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凡论中美五大差异︱缘起：费孝通与费正清
1943年夏，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美国政府邀请费孝通等十位中国教授，赴美访学一年。在美国，费先生埋头撰写Earthbound China，即后来在中国出版的《云南三村》。闲暇时，他又搜读介绍美国文化的书籍，并留下一组笔记，题名《美国人的性格》。1944年，美国新闻署出版了费氏《初访美国》。
费孝通《云南三村》
以我所见，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此书堪称一大转折。早在费孝通之先，已有几位大牌中国学者在美国介绍中国，例如林语堂1935年推出的英文版《吾国吾民》，陈翰笙用英文撰写的中国研究三部曲，即《中国的土地问题》（1933）《中国的地主与农民》（1936）《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46）。此外，还有胡适作为战时大使，在美国发表的英文讲演、专访报道。如此单车道的中美交流，却让费孝通开启一轮反思。他在《初访美国》中说：“我们所谓文化介绍，其实是用自己的文化，来和别人的文化相对照。所以要介绍美国文化给中国人，介绍人不但要明白美国文化，还要能明白中国文化。而要有这种贯通两国文化的人才，实在不容易。”
陈翰笙著作
费老一声叹息，至今余音绕梁。2009年，我计划写《中国与美国》，以便比较中美文化。然而七十年来，有谁真正迈过了这道高耸的门槛？遍览群书之余，我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费正清教授，是为中美两国第一个成功者。1947年费正清出版《美国与中国》，开创了中美文化比较。同时，中国的费孝通教授，也注意到中美比较的紧迫性，随即在清华园中，发起一个专题研讨班。解放后，费先生的研讨，先是遭遇困难，继而被搁置。直到2005年费老去世，我才见到一本《论文化自觉》。此书对我而言，恰是费老留下的一项跨世纪工程，即“用我们中国的文化，来和美国的文化相对照”。
察人观己之道
十九世纪以降，西方学者历经百余年观察，陆续发现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诸多差异。简单说，这二者不仅在国家起源上不同，在社会结构上迥异，即便在文明类型、文化传统上，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围绕差异，美国汉学领袖费正清，孜孜以求五十年，开创一种双向比较、学科交叉的治学范式。
自1936年起，该范式在哈佛兴起，号称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其中佼佼者便有美国研究、中国研究、俄苏研究。中国古语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哈佛教授岂能不懂察人观己之道？所以他们热衷于双向互动，比而较之，同时延揽外国师生，打造一种东西方对话机制。
请看我的系主任唐纳德（David Donald）教授。他在主持博士研讨班时，讲一段美国内战后的南方重建，也让我上台简单说说：中国南方诸省，可以分为几大片？各自经历了哪几个开拓阶段? 中国南北方的经济、社会、文化，因此有何不同? 它们从分裂到融合，又有哪些经验教训？
我的导师艾伦（Daniel Aaron）教授，更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高手。他会指着美国史上的经典案例，滔滔不绝，突然扭头问我：你是中国学生，所以我很想听听，这方面中国圣贤有何高见？此时我赶着去查二十四史，岂不抓瞎? 便捷之法，是在床头放几本费正清大作。只要头天晚上翻看几页，便可在课堂上应付裕如，那里头条分缕析，多为生动的中美比较。
费孝通与区域研究
费孝通
1943年在美国，费孝通发现一个尖锐问题，即如何“向外国人解释中国”？参比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他感叹说：“我们自己讲中国，反而有时不及别人。”见识了美国大学的交叉比较法，他又反省中国教育体制：“为何中美接触这么久，竟无一本介绍美国的书，在中国读者间流传？原因是我们还没有这种人才。一个对中美文化都有了解的人，是必须加以特殊培养的。” 关于美国人高屋建瓴的区域研究，他也做了认真调查:
我在美国大学里，参加过几个为军队特设的区域研究班，这里不妨介绍一下。美国政府明白这次战争（二战）是全球性的，美国将在世界各地进行战争，而战争不能缺少当地人民的合作。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作战部队须对各大战区人民有较深的了解。而且他们也知道，军事胜利之后，对于解放区的种种设施，都得根据当地的民情来擘画，来推行。所以他们召集各类专门人才，设立区域训练班。区域训练班里，地理、历史、文化各方面全都得顾到。于是各类专家之间，也要相互配合。这就是我心目中所想的文化介绍工作。
