的人生道路都不一样。当然有的还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我还有一篇写父亲和他的哥哥的。我的姑妈，还有我的小叔叔，他们也是像我父亲那样，有的比他出去得还要早，我的四姑妈是17岁参加革命，我的小叔叔是14岁，我父亲当年解放南通的时候回到家里就把他带走了。我的小叔叔刚参加革命，也没打什么仗，突然就让他们去东北，变成了农垦战士。他一生就在东北，就是黑龙江的宝清县853农场，他一辈子献身在那边的农垦。这里面有好多故事。
在给《掌故》写文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历史真的是很复杂。比如说我的爷爷，在六七十年代“文革”那个时候，是我们家族的禁忌，他是反动派，一般想象他是恶魔一样的，很坏。我一开始不知道他，知道的时候觉得很惭愧。这成为我童年的阴影和创伤，我写《我的爷爷严春阳》也是一个自我治疗，我要把这个创伤讲出来，把这段写出来。所以文章里面我就写父亲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后来还是知道了，然后周围的同学、老师也知道了，因此我受到了很多的歧视。但是我后来进一步去了解很多事情的时候，发现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我写我爷爷的事情，是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的。一方面，我去跟家族里的亲人交谈，我有意识地跟我姑妈、跟我父亲谈这些事情，讲着讲着感情上来了，他们就讲起小时候的一些回忆。这个是主观的具有感情色彩的那一面。还有另一方面，现在很多史料都公开了，我就检索了很多民国的报刊，其中主要是《申报》。我发现上面有很多我爷爷的记录，他在上海的那段时间基本上隔两天就有他的报道，比如他的部队在哪里，参加了什么会议。当时《申报》上面有几版，都是党政军领导人的动向，包括搬家这样的事情。我因此搜出来我爷爷后来住在哪里，搬家搬到哪条路，几号，原来是康有为住过的宅子，现在都能考证出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报道、不同人的回忆去看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
还有一些报道，说有工人给我爷爷送万民伞，这个令人难以想象，以前他就是去剥削工人，欺压人民，镇压，他有镇压的这一面，但是怎么会给他送万民伞呢？原来当时码头工人两边起了争执，工人内部也有斗争的，我爷爷就去做思想工作，去安抚，这个和谐对他们来讲也很重要，和谐在任何社会都很重要。这样把两边摆平，事情平息了下来，人家就去感谢，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也就是说，其实他不一定做的都是坏事，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
《掌故》第六集的这篇《花木丛中人常在——章品镇与辛丰年》也是如此。章品镇是我父亲的革命领路人，他也是大地主家的儿子，但是我写到一个细节，章品镇到我奶奶家里来，这是我的奶奶后来亲口跟我说的：他家很有钱，他来还让我给他补衣服。这个事情我为什么如此记忆深刻？不是我的夸大，首先章品镇出身豪门，第二我家也是豪门，我的奶奶给另外一个豪门的少爷补衣服，这个就不容易了。其实我的奶奶是苦出身，当时有很多复杂的关系和社会的情景。
我父亲健在的时候，特别是我小时候，是经常去章品镇先生家里的。父亲有意识地把我放到他家里，去接受另外一种家庭的环境教育，易子而教。我觉得这种教育理念很好，很值得提倡，因为不是每家的教育都是完美的，不是每个爸爸妈妈都是完美的，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这样那样的局限。
1976年，父亲把我放在章品镇先生家里面三个月，对我的人生成长非常重要。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章伯伯带我在南京找馄饨吃，因为我爸给他写了一封信，上面写我没有别的爱好，只爱吃馄饨。这就是朋友，他真的为了小孩，一天天带着我在外面找馄饨吃。现在能有多少大人这样？当然他是为了朋友，但也是对孩子的一种尊重。南京那个时候的小馄饨被我们找遍了，这也奠定了我一生对馄饨的爱好。我在他家还看了很多书，他们真的是非常好的人，非常有人性的人。我要把老一代的优点，他们的美德，他们的人性，记录下来，这是我为《掌故》写文章的初衷。
1980年前后，季因、章品镇、辛丰年（左起）在南通钟楼前
