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人生中的“出世”与“入世” 都在他的散文里
在中国现代散文的世界里，丰子恺的散文可谓独树一帜，是为数不多的“艺术家的散文。”
丰子恺不仅能文能画，而且精书法，通音乐，会翻译，但郁达夫却认为丰子恺散文胜于漫画：
“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
纵观丰子恺的散文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抗战前、抗战胜利及新中国成立后。
这几个时期一脉相承地带着丰子恺个人独特的风格，它们之间的不同社会的时代的制约和丰子恺个人思想的演变影响到他的散文创作。
丰子恺在《读<读缘缘堂随笔>》一文中曾说：
“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实利的老人(我敢说，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实利)；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虽然有时或胜或败，或起或伏，但总归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始终在我心中对峙着。为了这两者的侵略与抗战，我精神上受了不少的苦痛。”
这种“出世”与“人世”的矛盾思想状态，几乎贯穿在丰子恺散文创作的每个时期中。
01 第一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
1925年，丰子恺正式开始了散文创作，这个阶段的丰子恺散文大都收在1931年1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缘缘堂随笔》中，该集共收散文20篇。
黑暗的社会现实与作者的理想境界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不由得令作者陷人矛盾和苦闷的境地。
三十岁左右的他，人世尚嫌不深，书籍却是读了不少，特别是给他以艺术启迪的李叔同老师，在他的心目中更直如圣人一般。
可这位老师却在1918年看破红尘而到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了。这对丰子恺的影响相当大，滋长了他的佛教思想，使他对人生真谛的疑问更深了一步。
在《剪网》一篇中，他感叹：
“世间有一个极大而复杂的网”，人人都在这两里混沌，“使得本物不能孤独地明晰地显现在我的眼前，因之永远不能看见世界的真相。”
所以作者真“想找一把剪刀，把这个网尽行剪破，然后来认识这世界的真相。”最后他说“艺术，宗教，就是我想找来剪破这‘世网’的剪刀罢”。
丰子恺受老师李叔同的影响，于1928年5月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
这一时期他的散文创作在内容土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现实人生的思索；其二，是童趣的追怀。
写于1928年的散文《渐》，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该文是为阐发一种理念而作，是作者通过佛学信仰上的沉思，而悟及人生无常。
他感叹：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而‘渐’，正是‘造物主’骗人的手段，它使天真烂漫的孩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使慷慨豪侠的青年变成冷酷的成人，又使成人变成顽固的老头子。这都是‘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
唯有大彻大悟者方能识破“渐”的秘密，“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这种“人生如梦”的感叹、“看破红尘”的说教自然都流露出佛学色彩。文章最后劝世人做“明达之人”、“谦让、和平”，“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
这是作者的真感情，但是在那个黑暗社会里，过分宣扬与世无争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遁。难怪柔石说读他的文章，“几乎疑心他是古人。”
1929年写的《秋》，表现了他暗淡的心境，文章开头便是：
“我的年岁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两年了。不解达观的我，从这两个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与影响……使我的全身蒙上了一个暗淡色的阴影。”
然后借着春与秋的对比叙议，表露了一种“超尘脱俗”的思想感情：
“看到群花的斗艳，蜂蝶的扰攘，以及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地滋生繁殖的状态，我觉得天地间的凡庸，贪婪，无耻与愚蠢，无过于此了。”
其实，三十来岁正是青壮年时代，作者的悲秋之语未免过于凄凉。如说：
“假如要我对于世间的生荣死灭费一点词，我觉得生荣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
可见其情绪消沉之一斑。后来，丰子恺提起他早期散文《秋》和《渐》时，说道：
“那时候，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也许，“悲观主义者”这个词儿对他来说未免份量过重，但当时他因不满现实，思想颇有些阴暗，却是事实。
初涉人世的丰子恺，在漫谈人生感悟的时候，是可以看到佛学的影响的。但在同时，他又是执著人生、热爱生活的。
他的老师李叔同曾墨书“慈良清直”四字横额送给友人，其实这四个字亦可用来概评丰子恺。
他对家庭、对儿童的热爱，对理想世界的向往，说明了这一点。这一时期他也写下了许多讴歌儿童的名篇。