费老心中所想，令我感同身受，浮想联翩。反观中国学界，我以为最大弱项，一向是视野褊狭、交流窒碍、学科切割。2010年我做过一次粗略统计：国内在校的外语类本科生、研究生，总数近百万。其中多数人归入语言专科，即苦练基本功，准备当翻译、当导游。另有一小批进入硕士、博士班，可他们的选择方向极有限：要么专修外国语言，要么主打外国文学。
总之，我国高校很少见到美国研究一类的跨学科设置。即便是在国防院校，也缺乏地缘政治、国际战略等高级科目。结果呢？我们号称拥有全球第一的英语人口，却由于学科切割、方向偏窄，无法培养出与我国力相称的研究人才。而依照美国标准：他们理当精通对象国的语言文化，熟悉其历史地理、政经传统，进而有能力跟踪分析其社会、外交、军事变革趋势。
恭请大家再听一遍费老的大声疾呼：“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任何专门机关、专门人才，来担负分析文化、促进文化间相互认识的责任。严格讲来，介绍文化不是宣传，而是分析。宣传引起的是好恶，分析依据的是事实，引起的是理解，而这绝不是短期观光者所能胜任的。”
费正清看中国
费孝通先生写《初访美国》，是他踏上中美比较的第一步。可他不满意自己的“观光手册”，一再说它不是科学研究。那么，费老心中的“文化介绍”，又是一个啥模样呢？1948年秋，四野大军兵临城下，北平西郊的清华师生，热切盼望解放军进城。此时费孝通满腔热情，忘我工作。他在美国教授雷德菲尔德的协助下，将其1947至1948年发表的报刊文章，全数译成了英文。
当年12月，雷教授（Robert Redfield）一行撤离北平，返回芝加哥大学教书，随身带走了费氏书稿。此际费正清在哈佛，手捧毛主席《别了，司徒雷登》，正在暗自神伤，猛然间见到雷教授转交的书稿，不由得转忧为喜。他召集专家座谈，高度评价书稿，进而提出了修改与编辑建议。
1953年，费孝通书稿由芝大出版社推出，题名
China’s Gentry
，即《中国绅士》。此前五年，费正清已在哈佛出版了《美国与中国》。在我看来，此书作为大国研究经典、中美比较范本，无疑吸纳了《中国绅士》的诸多高见。
费孝通《中国绅士》
费正清引领的区域研究，点燃了费孝通的文化介绍梦想，即借鉴美国先进方法，大幅提升中美交流水平。美国人的优势何在？窃以为，其一是集合专才、锁定目标国；其二是打破学科壁垒，运用各学科手段，针对目标国加以综合治理；其三是突出中美两国的交叉对比，实现地缘战略上的长远预测。
解释一下：费正清并未教过我，可他作为“校级导师”的影响，遍及哈佛校园。1991年老费去世，我已毕业两年，正在哈佛做访问学者。9月某日，校园突然驶来一长串豪华轿车，又从车上下来许多穿黑礼服的贵宾。我和同学在一旁傻看，不知出了什么事。继而头顶上有直升机盘旋，大教堂钟声幽然响起：我们才晓得是费先生走了，贵宾是从各地赶来参加葬礼的。
由于中美国情悬殊，上述两位费教授，也迅速拉开了距离。先看美国：费正清在哈佛成就斐然。至1993年去世，他已积累下一批丰硕成果，如《中国的世界秩序》（1968）《美国与中国》（1972第四版）《中国：传统与变迁》（1978）《伟大的中国革命》（1986）《眺望中国》（1989）。从中我随手摘记几段原话，重新排列如下，以展示他对中美差异的总体看法。
关于中国，西方人起码应当知道三条：首先它是一个人口大国，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其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亦与西方人千差万别。第三，他们正经历一场迅猛的发展与变革。中国传统社会恰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展现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大相径庭的审美传统、非常特殊的文学表现形式。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中国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历史学方面的文献记载，若就某些时代或某些领域而言，远比西方更丰富、更详实。1911年清王朝解体时，中国古老的传统政治，已然缓慢而稳定地演化了两千多年。遗憾的是，我们对中国的研究很不深入，以至于像这样一个世界最古老的统治机构，迄今未能用政治科学的术语加以分析研究。毫无疑问，对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而言，中国的史料记载太浩繁、太难懂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并非共产主义理论产物，它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例如中国宗教不讲终极关怀，中国法律没有天赋人权，中国也没有经历文艺复兴，中国的商业从未摆脱官府的控制。