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6分 让人泪目的《蓝色防线》｜幕后创作专访
擦着镜头飞过的流弹；模糊的伤口和涌出的鲜血；急救台上不停做着CPR的手；心电图上变平的那条线；以及战友们的痛哭和满脸的热泪……这种真实影像的力量是一百个《战狼》加在一起都比不上的。
这是一位网友看完近期上映的纪录电影《蓝色防线》后的感受。《蓝色防线》在9月18日上映院线，目前豆瓣评分为8.6。影片横跨中非大陆历时5年的拍摄，350小时战地纪实素材，长达两年的创作。
今年，恰逢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作为中国首部海外维和战地纪录电影，《蓝色防线》记录了我国维和部队在南苏丹的真实经历，记录了维和士兵为维护世界和平奉献牺牲的珍贵现场画面和浓厚的战友情谊 。本片导演刘欣毕业于纽约大学纪录片专业。其此前的作品包括《虚你人生》,《无名之状》等。最近，凹凸镜DOC采访了本片导演刘欣、剪辑师李楠和配乐师刘冬，了解创作背后的初衷、构想和遗憾，以及他们对年轻纪录片创作者的建议。
被采访者：导演刘欣、剪辑师李楠、配乐刘冬
采访撰稿：晓璋
编辑：沙丘
凹凸镜DOC：片名《蓝色防线》的创意是怎么来的？
刘欣：片名是我们的联合剪辑师起的。最开始我是想叫《蓝盔往事》，但是后来大家觉得《蓝盔往事》太伤感了，蓝色防线更中性直观所以定的《蓝色防线》。
凹凸镜DOC：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一部海外战地纪实的纪录电影？
刘欣：我一直都觉得做这个片子有一定的机缘，军队体制改革使得这350小时维和步兵营内部的素材首次被披露和解密。素材的版权方叫识君文化，一家民营的影视公司，也是他们找到我，给我看了这些素材问我是否感兴趣参与。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看了素材后意识到这种一手战地视角的稀缺性极高，而且素材情绪张力非常大，故事的可能性也很多。加之我以往剪辑创作经历较多，所以从剪辑出发来塑造故事、设定叙事线和拍摄方案是我比较擅长的创作方式。
第二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我当时看到两段素材，在有战友牺牲的情况下，军人还需要克制住自己本能的伤痛情绪，为了让其他伤员不产生更大的情绪波动也为了能保持冷静的继续执行任务。这让我产生了很强的共鸣。因为我父母也是军人，我从小就观察到他们性格里面有特别隐忍的这一面。也是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选择了完全相反地去释放自己的个性。
而且我一直觉得咱们80后、90后是生长在一个相对自由主义的环境里面，但是我看到这些士兵是跟我一样的同龄人，却在他们在身上有我父母的那些特质或者说会愿意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激发了我内心一些想去了解的冲动。
从一个更普世的角度来讲，大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都是很艰难的，你不可能完全肆意地放飞自己，总要有压抑自己去克制隐忍的时候。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个片子它的整个的叙事核心和推进逻辑，其实是个体的内在跟外在世界冲突的张力来推进的。可能外化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军人个体的情感和他背后的家庭，和他军人身份的这种之间的张力，包括后面推进到一个维和部队，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他们需要去恪守的，比如说像三原则这样看似冷冰冰甚至可能有点一刀切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是有非常多的细微的冲突和张力的。
凹凸镜DOC：你第一次过完这么一大批素材的时候，当时内心是什么样的想法？你又是如何确定剪辑线的？
刘欣：创作的基础是这三批维和步兵营的素材，全部都是步兵营内部的士兵拍出来的，没有所谓的战地记者，也没有任何经受过这种专业的摄影训练的摄影师在场，所以素材的碎片化和残缺性使得我们必须从中摸出几条可能成立的故事线，以及选角，并以此为基础设计拍摄的风格、内容以及方案。
起初也是想跟拍，但主人公许多仍然是现役军人，军方对现役军人的管理极其严格。其实他们不应该出镜的，但是也是经历了多轮的沟通，所以我们好几个拍摄方案，最后只能保留到目前你看到的这种呈现形式。
很多创作上的想法是从素材中活得启发的。比如有一段素材是当时杨树朋牺牲的时候，有一个镜头是拍了另一个摄影师捂着嘴忍着眼泪，另一个镜头中他拍到了大家对树朋鞠躬告别，然后他把视角左移到了一帘之隔的另一个伤员身上，那个伤员在听到树朋离世的消息后默默闭上了双眼……如果不是朝夕相处的战友，他不会用镜头关注到如此细微的视角。