如《儿女》、《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忆儿时》、《华瞻的日记》、《阿难》等。在这些篇目中，他赞美孩子们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有“比大人真是强盛得多”的“创作力”，“世界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有着“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
《儿女》一篇最后写道：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与孩子的纯真可爱相比，他认为现实社会是病态的：
“因为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泼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
作者正是因为不满虚伪倾轧、贪婪、凡庸的现实社会，而崇尚“彻底地真实而纯洁”的儿童生活。他曾将八指头陀(黄渎山)的诗刻在自己的烟斗上：
“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骂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
丰子恺也常在散文中感叹儿童总是要长大的：
“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象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
所以作者虽然确实是儿童的崇拜者，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儿童般的纯真可爱也究竟只能存在于理想境地里。
《东京某晚的事》借一个老太婆求援而遭拒的事，作者也表白了他所理想的世界是：
“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陌路就变成家庭。”
但这种理想的“乌托邦”是难以实现的，它也只是丰子恺“慈良清直”的性情所引发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
02 第二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30年代是丰子恺散文创作的成熟期。自1931年出版第一个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后，又于1932年出版了《中学生小品》，1933年出版《子恺小品集》、1934年出版《随笔二十篇》、1935年出版《车厢社会》、1937年《缘缘堂再笔》等散文集。
1933年春，他在故乡石门湾建成一座名曰“缘缘堂”的住宅，自甘淡泊。但并没有忘却社会人生，作为文学研究会中的一员，丰子恺主张文学应反映社会现实。
1934年他在《艺术的展望》中说：
“我一向抱着一种信念：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我确信时代无论如何变化，这道理一定不易。”
抱着这种信念，丰子恺三十年代散文创作内容不断充实，反映现实、揭露黑暗的佳作不断涌现。
写于1934年的散文《肉腿》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农民疾苦的同情。文章先写大旱时节，家乡一带农民踏水抗旱的艰辛：
“两岸数千百个踏水的人，尽量地使用两腿的力量，在那里同太阳争夺这一些水。”
这景象使作者的心情发生了变化：
“以前为了我的旅行太苦痛而不快，如今为了我的旅行太舒服而不快。……唯有那活动的肉腿的长长的带模样，只管保留印象在我的脑际。”
并发出感慨：
“住在都会的繁华世界里的人最容易想象，他们这几天晚上不是常在舞场里、银幕上看见舞女的肉腿的活动的带模样么？踏水的农人的肉体的带模样正和这相似，不过线条较硬些，色彩较黑些。近来农人踏水每天到夜半方休。舞场里、银幕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正是运河岸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
这表明作者已面向黑暗的社会现实，不仅入世而且忧世、愤世了。
1935年写的《半篇莫干山游记》，通过去莫干山途中，汽车抛锚后众乘客的种种表现，对“那龌龊的机器司务和那茅屋里的老妇人”极表崇敬。
同年所写的《荣辱》，则对那些见长官肃然起敬、见百姓横眉怒目的官吏爪牙进行了讥讽。《两场闹》，对比了上层游手好闲和下层贫民生活，对统治阶级欺压百姓的丑行进行了揭露。
《杨柳》一文，实为寄兴之作。作者赞美杨柳出身下贱，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
作者歌颂“高而低下”、“高而不忘本”的杨柳精神，也正是他自己的精神情操的写照。
他一贯厌恶权贵，甘于淡泊，声称“政界人物一律不见”。“缘缘堂”落成后，曾有崇德县县长慕名往访，丰子恺却在大门外贴纸声称有病，闭门谢客，亦可见其为人性情。
同时，他也更其关注社会人生。《吃瓜子》一篇，笑中却也有泪。写中国人吃瓜子可当第一，有“博士”资格，与拿筷子、吹煤头纸堪称三绝。
在细细描写了中国人吃瓜子的绝技之后，感叹：
“试看糖食店、南货店里的瓜子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
作者的忧患意识是深沉的，他已非冷眼看世界，而深为我们民族的危难而担心。当然，丰子恺三十年代的确更关注现实，但他自认的“两重人格”仍然存在。他既有“人世”的一面，也有“出世”的一面。
如1935年所写的《车厢社会》，写的是乘火车时的车厢小社会，推而广之是反映了作者对人间大社会的感受，人事纷纭，车内的乘客也是各有表现，就作者看来，“也觉得可惊，可笑，又可悲。”
文末偈语般的一节新诗，也颇有人生无常的佛学色彩，这种心态对丰子恺而言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人生好比乘车：有的早上早下，有的迟上迟下，有的早上迟下，有的迟上早下。上了车纷争坐位，下了车各自回家。”