然而别忘了：中国在两千年前，即已成功设计出一种官僚制度：它通过科举制，从民间选拔人才。而在世界史上，这种官僚制度首屈一指：它以少数儒生垄断文化知识，掌管国家政治与巨大财富。认识自己很难，认识像中国这样拥有不同文化历史的遥远国度，自然就更难。举例说，美国眼下流行一种人权新宗教，但人权不可能在中国变成主要信仰。简单说，这是因为权利与义务，分别属于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残余物。它们导致两种理想的对抗：一种是个人奋斗，一种是集体和谐。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外国的冲击与影响，总是同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交错进行。中国人依据他们承袭的制度和价值观，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中国革命造就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综合体，中外因素在其中彼此交织，达成共识。但是千万别得出结论说：他们变得像我们了！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费孝通与文化自觉
再看费孝通：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至1980年恢复名誉。长达二十三年的术业荒废，未能中断费老的梦想：他在小屋里沉吟，在田野中巡梭，几番梦回江村，醒来初心不改。改革开放后，费老多次前往长三角、珠三角，考察中国农村改革。行行重行行之际，他又一再梦笔生花，梦入神机。
2005年费老离世，留下一本《全球化与文化自觉》。我在苏州翻阅此书，感觉费老在其晚年，已将其年轻时的救亡理想，提升至一种豁达大度的文化自觉。其间的发展线索，似可归并如下：
救亡大业，始于下乡
1930年费孝通考入燕京大学。他自述：我进大学，正值一个救亡时期。五四运动让我相信科学救国。吴文藻提出社会学要中国化，就是要用社会科学的知识与方法，来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找到一条出路。这条路就是下乡调查。为何要下乡？因为中国人中，最多的是农民。
中西参照vs全盘西化
费老又说，吴文藻送我去清华念人类学，那里有个俄国老师叫史禄国，他教会我文化自觉。何谓文化自觉？史老师说：我们很难认识中国的实际，最好到英国和美国，去取得一个参照体系（reference）。
受其影响，费孝通在《初访美国》中，挑战中国流行的研究范式: “我们并非没有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但我们缺少详细的基础研究。由于缺了这一步，结果就发生了全盘西化的说法。我们要不要全盘西化？试问，有谁敢说自己全盘了解西方文化？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根据事实，去接受西方文化？”
费孝通《初访美国》
另据张冠生《费孝通》，此时费先生自诩为大学新派，因而看不上“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当年的学界大腕，谁最推崇维多利亚？当然是胡适。解放后，费孝通历经政治运动，频繁写检查，其中一份承认：“我丧失民族立场，先后应美、英文化联络处的邀请出国访问，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己任。我在外国话中国，在中国讲外国，内心想和胡适之争一日之长。” 显然，费老作为中国研究的乡土派，与胡适为首的西化派，双方理念不合，暗中一直较劲。
学科交叉，专题研讨
1948年春，费正清推出《中国与美国》，费孝通随即在清华园中，召集吴晗等一批历史学者，集中考察中国社会结构。研讨班持续半年，涉及一批重大命题，如道统与政统、皇权与绅权、现代知识阶级。
当年暑假。储安平给费孝通写信，敦促他梳理成果，尽快编一本文集，以便学界搞清楚“中国社会结构”这个千古难题。文集随之出版，题名“皇权与绅权”。费孝通为文集作序称：“我很愿意继续对中国社会结构多做讨论。希望这个不成熟、不完整的开端，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赵按：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此书具有一种范式革新意义。首先，费孝通仿效美国区域研究的先进模式，集合专才，群起攻关，组建了一个横跨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研讨班。其次，费老在班上发表《论知识阶级》，明确回应鲁迅1927年在上海的讲演——《关于知识阶级》。