我们就开始去找这个背后是谁拍出来的，然后就找到了这两位摄影师，并且把其中的一个摄影师变成了片子里面的一个人物。所以当时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对素材直接的观感和尊重，决定以他们战士的视角，我们也通过镜头在了解着每一个人的性格、情绪等。
做独立纪录片的人都很在意镜头和被拍摄对象的关系，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因为持摄像机的人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所以他镜头的关注点本身就能反映出非常多的维度，比如说兄弟情，比如说这种毫无距离或者说共生死的这样一种镜头之间的关系全部都在里面。
正常情况下我剪片子都会要求做场记，相当于是对素材的一个摸底，也是我比较习惯的一个吸收素材的方式。然后我就给了剪辑师一个空的场记单，他带领团队在过这些素材的时候按照场记单里面去筛选。所以我很依赖我请的这位剪辑师的直觉和判断，比如我告诉他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需要从他的脑海里看过的素材中调出来这样一个画面或者场景，并且我们两人对这个画面或场景的理解和解读，包括情绪上判断要一致，这还是蛮难的。
我设计了三条故事线、两条时空线。一条故事线是新闻，因为片子中讲述的维和是一个国际行为，所以你肯定要去还原当时的一个国际舆论场，包括南苏丹政局的一些情况，所以都是用这种比较相对来讲客观的一个新闻线索把它穿插起来的，和我们上一个片子《虚你人生》中的新闻线非常像。
第二条故事线就是关于2016年那一场内战的一些回忆，当时也有去看，比如说像《雷斯特雷波》，然后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开往暗处的的士》，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受到的启发就是想去碎片化一些东西，去把它做成一场回忆。
然后第三条线其实就是我们拍摄的这条线，是现在时态，让他们去回忆当时的那一场事件。所以其实整个剪辑你也能看得出来，他们先是入画，然后开始讲这个事情，然后中间讲不下去了，然后再到最后他们脱帽，然后我们告诉大家他们现在在干什么。整个片子时态的逻辑是一个现在时然后这样三条叙事线，两条时间线的一个交叉，完成了这个片子的叙事。
凹凸镜DOC：你是如何找到这个团队的呢？
刘欣：这部片子的剪辑师李楠是我在纽约读书时候的朋友。我了解他是一个对于情绪比较敏锐的人。这个片子情绪张力很大，我最开始在音乐上就有一些想法，而李楠对于音乐的感觉也是我觉得特别好的。配乐师刘冬也是我纽约大学的同学，我第一个片子就是跟他合作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合作关系，他们也是这部片子特别大的功臣。
凹凸镜DOC：对于这个片子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特别想做到，但是最后可能没有做成的这种遗憾的地方？
刘欣：其实我觉得我最主要想讲的一个就是内在个体跟外在世界的一个冲突，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充分的。第二个想讲的其实就是在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个体在自由主义跟集体主义之间的选择问题，没有优劣之分，各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我其实有一个特别想加的内容。当时我有跟其中一个士兵聊，我问他：“你看咱俩差不多同年生，我选择了所谓的追逐个性，放飞自我，但是你军人身份会去抑制或者隐忍自己，选择了这条路。你怎么看待我这样的人的选择和你怎么看待自己的选择？”他就跟我说：“在选择这方面，其实我弟弟跟你特别像，我们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曾经有很多分歧，但是我现在会越来越理解他。我觉得我现在的选择和我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为了让你和我弟弟这样的人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我当时流泪了，可是没有办法放，因为人物太多，我很难把他做成一个单独的人物加进来，片子还有一个客观的叙事逻辑需要去遵守。
其实这个片子我们在很尽力地去描述他们的一个很客观的困境，但是有一些我们只能暗示在那里，我们不能说得非常透，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科教片或是论文。
