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村教师70年的人生路
我叫李景言，男，1948年（农历）10月23日出生于河南农村，在乡下当了一辈子教师，如今仍在学校发挥余热。虽然年逾古稀，但几十年的教学生涯，让我亲身体会到了祖国的蒸蒸日上、社会的欣欣向荣、家庭的衣食无忧。走在生机盎然的乡间小路上，回忆一下过往，再看看蝶变的村落、校舍，总会有说不出的欣慰和满足。
一：童年的回忆
我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老君庙镇余之河村闫湾二队，我是家中的独子(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幼年夭折了)。父亲对我疼爱有加，给我起了个小名叫李妮。父亲每到官庄或老君庙的集市上，回来后就给我买老鳖馍（类似于烧饼，烧饼是圆的，它是椭圆形的，形如老鳖）。等我成家有儿子了，我给儿子买饼干，儿子当了父亲后给孩子买玩具。总之，亲情的陪伴是人间最温暖的一道风景。
我四岁就有了记忆，记得爷爷留着长胡须，常常坐在一个稍高的短凳子上，吸着旱烟。不知什么原因，爷爷走了。爷爷是天黑出的殡，出殡时全村人都高举着火把，大姐牵着我的手随着众人，迤逦着把爷爷送到了坟地。
我们村中间有三间土坯房子被称为学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办了第一期扫盲班。我父亲从小上过私塾，农闲时就成了夜校的扫盲教师。父亲上课时经常带着我，扫盲课先学的是农具名，如牛、驴、马、肚带、绳子、鞭子、石磙、耙等，还学了一些顺口溜，我现在还记得拾粪歌：“拾粪的听我说，听我说一首拾粪歌。拾大粪到屋角，牛粪、马粪到河坡。要拾猪粪大路旁，草窝以内狗屎多”。
上世纪五十年代兴起了合作化运动，合作化运动首先发动贫下中农，成立互作组初级社。初级社先吸收贫下中农参加，一些未能入社的人就编顺口溜来讽刺：“能和社里比白馍，不和社里比干活”。意思是说集体里干活多、干活累，生活却差劲。
二：艰苦的求学之路
我父亲有些文化，在村里当了一名民办教师。我入学的一、二年级就是跟着父亲在本村学堂里上学。课桌是学生家长从自家屋里搬来的，凳子也是学生自带。当时我们村男女老少有400多人，在班里上学的学生年龄有大有小，上下能错三、四岁。大家学习都比较艰苦，一支铅笔削的没法削了，就用小刀把铅笔从中间劈开，拿出里面的铅笔芯，用竹篦子裹起来后缠上一圈圈绳子再写。铅笔芯剩的仅有一厘米左右时，还舍不得扔掉。作业本都是正反两面写，写完了再把本子整一整放起来。
1958年我上三年级时，人民公社成立了。三年级必须到三里外的余之河小学去上学。接着又赶上了吃食堂。食堂伙食开始还不错，吃的是白面馍，不过分大人小孩，大人是一顿一个杠子馍（有两个馍大小），小孩一个馍，生病了还有病号饭。再后来是红薯和红薯叶子馍，有时是红薯干稀饭，基本上也都能填饱肚子。
我到余之河上三年级时，三年级班主任是朱永亮老师，有一次，教学生写毛笔字没有墨汁，就点起煤油灯，把煤油灯的黑烟熏在一张硬纸片上，然后用水中和，搜集在一起当墨汁。
那时贯彻的教育方针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农闲时，老师会带着学生帮生产队干活，如摘棉花，收玉米，捡红薯等。到上四年级时学校食堂就开不下去了，生产队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差。馒头没有了，面条没有了，天天喝菜汤，菜汤里有少许面。家家又没有铁锅，要是谁用瓦罐煮些青菜、红薯什么的，被乡、村干部发现了就会给摔了。再后来食堂确实办不下去，就解散了。
我在余之河小学上四年级的时候，学校上课开始执行半日制。四年级的老师有徐秀文、许震、付维华等，付维华老师是个女老师，嫁到了三十里外的罗店乡，后来听说转成了公办老师。五年级的班主任是本村的谭老师，我后来当校长了他还没有转正。谭老师是1991年去世的，他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没有享受到苦尽甘来的幸福生活。上六年级的时候，班主任也姓徐，名字现在记不清了。徐老师是公立老师，有才华，教学上也有一套，就是人品有些问题。不过也平安退休，老有所养。我们学校王老师是师专毕业的，马老师是汝师毕业的，从教学效果上看，王老师没有马老师教的好。马老师后来当了校长，可惜退休不久就突遭车祸去世了，让人惋惜。
1958年大跃进，1959年的浮夸风，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那时的老百姓可真是苦不堪言。可苦归苦，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体会并不是很深刻，我和本村的小伙伴们照样每天都玩得很快乐。记得有一次，学校通知到校进行麦假补课，父母可能是穷怕了，硬让我在家拾麦子补贴家用，我也乐于接受。麦收过后，麦子也拾完了，父母就让我去上学，我害怕老师批评，不敢去。再一个原因是，教我们的徐老师有偏见，哪个学生给他拿了粮食，他就对哪个学生格外照顾。我家里穷没有孝敬过徐老师，尽管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但是徐老师一直对我不冷不热。可以说那时候有点厌学的情绪。
