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子水的文章大动干戈 《国故》竭力为自己“正名”

正面和新派短兵相接的，是张煊。他在《国故》第一期上的《言文合一平议》，前半部针对胡适“文学改良八事”中的“不用典”，极力申辩“典”并非陈腐可弃，但是张煊所说的“典”与《新青年》上说的“典”全不是一回事。后半部分主张“与其以文从言，无宁以言从文”，则是揄扬文言的“好处”。张煊的思路，大抵是先肯定旧学有其价值在，再试图用新的眼光来对其进行修正，重新赋予其新的意义，即所谓“发挥新义，刮垢磨光”。这是一条“改良”的路子，与《新潮》诸人的主张，缓急相去甚远。

所以他看到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时，就难免会觉得刺眼。毛子水断定：“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国故”虽然也应当研究，因为国故有“特有的长处”，也有“偶有的长处”，可以了解学术史，也可以吸引古人“疏证”的治学方式，但研究者必须有“科学的精神”，而且国故“比较起现在世人所应当研究的科学起来，直是‘九牛一毛’。宇宙没有限际，真理日见幽远，几段过去的历史，算得了什么东西？”对国故研究简直是不屑与闻。这不能不很伤害正在做这项工作的《国故》同人的自尊。

毛子水

张煊反驳毛子水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为“国故”争一个“今日世界学术上的位置”，他认为“科学者，世界各国古代学术思想所演化之物也”，借助毛子水的定义，将“国故”和科学挂上了钩，以证明“国故未死”，只要“国人之治之者尚众”，“为之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使之日新月异，以应时势之需，则国故亦方生未艾也”。针对毛子水认为中国国故对世界学术无所贡献的说法，张煊声称：“今之论学者，莫不分东西洋文明为二，且谓将来世界之文明必为二者配合而产生者。国故，东洋文明之代表也；欧化，西洋文明之代表也。今日东西洋之文明，当然处对等地位。”

张烜承认“输入欧洲物质文明，实亦今日当务之急”，至于精神学术，“特因历史上有特别关系，终不去己说之根株，不过借外说以补己说之不足耳”，关于“国故”和“欧化”的关系，他提出了有名的“造纸说”：

譬诸造纸，将来之新文明为新纸，国故犹败布，欧化犹破纸，为造新纸故，破纸固不可弃，败布亦所当宝，败布与破纸其能改造为新纸则一也。今执破纸以示人曰：是纸也，败布者非纸，持之无益，宜速弃之。彼造纸厂之主人，且从而笑其后矣！……吾人之研究国故，非为保存败布，实欲制造新纸。收拾国故之材料者，犹之拾败布之工人；整理国故，犹之退败布各种色彩污秽之化学工作，虽非亲自造纸之人，而非有功于造纸，则与造纸工人正等。

他认为指责研究国故者“无世界眼光”，是一种“谬见”，因为只有“以国故为至高之学，谓即此已足，无事外求者”，才是“无世界眼光”。“整理国故以贡诸世界学术界”，比起只知道“抄拾欧化”的人，对世界学术的贡献要大得多。

综观张煊这篇驳论，其目的无非是争取“国故研究”的合法性，在一个“咸与维新”的时代里，《国故》同人遭受的压力可以想象。对照《国故》对《公言报》和“林蔡争论”的态度，不难发现，《国故》竭力要将自己和“抱残守缺”如林纾之流区别开来。《新潮》攻击旧思想旧道德旧伦理最烈，《国故》并没有任何反应，但却为毛子水的文章大动干戈，正是要为自己“正名”。为此，张煊不惜将“国故”与“时势”扯到了一起，硬要为研究国故找出实用性，这在新派看来，恰恰是不符合“科学的精神”的，所以胡适指出：

“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

但是胡适同时也批评了《新潮》“太偏的地方”，认为“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然后胡适下了那个著名的判断：

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胡适

这算得是持平之论，《国故》诸君应该可以平一口气了——事实上，再想争辩也不可得，1919年下半年黄侃离京南下，11月18日刘师培病逝于北京，算起来，几位主要的学生编辑也到了该毕业的时候，于是《国故》只出了四期便不得不停刊。从此“整理国故”这个口号，反而要留给对《新潮》“出力最大”的胡适博士来倡导发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