昨天我们还在我们几个主创还在聊，没觉得这个片子做出来大家会哭成这样。因为我们本身在创作的时候已经压制了非常多的情感，包括我们那些采访，除了王震之外，所有人都哭了，但是那些哭的镜头我们一个都没有放进去。我的考量是2016年的情绪浓度太大了，不需要再做什么，我可以让这个情绪浓度就放在那，也不刻意地去做任何处理，但是现在这条时间线从创作的角度的克制，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军人的这种克制和隐忍。所以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哭难受，不是因为我们像《战狼》或者像《红海行动》一样释放了观众的情感，恰恰是因为我们压抑了你的情感，你才会更难受。
而且我们第一个版本的结尾没有阅兵，所以你离开电影院的时候会更难受，这也是我们偏作者型的那一面表达。最后多方意见汇总要求我们必须“扬起来”，所以选择了阅兵作为彩蛋也是因为那年的阅兵上这些维和军人是唯一一支刚从战场下来的，刚从任务区下来的，所以你看他们的肤色比其他人要黑，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在镜头面前走过了。
大家可能知道维和，但是不知道他们每个人背后可能都经历了之前你刚刚观看的80多分钟，所以也是希望有一个时空上的呼应，让大家知道原来镜头面前可能就几十秒的人，可能就几十秒的这样一个场景，他们每个人背后经历的是这样的。
最开始我们那一段的配乐是传统的大交响，然后改成了硬摇滚，这个是我们音乐指导的主意。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要有年轻人的锐气，因为我们主创基本上都是30来岁，然后这些士兵也都是80后、90后为主，我觉得大家身上都有一股劲儿，包括这个片子能做出来，也都是因为大家一直咬着这股劲，所以说还是希望最后的时候能让大家感受到年轻人的锐气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的音乐指导就说你就来一段硬摇吧，后面配乐师刘冬可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风格的创作，我个人非常喜欢每次听到都会起鸡皮疙瘩。
凹凸镜DOC：片子里你自己最感动的是哪个场景？
刘欣：我其实现在已经很难去回忆片子本身哪些地方会让我感动，因为我现在已经很难剥离开我整个创作过程的情绪了。我基本上每次它最后那一段音乐起来的时候，我都忍不住会哭。因为我想起将近两年时间太不容易了，所以现在对我来说这片子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这个项目艰难的程度你们真的难以想象。我最开始刚进入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还是齐肩的那种娃娃头，但是我就从别人的照片里边发现，我两年做下来，我头发越剪越短，衣服的颜色越穿越深……
我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是个女导演，因为创作中别人认可的是你脑子里的东西，不是你外在的性别。但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人问我说你是三个导演里面唯一的女性，你的视角什么的。我一直都不觉得我有女性视角，但是我确实感受到了创作以外，一旦你进入另一个话语体系，它不是创作的一个语境了，别人看着我是一个女性，说话相对来讲也比较温柔，也不太爱发脾气，声音也不是很尖的那种，别人真的觉得你好欺负。最近看了一些评论，说影片克制、温柔细腻，可能我本身很关注人的情绪和情感，但我仍然觉得和我性别没关系。一路咬着牙走下来挺不容易的。
凹凸镜DOC：你有新闻、法学、纪录片三个学科，为什么最后会选择走纪录片这个方向？
刘欣：我一直觉得纪录片是我一辈子要去做的一个事情，我不着急自己做得快还是做得慢，但是比如说我的法学，或者说我学纪录片，或者说包括我现在读更偏向于哲学这边的传播学，我觉得它都是在丰富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然后我再通过纪录片的形式来表达出来，仅此而已。
不是说我先学了这三个学科，然后我去决定做纪录片，纪录片和我的学科背景是一个平行关系。纪录片永远是在旁边的这一条线，它永远会一直延伸到可能我生命的尽头，但是读书、学习是去丰富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引导我一起去思考一些问题。
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毕业后直接在美国做了两个片子，那两个片子不论在能力上还是合作对象的磨合上都给了我一定的积淀。