我应该感谢校长胡进顶。胡校长知道我学习成绩好，就让本村学生捎给我一封他写的亲笔信，信的意思是让我赶快到校上课学习，我很受鼓舞，又背起书包返回了学校。那年余之河小学考上老君庙初中（也称汝南四中）的学生仅有四名，我是其中之一。
我考上初中是实力，也多少有点运气。在小学毕业复习中，我背了一篇范文是《给台湾小朋友的一封信》，而小学升初中的作文是《给东南沿海小朋友的一封信》，语文试卷满分100分，作文就占了40分，我幸运地考入了初中，本村大多数同学都下了学。有时候想想人生也很有偶然性，胡校长的一封信让我今生走进了“教师”这个神圣而光荣的职业。
1962年9月，我带着初中录取通知书，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涯。1962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生活的水平都很低，同学们都是扛着打满补丁的花被子，挎着馍篮子，步行到老君庙学校报到。然后六天回一趟家，再带来下一星期的食物。九月的天气还很燥热，带来的馍很快就会发霉，无法下咽。临到周五，周六，就把干裂着大嘴长绿毛的霉馍拿到学校食堂里馏一下再吃，馏一次学校食堂收一分钱。那时有同学真的就没有一分钱，我们对一句话感受最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由于家里粮食也不够吃，上学的霉馍有时也不能保证。我们哪一届从余子河考入老君庙初中的三男一女，由于女同学的父亲是教师，家里相对来说好一点，继续留在学校里上课。我、闫学如、胡进贤都是农村来的，大家碰在一起多次商量，最后一狠心都背着被子回了家。饿着肚子，学真的上不起。
过后闫学如和胡进贤就下了学。父亲曾经当过民师，知道困难只是暂时的，错过了学习的好时候，用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父亲咬紧牙关又把我送回了学校，最终在父亲节衣缩食的支持下，我完成了三年的初中学业，个中艰辛，不忍回望。
我上初一的时候分在18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余钟全，他是一位刚踏入教育的新兵。数学老师是吴树仁，同时也是19班的班主任，还有教俄语的张新友老师。上一年级的时候，由于生活艰苦，思想经常波动，学习成绩也不太理想，上期期中考试数学只考了46分，一直到下学期成绩才提高。二年级被选上了班级学习委员，但学习还不够努力，上课看小说，看《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岩》等。
初中阶段的学习很紧张，比学习更让人难以承受的是苦难的生活。夏天吃霉馍，把馍一掰开，灰白的粘丝拉好长，像拉手风琴一样；冬天吃红薯，牙一咬嘎巴嘎巴地响，让我常想起夜静里老鼠贪吃的声音。早上下自习后要一路小跑到学校食堂，去抢那带着霉味的馏馍水，去晚了就被别的同学抢走了。中午家庭条件好的同学能喝到一碗面条，尽管面条锅里飘着一层蚜虫，那也是人间不可多得的美味。我们都是喝没有油水的稀菜汤，为了能让我吃的好一点，父亲让我星期天返校背三天的食物，星期三或星期四老君庙逢集的时候，就托本村赶集的村民给我捎来后三天的食物。老君庙集市逢双，周日返校带的窝窝头饼子要计划好再吃，要不然赶到周三是单日，老君庙不逢集，带的食物吃光了，周四就要饿肚子。所以说直到今天，我还要感谢家乡的父老，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受父亲所托，来学校给我捎来食物。没有家乡父老情同一家的互助，也就不会有我今天幸福的生活。初中生活苦是苦些，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从上到下都在勒紧腰带过日子，谁不苦呢？
我在四中（老君庙初中）三年，学到了扎实的文化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有了社会主义觉悟，并努力把自己成长为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学校里除了完成学业，也要遵从学校的安排，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如四中周围现在还存在的围沟，就是我们那时候挖的。学生睡觉没有木床，学生们就自己拖坯，垒土炕，还经常到附近生产队里干活。老师和同学在朝夕相处中，感情很深。我初二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余钟全老师，退休后随儿子去了中牟县，我们18班的同学后来曾组织两次去看望他，大家在一起谈过去、话未来，情深意长，难分难舍。