中西知识，严重脱节
鲁迅对此早有明鉴。提及文化人，他更是口气严厉，字字辛辣。他指“现在知识阶级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他还挖苦说：“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
费孝通基本认同鲁迅的严苛批评，即中国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与欧美知识分子反差明显。另外，根据孟子“劳心者治人”传统，他认为中国文人“一直享有特殊地位，可以算是统治阶级”。针对鲁迅的挖苦，费孝通还援引韦伯的价值分裂说，提出一项切中要害的新颖见解：
在传统中国，技术性知识算不得知识，只有规范性（道德）知识才是知识。但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现代知识论中，道德知识更多是信念、而不是知识。进入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强力，把传统中国的价值性知识打得稀巴烂，一场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反思与更新开始了。
全球化与文化自觉
费老在其晚年，目睹中国现代化的迅猛进步，以及美国人越陷越深的信心危机，日益感到文化自觉的重要性。美国学者亨廷顿强调文明冲突，他却一再肯定道：“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理想，就是要实现一个人类和平共处的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不应是互相冲突，而应是相互协调的。”而为实现这一理想，他又向中国学者提出了三点希望：
一，我们要有一种历史担当，即重视中西文化异同，认真做基础研究，逐一分析中外差异，以便“讲清楚自己文化的来龙去脉”。
二，我们要有自知之明，即“中国并非天下第一，但我们要明白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看看能帮别人做什么事”。
三，我们应当提倡文化反思，即学习他人之长，检视自家缺陷，并在不断反思之际，加深对于外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理解。“任何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们要在彼此对话的基础上，达到美美与共”。
费孝通《全球化与文化自觉》
费老的最终遗言是：“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这不是学外国，而是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子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快过完了。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的大题目里去。”
我的突围之路
2009年，我在海口草拟考察路书，曾围绕费老的“文化自觉”说，写下两页读书笔记。2011年3月，我自海口出发，开始第一轮西部考察，随车带上了《自觉》。由于旅途艰难，诸多不顺，2011年4月我到云南丽江后，有过一次痛苦反思。说实话，我那时的精神压力，主要来自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及其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及的中国知识困境。
列文森最早发现: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学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与矛盾。他扬言：中国传统文人的非专业化人格，不仅悖逆西方现代文明，而且终将走向一种博物馆化（museumization），即变成恐龙化石般的历史遗存。他又说: 西方文明持续百年的强悍冲击，已在中国学术的各领域、高等教育的各学科，造成一种“彻底的语言置换”。何谓语言置换（shift of languages）？就是以科学技术知识，大规模地废弃与替换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伦理价值。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这是危言耸听么？恐怕不尽然。近年来，中西价值日趋对立，左右思潮互相撕扯。这证实，老列所谓的知识困境，正升级为一种学术危机，只不过我们不自知，或反应迟钝罢了。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我的打算是效法顾炎武、黄宗羲的经世实学，一面坚持读书行路，考察国情，一面采用中外两种语言，比较双方的眼光、思维与叙事，逐渐达至钱锺书指示的目标，即中西融通、古今兼顾。
