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向阳生长》创作谈：回望那片红土地

编者按：《向阳生长》的作者曾剑是湖北红安人，1990年3月入伍。现为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的现当代文学创作方向在读硕士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辽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先后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鲁迅文学院第13届高研班及第28届高研班（深造班)。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十月》《解放军文艺》等发表小说三百余万字，出版发表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黑石铺》；小说集《冰排上的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玉龙湖》等。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入选多种小说年度选本及多种中国军事文学年度选本。曾获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一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文艺作品奖、辽宁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等军内外多个文学奖项。

长篇小说《向阳生长》则是以自己的家乡湖北红安为背景，讲述了在这片被革命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杨氏家族四代人从军卫国的故事。杨向阳的二爹十三岁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此后音信全无。二奶每天到后山坡盼着二爹，成为竹林湾一道永远不变的风景。二爹成为杨家后人的精神导师，也成为作品的灵魂。在这样一个灵魂的指导下，二爹往后三代人，前赴后继，踏入军营。因杨向阳家弟兄多，杨向阳便被过继给聋二当儿子，并得到了聋二浓浓的父爱。在聋二的教导和影响下，杨向阳应召入伍，成为一名军官，以文学的形式传递大别山的红色精神，书写出了动人的篇章。聋二去世后，杨向阳发现聋二身上因战争留下的伤痕，才知道养父的退伍军人身份，杨向阳回想起养父的教导，终于明白养父红色精神的来处。杨向阳感念养父的恩情，以亲生儿子的身份为他下葬，将养父埋葬在金色的油菜花田里……

评论家邱华栋评价其是一部在乡村树荫下渴望阳光努力生长，并且终于在阳光下茁壮成才的少年之书。著名作家苏童也十分欣赏《向阳生长》，他称赞：“曾剑的这部小说写得耐心、扎实、阳刚，其中人物描写尤其生动。这个家族史故事，恰当地挺进了历史的矿井，探寻了祖先们的人生与灵魂，从而有了让故事蓬勃生长的肌理，也有了文本弹性。相信曾剑是在做这样一种努力：将家族史的册页装订到民族史里。”

回望那片红土地，我常常热泪潸潸。

我是如此地恨她，恨红土丘陵的贫瘠粘住了我的思绪；我又是如此地恋她，她腹地绽放的精神之花，是那么让我着迷。红安，一片红色的土地。大革命时期，这里打响了黄麻起义第一枪，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在此被改编传唱。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诞生了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223位将军，是举世闻名的“将军县”。

生于斯长于斯，将军县这片红色的土地，用她的革命精神熏陶着我。多年以后，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我走进军营。军营生活激越澎湃，我豪情满怀。我被内心的激情驱使，训练之余，会偷偷划拉一些文字。那些文字是稚嫩的，不能称为文学作品。

真正试图写小说，是军校毕业当排长后的事。

2009年8月，我的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的故事很感人，但故事是我采访中得来的，是他人的故事，我不满足，我想写我自己，写我血脉里的东西，但这种想法，常常遭受到自己的否定，认为我的经历太平淡，写出来怕是没人看。这种想法压制了我写作的冲动。然而不写，往事又总在夜深人静之时，浮现眼前，缠绕着我。这种在写与不写之间徘徊的感觉，让人焦虑。2014年五六月间，《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在襄阳举行笔会。那里山清水秀，毛竹高大壮实。每天晚饭后，我们在高大的毛竹丛散步。某天晚上，散步途中，我向作家朋友讲述我家族的故事，过去的，现在正发生着的。他们说，你家的故事真多，也很有意思，你可以写个长篇。

受到鼓舞，我匆忙回宿舍，打开电脑，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创作。往事如风，一阵一阵，太多，太乱，我无处下笔，创作计划搁下。然而，按下葫芦起了瓢，那片红土地上的人和事，总会在不经意间，从脑海里跳出来。比如我的二爹（二爷爷，我们红安人称爹），在黄麻起义中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的二奶只有十五六岁，那个年代，他们结婚早。二奶等了很多年，最后，生活所迫，另嫁他乡。这与我小说的事实有些出入。但小说里的故事，在另一个女性身上发生。那位女性，硬是等到了她从军的未婚夫，等了数十年。那个老军人从台湾回来时，已经八十多岁，从未婚娶。他们投靠他外甥家。年龄的原因，他们没有结婚，白天一起吃饭说话，相互照顾，晚上各回各的房间。他们的爱情与亲情交织在一起，感天动地。我听到这个故事，几次想采访他们，但他们不接受采访。他们说，他们的故事，埋在心里就够了。那位老奶奶的精神感染了我，她是一盏不灭的灯，是不逝的魂。她是那么地坚韧、执着。而那位归乡的老军人，之所以终身未娶，他说，他是知道她的，只要她活着，她就会等他，那么，只要他活着，他就没有理由让她白等。老军人重性情，老奶奶更是坚韧，她要承受更大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我把她与我二奶合为一人，就是《向阳生长》里的“二奶”。至小说结尾，“二奶”还活着，还在等待，这正是我要赞颂的等待的力量。我让这样的女性，贯穿整个小说，她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但她是这部小说的“魂”。