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瞿铁林老师，瞿老师当时50来岁，头发花白，后来不知调到哪学校了。我们二、三年级的代数老师是瞿秀楠，他是新乡师院（现为河南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也是刚分配回来的青年教师，知识丰富，后来调到上蔡高中当了校长。还有张化成老师，后来回汝南城关中学当了校长。还有贾方峰、闫恒鄂、钱广福等老师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四中的校长是赵雪山，是一个行政级别18级的国家干部，可惜去世的早，还没退休就过世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有今天应该感谢那么多忘我工作的好老师，初中阶段我的学习成绩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毕业时九门功课每门都在90分以上；我的三笔（毛笔、钢笔、粉笔）获得大家的交口称赞；然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汝南高中。在很多老师甘为人梯的托举中，我的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那时候，汝南全县只有6个中学，大约18个班。汝南高中每年只招3个班，加上外县一个班（上蔡、平舆、新蔡的学生），共4个班150名学生。我是1965年8月25日到汝南高中报的到，汝南高中（现在称汝南县第一高级中学）学校中间有一条南北方向的林荫大道，宽阔的道路用砖渣、煤渣铺就，路东有三排瓦房，瓦房每排六间；第四排是一座两层教学楼，楼后是大操场。路西是生活区，有男女寝室、教师住室、餐厅，最后面是大礼堂。总之一切都感到很新奇，既有书香浓郁，又有生活气息。
上高中后，生活学习条件都有了一定的改善。虽然还是每星期背食物到学校，但学校茶炉的开水是免费的，还可以免费馏馍、馏饼子。汝南的学生都是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日下午返校。没有公交车来回都是步行，就连离县城百十里远大王庄、常兴的学生，也都是背着炒面、馒头、菜团等食物徒步到学校，根本没有家长接送。
让人高兴的是：高中阶段每个学生每月都有3~5元的助学金，这可是天大的惊喜，因为学生每个月9元就够生活。食堂的菜3分钱一份，馍4分钱一个，面条4分钱一碗，每人还能吃一次油条（限量每人一斤）。每学期学校养的猪杀掉后，每人还可以吃一碗肉，那种美味至今想起来，都馀味无穷。
到了1966年的上半年，学校生活又有了改变。高中生的伙食标准按中专生对待，每月的粮食标准是33斤，每月还有半斤油。只不过户口不转，仍是农业户口。
三：一波三折的从教之路
正当同学们意气风发、鼓起风帆往高等学府迈进的时候，1966年5月6日，是个转折点，又称“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夜之间，书声朗朗的校园被大辩论声淹没。大字报飞满了校园，很快飞满了汝南县的大街小巷。接着是大串联，学生丢掉书本，先在学校闹起了革命，先后造成黄盛晁、杨郁文两位老师自杀。1968年8月上级通知：66届、67届的学生毕业，各自回家。叫做一颗红心，多种准备。我们68届的学生又在学校多呆了两个月，到11月份也算正式毕业了。我们这三届学生很遗憾，都没有进高考考场，高等学府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很多学生回到农村老家后当了一辈子农民，一部分学生当了民办教师。
我是1968年11月27日毕业的，回来后第三天，余之河村支书付维德和余之河小学校长胡进顶就来到我家，让我去学校教书。我当时心里确实不愿意当老师，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中教师地位降低，教师被批斗又是亲眼所见，教师不是好职业的想法在脑海里留下很深的烙印。碍于老校长的面子，我心有芥蒂地答应去试一试，就这样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从学生转为民办教师，这个角色转化有点快，感觉有点力不从心。高中学习不同于师范学习，高中只学了大量的文化知识，没有像师范生那样系统地学习普通话、心理学、教育学、口语训练等专业知识，更没有实习演练。登上三尺讲台才明白：当一名合格教师，不容易。