此一突围设想，有无成功的希望？我心中无头绪，只管埋头走路。到拉萨后，我突然感觉文思如泉涌，天目开张了。此时重读费老的遗言，各种感悟接踵而来。其一，费老列数读书人的毛病，我不也难逃其咎么？
其二，我在哈佛学得了欧美知识，却不熟悉中国的道德规范。回国后，我又养成一种浮躁学风，即言必称欧美，偏又不接地气。结果呢？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柳暗花明，一再令我眼花缭乱，不识中国真面目！
待我走完了青藏线，又从青海格尔木，辗转来到新疆库尔勒，回头再读费孝通，我发现他对于传统儒学困境，其实早有一番反思。他在《论知识阶级》中哀叹：“以整个中国历史说，也许从没有一个时期，知识分子曾像现在一样无能。” 他还引用费正清的话，指“现代技术进入民间，是中国现代化最急需做到的事情，但是传统的社会结构，却一直在阻挠这件事的发生”。
对比我在滇藏线上的见闻，费老口中的传统社会结构，立即活灵活现，呈现在我眼前: 譬如徐霞客与丽江土司的微妙关系，亚丁神山下古老的转山习俗，理塘草原上蓬头垢面的牛场娃，赵尔丰率军入藏的斑斑遗迹。一经踏上青藏线，我又目睹传统社会的顽固特性，如何与现代科技比肩而立，格格不入，例如青海油田的无名烈士墓，罗布泊荒野上被弃置的部队营房，还有那些深陷南疆大漠、像胡杨林子那样抵御沙暴的一个个兵团农场、油田基地。
面对中国文化传统，列文森、费孝通忧心忡忡，各自提出了警告。但费老的反思，无疑是脚踏实地，更切合中国国情，这是列文森等人无法企及的。重温费老的《文化自觉》，我们还有哪些短板，亟需加以弥补？
先看我们的国学。长期以来，它不愿意做中西文化的参照比较。即便做，也是许倬云揶揄的那种“去异求同”，而非费孝通提倡的“比较见异”。近二十年，国学后继乏人：年轻人发奋学外语，出国留学，为此丢掉了国学基础。
再看包括我在内的留洋学人。费老指二十世纪中国巨变，已造成中西知识的严重脱节。大批留学生衣锦荣归，继承了传统文人的显贵地位。很不幸，“现代知识阶级有了技术知识，却没有适合社会的规范知识。这种人物在社会里是不健全的。不健全的人物去领导中国的变迁，怎能不成为盲人骑瞎马？”
为了克服知识脱节，也为改造不健全的知识分子，费老反复强调：第一要下乡调研，排查国情，第二要集合专才，研讨攻关。反思至此，我在帕米尔高原的红其拉甫，目睹边防军在高海拔执勤，因缺氧而行动迟缓，猛然联想到中国学者的无能与无助：这是一种恶劣环境、超常能力的双重考验。而我的无能状态，既来自国学的半身不遂，也出自西学的积滞难化。如何破解这一僵局呢？
我以为千头万绪，只怕要从一件小事做起，即费孝通1948年在清华的另起炉灶。费老在清华组建的研讨班，虽说达不到精密水准、完备程度，却为国内学者竖立起一个客观公允的榜样，即不偏不废，不急不亢，执两而用中。再看哈佛教授费正清：他的中国学问或许不够专一，也谈不上博大。其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放眼全球，征引百家，同时乐于修正己见、吸纳各方新成果。
费正清
两天后，我在阿克苏迎宾馆，开始酝酿一个创新方案：
一，利用我多年积攒的读书笔记，草拟一份《中美五大差异》。此一论文提纲，将明确我的立论基础，支撑我写出新书《中国与美国》。
二，借用费孝通在清华开创的模式，设置一个跨学科研讨班。个中麻烦是：我一人驾车西行，如何与别人研讨？别担心，我随车带了两个硬盘，内含大量中外文笔记，其中有梁启超、胡适、蒋廷黻、陈寅恪、钱穆等国学大师的语录，也有拉铁摩尔、白鲁恂、史华慈、孔飞力等美国汉学家的真知灼见。
三，试以费正清的著述为主线，搜罗中美学者散见于各处的相关论点，并将其争议命题，归并为五项根本性差异，又称五轮专题研讨。中美两国之间，都有哪些个基本差异？经我多年爬梳整理，其中最值得研究、也是最难厘清的文明与文化差异，少说有下面五种：
一、农耕文明（安土重迁，保守自闭）vs航海文明（流动、征服、扩张）。二、千古文明(天下共主，四方朝贡)vs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条约体系）。三、家国天下（重视家族血缘）vs契约社会（突出个人权益）。四、大一统王朝的千年循环vs西方现代性的持续裂变。五、科举官僚制、儒家治国传统vs欧美科学、民主与法治。
简单说明两点。第一为求内容精炼，我大胆借鉴了明清笔记的简约样式。换言之，经我摘引的名家语录，并非整段照抄，而是一种经过浓缩与拼接的笔记。这种笔记体，早在顾炎武、黄宗羲、钱锺书手中，充分彰显了学术优势。第二，还有一批欧洲经典思想家，也被我请来列席讨论，譬如德国的马克思、韦伯，法国涂尔干、托克维尔，英国的霍布斯、亚当·斯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