全民抗战的炮火使丰子恺更加走向了社会，1937年11月，丰子恺举家人离开了故乡石门湾，辗转迁往内地。这使他看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面，激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在辗转途中，他听到了自己心爱的住宅“缘缘堂”已毁于战火，愤而写出《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和《辞缘缘堂》这二篇富有战斗性的散文。
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他写道：
“身外之物又何足惜！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政，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决不为房屋被焚而伤心；不但如此，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
《辞缘缘堂》一文长达，15000余字。从家乡的美好写起，将眷念故土之情与爱国主义感情交织在一起，忆及老屋“缘缘堂”，他说即便：
“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决不同意。”
但竟被日寇焚毁了，作者愤慨地说：
“普天之下，凡有血气，莫不爱好和平，厌恶战争。我们忍痛抗战，是不得已的。而世间竟有以侵略为事，以杀人为业的暴徒，我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是虎的还是狼的。”
他在文章里，直指日寇“变成了禽兽”，对侵略者的痛恨表现得异常强烈。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则将可爱的老屋拟人化，写出了感人的祭文，表达了作者对滥施暴行的敌寇的极端仇恨和强烈抗议，对和平美好生活的无限眷恋，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最后作者高呼：
“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我们为欲歼灭暴政，以维持世界人类的和平幸福”，并坚信“最后的胜利快到了！”
作者这样的奋笔疾书、慷慨陈词，在抗战前的散文创作中是看不到的。是抗战烽火燃起了他的战斗热情，写下了许多富有战斗性的散文。
如《中国就象棵大树》，歌颂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生命是永远摧残不了的；《散沙与沙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这些都反映了抗战的大主题。
03 第三个阶段：解放前夕及新中国建立时期
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夕，他相继在1946年出版《率真集》，1947年出版《猫叫一声》、《小钞票历险记》、《丰子恺杰作选》、1948年《博士见鬼》等。
抗战胜利后，丰子恺曾甚感欣喜。在《胜利还乡记》中写道：
“这一晚我们到一个同族人家去投宿。他们买了无量的酒来慰劳我，我痛饮数十盅，酣然人睡，梦也不做一个。”
但不久，丰子恺看清了反动派加紧内战步伐的真面孔，故而极表反感。在《谢谢重庆》中，他写道：
“岂知胜利后数日内，那些‘劫收’的丑恶，物价的飞涨，交通的困难，以及内战的消息，把胜利的欢喜消除殆尽。”
严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他写了不少揭露社会黑暗的散文作品。写于1947年的《口中剿匪记》，是作者认识到贪官污吏统治下的社会真相后，写出的战斗性很强的散文作品。
他把自己口中的病牙，比作一群“匪”，“贪官污吏”，“贪赃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家，蹂病人民”。
因此痛下决心，要把它们“连根拔起，满门抄斩，全部贪官，从此肃清”。像这样将笔锋指向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作品还有《伍圆的话》。
它以童话体的形式，写一张伍元纸币不断跌值的经历，从原来可以买一担白米，到后来只能买一只鸡蛋，以至只能用来垫桌子脚，讽刺了黑暗统治下通货膨胀的社会现实。
面临严酷的社会现实，丰子恺写下了不少具有强烈时代精神的散文。
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担任过不少社会工作，如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
工作之余也写了一些散文作品，歌颂新社会、赞美祖国大好河山。他写的《庐山游记》和《隔海传书》，风采依然不减当年。写庐山之秀、黄山之奇，读来令人兴味盎然，毫无公式概念之时弊，这也就难能可贵了。
在文化动乱期间，丰子恺也受到了迫害。但他仍笔耕不辍，写下“缘缘堂续笔”三十三篇，且都是每天清晨四时左右起床偷偷地写下来的。
其中有一篇题目叫《歪鲈婆阿三》，写一个农村无赖少年阿三偶然中了头奖，阔绰起来，许多无赖追随他，到处大吃大喝，穿惯的旧衣裳也扔到了一边。豆腐店老板娘说：
“把阿三脱下来的旧衣裳保存好，过几年他还是要穿的。”
果然没多久，阿三又成了穷光蛋，穿上旧衣裳了。丰子恺写作此文正是“四人帮”猖獗之时，所以显然是弦外有音，矛头直指这伙人。
综上所述，丰子恺散文创作历经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到建国后,作者的思想不断前进, 出世与入世间相互贯通，其作品内容也有很大的变化。
从《渐》到《吃瓜子》, 再到《还我缘缘堂》, 再到《口中剿匪记》, 最后到《歪鲈婆阿三》，我们当可见到作者不断前进的步伐。
丰子恺将绘画、音乐、翻译、书法多方面的艺术修养触类旁通，在创作中更能左右逢源，使他的散文较之其他作家的散文别具一种艺术美。
在评价丰子恺时，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
“我觉得，著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
他认为丰子恺是“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一评价可谓精准。可以说，丰子恺的散文是真正艺术家的散文，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