当时没有教参书，只有和学生一模一样的课本。开始一年多，我的教学效果不是很好，作为教师的基本技能我需要从头学起。我不断收集知识丰富教材内容；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借鉴优秀教师的经验，熟悉课堂的教学流程；再一个是苦练板书本领。就这样在老校长和其他老师的帮助下，我慢慢进入了角色，适应了教学工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73年年底，我被评为老君庙公社模范教师，1974年春参加了公社的表彰会。会后驻队干部付维远找我谈话，推荐我回大队工作，大队干部比民办教师政治地位高，于是我又走出了校门进了大队。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我是发展一只花，哪里能开往哪插。
那时大队干部不需要民选，大队班子成员全部由公社任命。民办教师是小队里记工分，每月有5元钱的津贴。大队干部的权利很大，工作也很琐碎。其主要职责是督促生产队春种夏收，负责夏秋两季的公粮征购，号召、带领社员群众进行挖沟、修渠、修路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1977年春，余之河学校两老师因争权夺利闹矛盾，被处理了。考虑到我以前在学校里工作过，对学校情况比较了解，公社又派我到学校主持工作。就这样，在大队干了三年，我又回到了余之河学校。
我是1977年5月回余之河学校的（村办中学）。当时上面有恢复高考的信息，汝南高中又开始招生了。我回学校一摸底，发现学生这几年学的知识少的可怜。学生外语不会单词，数学不会解方程式，物理不知道杠杆原理，化学元素符号都认不全。为了给学生补习文化，我除了要求老师加班加点外，还亲自担课教学生物理、化学。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当年余之河学校就有5人考上了汝南高中。后来那五名学生都各有成就，其中一名叫闫三星的同学，现在是亿万富翁。我经常教导学生:一定要走出去，用渊博的知识做底气，要不断挖掘自身潜能，为社会多做贡献。而我们这些农村教师，就是他们的引路人，是他们阔步向前的铺路石。
转眼到了1980年。河南省民办教师开始招转，那时农村已包产到户，我成了家添了4个孩子（三男一女），加上父母是8口人，又加上叔叔家2口人（叔叔家没男孩，种地靠我），一共二十多亩田地。那时农村城市有着固化的二元化结构，我是农业户口，在农村成了家，有了孩子，就没有了太多的想法。每天是家里、地里、学校里诸多事繁多，忙得团团转，哪还有时间去复习备考？还是胡校长惜才如金、高瞻远瞩，多次找我谈心。在他的鼓励下，离考试还有十多天我报了名。考试考了语文、数学、政治三门课程，考试结果是我名落孙山。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十年秀才如白丁！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任何事不干则已，干就全力以赴，争取成功。经过几百个日日夜夜，第二年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汝南师范（民师班）。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做一个骆驼式的人民教师；考试默写的古诗是《木兰辞》里的一段：“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做梦也不敢想，年龄已过了而立之年，13年后我再次踏入了求学之路。心里很欣慰，终于弥补了当年没有参加高考的遗憾。就这样我又开始了在汝南师范的新生活。
我们班是汝南师范十班（也称民师班），生源来自驻马店内的九个县。学生年龄上下悬殊十多岁，大的四十左右，小的二十一二，按老话说有点乱辈。汝南本县的有六名学员，分别是王学义、杨敏、马好友、罗嘉芝、徐敏和我。我们班同学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大家系统地学习了汉语拼音知识、初高中知识、教育学、心理学等等。空闲时间我又看了很多文学名著，拓展了知识视野。
我们民师班经济来源有两部分：一是原来的民师津贴没变，多的领18元到19元；二是学校的助学金18.5元。汝师一毕业就变成了公立教师，第一个月是40元，定级后每月76元。
真是环境变人变，记得刚到汝南师范学校时，许多学生还和农村娃一样穿着补丁衣服，后来毕业了精气神大变，衣冠整齐，穿着皮鞋，戴着手表，容光焕发，就像换了一个人。有个别学员忘记了为人师表，毕业后就和农村的结发妻离了婚。