我做第一个项目的时候，我有一点疑惑，就在于选择一个大平台还是选择继续做独立纪录片。除此之外我也面临着一个困惑，我毕业作品其实当时做了一个不是我内心想选择的故事，因为那时候我才20多岁，不知道你自己对这个世界感兴趣的地方在哪，所以当时我整个毕业作品拍得非常痛苦，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打开过那个工程，做完之后，我也不会像我其他同学一样投电影节，因为我实在是太难受了。而且我觉得更难最难过的是，我不知道我如果要当一个导演，我要讲什么？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你都不知道你表达的欲望在哪里，这是最恐怖的。
正好当时我跟我们的剪辑指导聊，他就跟我说，说你可以进平台拿H1B但是你会离纪录片越来越远。他说你对纪录片的喜爱是毋庸置疑的，你也选择做这条路的话，我建议你从剪辑师开始做。
因为第一，剪辑师能够在创作上有所贡献。美国整个不论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的剪辑水平都非常高，而且剪辑师在整个故事的架构上，其实相当于是第二导演，所以他就建议我可以从剪辑师开始，慢慢地去探索纪录片或者这种形式的表达的核心和技术、制作能力、创作能力、拼接故事的能力、敏锐度、情绪捕捉力，这些都是可以从剪辑里面学到的。
而且剪辑是整个创作阶段的最终环节，就相当于你前期的所有问题都会暴露在剪辑层面，包括选角、拍摄、导演层面的问题，你在剪辑上你都能知道。
凹凸镜DOC：你自己对制作哪些话题的纪录片更感兴趣？
刘欣：当时我剪片子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剪片子是在自圆其说，如果你自己的世界观不够“圆”的话，你没有办法有立得住脚的表达。我是觉得我现在刚刚跨过人生的30岁，我可能更在意的还是我自己内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突然碰到某一个选题，它正好符合我这个阶段对外探索的一个方向，我可能就很愿意去讲，比如说17年我刚回国，当时特朗普上台，我就一直开始思考中美意识形态之间的问题，再加上18年年底我做这个项目开始，就有很多中美之间的冲突、贸易战，香港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包括国家存在的意义到底在哪？就为什么一定要走向分裂。
这个片子早期有一个版本，有一句话，但是后来被拿掉了，那句话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我特别想讲的一个，就是说现在地球有这么多问题，但是大家还要去割裂，意义在哪？你为什么不能从一个更宏大、更宏观或者更长久的一个维度来思考一些问题？而且疫情其实就是在印证，这就是一个共同体。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片子的接触或者说决定想做，正好可能符合我那段时间的一些想法。我仍然不知道接下来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东西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题材，但有可能我接下来遇到的一个题材，正好会符合我接下来一个阶段去思考问题的一个方向。其实我下面特别想去探讨一些关于科技入侵生活的一些问题，这个是我可能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凹凸镜DOC：你觉得纪录电影和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吗？
刘欣：我觉得纪录电影这个概念是国内有的。当时我读书的那个时候，美国的语境里说documentary，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电影的一个类别，它应该在电影院呈现，大概是90分钟左右的一个体量。只不过因为国内的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包括它涉及的权力机构、市场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跟国内的朋友说我做纪录片，大家以为是《舌尖上的中国》这种非常优秀的专题片或者专题系列片，这两年纪录电影逐渐多了才慢慢分割出来一个“纪录电影”的概念。
凹凸镜DOC：针对想要从事纪录片行业的年轻人的建议，你之前提到过找清方向更重要，能再具体阐释一下吗？
刘欣：我是觉得首先你要跳出国内的价值判断的氛围，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做一个片子要更关注导演，但实际上我会觉得现在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更多是多工种创作者的共同努力，来让这个片子变得更好，所以每一个工种都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非要往导演那块挤，我一直都是觉得顺势而为就不强求，什么都去体验感受，然后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特别多的成长，而且是多维度的成长。比如，要是让2014年的我去当一个片子的导演，我当时可能真的不行。我的年龄、阅历、我对于人事关系的处理、我在业内的资源都没有，我做不了的。所以就是跳出这样一个价值判断的一个环境，然后去思考自己到底对什么感兴趣。