我们的文章要写出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性，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极端化。我这些年写东西不多，但是写得最好的两篇就是给晓星兄给《掌故》的。严晓星怎么会走到今天来编《掌故》，可能跟他的出身，跟他的爱好，还有我们南通的一种人文气息有关。我刚才讲我父亲身边有一群年轻人，好多人会吟诗、作画、弹琴，就是在南通这个小城市，其实任何城市都可能有这样一个小空间，有一些文史的爱好者，他们不去追逐时代的大潮。
我觉得《掌故》没必要追逐时尚，能够守住自己的园地，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浪花，就很好。这方面严晓星跟我父亲有蛮相似的地方，我父亲一直在南通，写了好多文章，最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周边的很多人也不知道，他不追求那些东西。今天网络上的直播，哪个网红出名，对他们来讲完全没有意义。这种人肯定是这个时代的少数，但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少数党，如果大家都去从众，都去做网红、大V，说一样的话，就没有意思了。我们在《掌故》当中能够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它的内容是厚重的，有历史积淀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很有味道的。《掌故》注定不能大热，但我真是觉得它非常重要。
《掌故》（第六集）
《掌故》的读者和作者，大多是爱书人。本集以茅子良先生《1973-1979：上海书画社的木版书》一篇开场，相信足以“令人目明”。传统的雕版印刷在特殊历史环境下重放异彩，如今岂可再得。茅子良以参与者的身份，翻检档案，摩挲实物，寻访故旧，完整重构这一过程，堪为当代出版史的重要文献。雪克先生回忆一个甲子前为学校买书的经历，有故事，有人情，有时代氛围，韵味十足。艾俊川先生从自己珍藏的画册《养寿园图》说开去，揭出养寿园在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的意义，挖掘极深。胡文辉谈陈寅恪笔下的“新名词”，许礼平谈高伯雨的一篇集外文，也无不是从书中来，眼光见识，各擅胜场。
记述人物，向为“掌故”以及《掌故》的重点。本集七位新作者，专注人物的倒有六位：虞云国、高林、沈慧瑛、苟世建、谭苦盦、陈铃。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谭苦盦与另三位老作者刘永翔、刘聪、宋希於，这次的题材皆“事关风月”。饮食男女，人皆有份，圣贤难免，其中自有掌故，但讲什么、怎么讲，仍然关乎情怀，关乎趣味。马一浮的隐痛，梅贻琦的心事，吴湖帆、周鍊霞的纠结，总是加深了后人对那个时代与人物的理解；陈白尘的那一段情感风波，作者也未尝津津于事件本身，而是有悲悯，有哀矜。
三十多年前，章品镇先生以一篇《花木丛中人常在》，回忆《花木丛中》的作者周瘦鹃先生，后来他将追记前辈的文章结集，即以之冠名。如今严锋拿出同题之作，写的是父亲辛丰年与章品镇长达七十年的君子之交。在疫情尚未平息之际，“花木丛中人常在”这七个字让人感触良深。春夏如约来去，世间不复旧时，人与花木同盛，果真是最美好的心愿。
《掌故》（第七集）
十一年前，因为对苏青小说《续结婚十年》中人物的原型意见不一，本刊的两位作者黄恽、胡文辉曾在《万象》上打过一场小笔仗。如今来为此案作总结的，是《掌故》资深而年轻的作者宋希於。这一篇看似是对“隐秘角落”的钩沉，无足轻重，但对史料的掌握、解读与运用却颇可注意。“隐秘角落”的另一面，是“发潜德之幽光”。王铃“研究《九章算经》的博士论文，实际上已入了中国科技史的章节”，“如果公平的话，王铃应该是‘第二作者’”，然而王铃却毫不犹豫地告诉汪荣祖，“《中国科学技术史》完全是李约瑟的书”。王铃晚年叶落归根，所居近处也是我的常游之地，不知寻常巷陌可曾相逢。一代科技史家的潇洒风神，神往之馀，亦增惆怅。
掌故大家瞿蜕园已故去近半世纪，俞汝捷先生为当年从游者，由片纸再次拾零“蜕老”往事，珍贵可读。瞿蜕园之孙瞿泽方则叙述其伯父瞿同祖，整体回顾之下，唯有家人才知道的细节遍布文中，温度触手可及。谢其章作为老电影迷，倘若能回到1949年前后的演艺界，大约要被黄宗江、孙道临们引为同调的，由他来复原早逝的戏剧家丁力的“朋友圈”，再合适不过。刘铮通过几片顾廷龙为毛泽东“大字本”题签残纸，抒写出“一个时代的光景”，着眼于老掌故，下笔用新方法。读者们也许还记得《掌故》刚刚问世时刘铮写的第一篇书评，立意既高，观察亦深，我们的心事也几乎被他全然说尽了。唐长孺、张振镛、许姬传、孟言嘉，在王延武、刘永翔、赵珩、杨志诸位的笔下，或重其学，或重其事，或重其人，“仿佛若有光”。就是陈晓维笔下那身份尴尬的古董商白坚，也堪为近代艺术品流通史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之奔波生计，要与柳向春笔下“读书种子的吃饭问题”同样引来一声叹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