我毕业后分到了白堰学校，白堰学校是除了老君庙联中外，老君庙乡保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学之一，校长是胡伯恩，教导主任是陈嘉俊。我任初中一年级班主任教数学，又兼三年级物理。白堰学校和老家闫湾中间相隔一条草河，平时从家到学校来来往往都是从桂桥坐船，有一次夜晚回家后，夜里下了大雨，道路泥泞，自行车不能骑，只能步行，桂桥摆渡的船夫天不明是不上工的。于是我又摸黑踩着泥往西多走了五里地，从詹庄后面的小石桥上过河，紧赶慢赶终于在上课前跑到了学校，鞋上、裤腿上都是泥巴，上衣也被汗水浸透了。我是穷孩子出身，我知道农村娃上个学不容易，我从来不敢耽误一节课。尽职尽责，把我掌握的知识灌输给同学们。
我在白堰工作了一年多，1984年暑假后调到了房坡学校任教导主任。房坡学校也是一个戴帽初中（有小学也有初中，初中学生少）。房坡大队对教育很重视，每人每月补助30斤面粉，还可以在学校就餐。那时翟文学、王心正、刘怀兰都是当年汝南高中的高材生，我们四个都在房坡学校任教，强强联合，这在农村学校是少有的情况。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在现实面前，有多少落魄的文化人不会为五斗米折腰呢？
在房坡学校我除了负责教学工作外，还兼任初中二年级的物理。房坡学校离老家十里，那时老父亲身体不好，有一次得了病，要吃几天中药，我就每天夜晚骑自行车回家，夜里为老父亲熬药（母亲1977年去世），第二天早起再熬一汁，然后到学校不耽误上早自习。那时真正体会到了古语：父母在，不远游。三、四十岁上有老下有小，在单位又是中坚力量，那一头也离不开，又无分身之术，只能咬着牙拼命向前奔。难哪！
1985年，在本人的要求下，考虑了我的实际情况，领导对我网开一面，把我调回了余之河老家担任教导主任。余之河村有村民四千多人，生源多，1-5年级是双班，另外还有两班初中，这两班初中没有经乡里批准，所以乡里也不分配教师。村里就招民办教师，真正是村办村管。由于拔高了在编教师的使用（让在编教师教初中），这无疑会影响小学的教学质量。这种情况一直到1988年老君庙二中建成才改变，两班初中学生编入了老君庙二中，余之河学校的初中班才停办。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学校里公立教师很少，民办教师是主力军。民间传诵的顺口溜是：土凳子，土台子，土老师领了一群土孩子。1987年我被乡里任命为余之河小学校长，当时土坯墙草房已换成砖瓦结构，垒的土课桌土讲台也换成了木课桌，但学校的路面和教室内还没有硬化，天晴时一扫地尘土飞扬。为了改善校园环境，我带领全校教师，多方筹资拉煤渣捡砖头，师生动手硬化学校和教室内的地面。另一方面想尽办法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我自己教小学毕业班数学课，管理严格，家长也配合，好多学生到现在见了面还有点怕我。我是恨铁不成钢啊！
付出就有回报。1989年春，全县五年级学习竞赛中，我们学校取得了好成绩。全镇表彰15名优秀生，余之河小学有5名学生榜上有名。
1990年暑假后，上级又把我调到了老胡庄小学任校长。老胡庄小学的教学成绩特别差，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也特别低。为了改变这种落后局面，我首先取消了单纯靠成绩奖罚老师的粗暴做法，采取教师自由结合的方式带班级，教师和学生多沟通，多做思想工作。又和附近的房坡小学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期中、期末考试两个学校互相派老师异地监考，统一试题，统一阅卷，两校共出光荣榜，对教师和学生触动很大。1991年，在全镇小升初的评比中，老胡庄小学取得了全镇第一名的好成绩。这种联片统考的办法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后来被乡里和县里推广应用。
1992年暑假后，我又调到老君庙一中任教。并在那年秋天评为中学一级职称。当时评职称的硬件是要有大专学历，我虽然第一学历是汝南师范，但我有《中学语文专业知识合格证》证书。我自学后参加的《教育心理学》《现代汉语》《现代写作》《现代文选》等几科考试都过了关。当时在老君庙镇获得合格证证书的仅有5人。忙禄的日子过得真快，由于工作需要，1998年下半年，镇党委又把我调到了老君庙二小任校长。2003年按县局要求（年龄55岁），卸下了校长的担子，2008光荣退休。退休后我回到了农村老家，一直到现在任余之河村路庄小学的编外辅导员。
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回忆我这一生，感觉就像一叶扁舟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自信前行。我捧着一颗感恩的心、一片浓浓的情、一份担当的爱在农村学校里默默耕耘。贫寒不失吾志，劳累不忘吾责，我把我的一辈子都完全彻底地奉献给了农村教育事业。我无愧于内心，无愧于父老乡亲，无愧于这个美好的新时代！
讲述人|李景言 整理|李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