我感谢我的二奶，尽管因为生活所迫，她再次嫁人，不再与我家来往。当我决定以我的家族为题材写这篇小说，却迟迟动不了笔时，是我二奶在我脑海里跳出来，让我灵感闪现。对，就从她开始写，一个人一个人地写。

我家弟兄六个，加上我的父亲，还有“养父”（其实是干爹），我讲述的，是八个男人的故事，女人的故事，只是围绕着他们发生。我给这部作品起名《男人传》，我认为这个书名贴切。后来，当我同邱华栋老师谈及这部作品时，他说，作家海男有一部书，就叫《男人传》，你改个名吧。

我一直惧怕黎明，一旦在黎明醒来，将无所适从，但只要天亮开，阳光照进来，我心里就敞亮了。我是如此喜爱阳光。而此书，我想讲述一个贫穷的乡村少年，成长为军旅作家的坎坷之途；我想表达的主旨是：无论世事多么艰难，终有阳光，透过云雾，照耀人间。《向阳生长》书名随之诞生。

在《向阳生长》里，我原本要写一位伟大的父亲，但写着写着，“养父”聋二的形象更丰满，他成为主角。这也是小说创作的魅力，它有着作家自己都无法控制的东西。它最终的走向，连作家自己都无法预测，甚至可能与作家的初衷完全背离。

回到童年，回归故乡，抒写我家族过去的光荣与苦痛，也抒写我们当下的生存景况与梦想。人，有时就这么怪，当初，我那么痛下决心，要逃离那片贫瘠的土地，等真的离开后，却又如此想她恋她，常常梦回故里。

创作过程，断断续续，历时六年。我不知道，一件事让一个人坚持六年，需要怎样的毅力。我敢肯定地说，光有对文字的热爱是不够的，光有毅力，没有灵感的闪现，同样无法坚持。我这里所说的“灵感”，是那片红土地上游荡着的不逝的“魂”，它总在我最艰难之时，飘然而至。

与《枪炮与玫瑰》不一样，这次，我没有写纯粹的战争，我把战争、军营当作背景，直面生我养我的故乡。

现今的中国文坛，乡土文学已日渐凋敝，或者说不受待见，但对马尔克斯和莫言作品的阅读，坚定了我抒写乡土的决心，也启发我回到童年。苏童最近在一篇《创作，我们为什么要拜访童年》的文章中写道：“这些优秀的作家往往沉溺于一种奇特的创作思维，不从现实出发，而是从过去出发，从童年出发。不能说这些作家不相信现实，他们只是回头一望，带领着大批的读者一脚跨过了现实，一起去暗处寻找，试图带领读者在一个最不可能的空间里抵达生活的真相。”我选择从童年出发，意图即如此，我企图到达事实的真相。

尽管《向阳生长》才出版，已有不少读者对小说里的某些细节提出疑问：许多场景描写得那么细腻，让读者感同身受，那是不是作者的真实体验？主人公杨向阳，是不是作者本人。面对读者提出的问题，我想起法国批评家圣伯夫，他认为，作家生活的某些细节，能用来解析作家的秘密。他的这一观点，自然有他的道理，但在我看来，过于绝对。“文如其人”的说法，只是相对的，事实上，一个作家选取某个故事，即便他选取的是现实中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他脑子里成长、发酵，经过他孤独辛苦地创作，最后，他奉献给读者的，并不完全是当初的故事，而是其内心生活的分泌物。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就指出，作家要大胆地撒谎，但谎言中要有“真实”存地。

关于小说作品与作者的关系，我认为，米兰·昆德拉的观点更为准确。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而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创作，以生活为原点，但绝不是照搬生活。它以种子的形式，埋藏在作家心里，最后，它盛开成一朵花，或者长成一棵树，比如《向阳生长》。她不是当初在我脑海里最初的样子，她存在虚构，不过，那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虚构，不是谎言。《向阳生长》虽不能说完全真实，但绝对真诚。

（原标题：长篇小说《向阳生长》创作谈 回望那片红土地）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曾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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