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思考，保持进步，然后就让自己不要闲下来。所以你要是时刻能让自己在每一段时间都有收获，你肯定就不会后悔你过去过的这段时光的，而且我是觉得创作者的话，所有的时间都不浪费，关键是你看你怎么样解读你曾经花掉的时间。
凹凸镜DOC：请问整个剪辑的过程大概是怎样的？
李楠：过素材大概花了2-3个月时间吧，当时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联合剪辑和2个剪辑助理一起梳理素材。因为多数素材都是由步兵营内部的宣传干事们拍摄的，所以大部分素材都是服务于新闻和宣传工作的，因此素材整体碎片化和瞬间化很严重。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过素材的时候会着重挑选那些可以成场景的，可以连贯地饱满地用镜头语言来传递明确的事情或者事件的素材。比如像搜缴武器和暴动这类难民里的大事件。
另外，在挑选的时候我们还会着重关注被拍摄的对象，看看哪些人物出境的次数和比重更多，哪些人物的个性更鲜明，哪些人物的职能更重要，以便于我们用这些人物和所选的场景来完成故事的搭建这也是我们规划后面拍摄的基础。
剪辑团队的配合主要是剪辑助理筛选素材，我和联合剪辑把每段筛选出来的素材尝试进行场景的拼接，可拼接的场景我们会进行分类分组，然后我们会和剪辑指导，也就是刘导，一起根据我们所拼接的场景来讨论和制定影片的结构。大结构制定下来以后联合剪辑会辅助我来完成全片的粗剪工作。粗剪版本整体得到认可以后，我会对其中的细节和情绪等做一个最后的打磨。最终版会在刘导的指导下做最后的调整。
凹凸镜DOC：片中你个人最喜欢哪一段？
李楠：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从战争后送别战友一直到结尾阅兵前这个段落。因为这段的情绪处理是本片的重中之重。我本人其实是个很细腻很善于处理情绪的剪辑师，另外我对音乐的铺垫也非常的苛刻和敏感。在选择参考音乐的时候我也一定会精挑细选，一定要保证参考音乐能达到每个段落情绪的表达，而不是为了铺垫音乐而铺垫音乐。
凹凸镜DOC：对于想要从事纪录片剪辑工作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建议？
李楠：关于年轻人的建议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多看多学习一些不同类型的纪录电影。另外如果可能的话，自己可以上手把学习的片子放进剪辑序列里自己动手解剖分析一下，我们在做蓝色防线的过程中，也一起分析过很多片子，这种方式会比单纯只看片子更有提升的效果。最后一点可能就是多听一些不同情绪的电影音乐，毕竟音乐和剪辑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
凹凸镜DOC: 请问当时看到素材之后，对片子的整体音乐风格是如何考虑的？
刘冬: 考虑到整个影片所呈现的非常宏大的维和主题，音乐在风格上的定位仍然是偏传统管弦的写作手法，并没有选择非常独立以及风格化的纪录片配乐模式。音乐所想要辅助于影片的最终目标是在常规的管弦乐基础上追求一些个性化的突破。
凹凸镜DOC: 想要表达的情绪是什么？
刘冬：整个配乐的情绪与影片的情绪是一致的，都是属于比较克制，比较客观的。尽管在音乐编制上会与一些大制作的剧情片比较类似，但是我仍然希望音乐能保留一些纪录片的特色，不过分的戏剧化以及不过分的渲染情绪，让片中人物的情绪能否自然而然的传达到每一位观众。
凹凸镜DOC: 以及片尾的那段音乐为何会想加入摇滚元素？
刘冬：因为片尾在我看来是全片为数不多可以用音乐把情绪带动起来的点，再结合画面中我们建国70周年的阅兵素材，我希望这段音乐能够鼓舞人心，能带给每一个人力量，所以就想到了使用摇滚元素与交响乐队结合的方式，来帮助画面表达我们维和部队的强大以及祖国的强大。
凹凸镜DOC: 对于想要从事配乐师这个工种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刘冬：配乐写作与纯音乐写作有很大的不同，配乐的工作性质迫使每一位作曲者必须对影片有全方位的认识和理解，你不仅需要有作曲的功底和技术，还需要对电影本身有充分的了解，台词，表演，镜头调度，剪辑节奏，声音效果等等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到音乐的设计和创作。所以我建议大家需要多阅片，各种题材的影片，多总结一些好的音乐是如何为画面以及剧情服务的，而不仅仅是着眼于音乐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