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的库切仍然目无纲纪挑战文学 每次写作都在发明新规则

问：什么是你觉得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作家答：没有什么是美好的，小说是美好的。看到这句答话，可以相信这位作家没什么能耐。他或许被肤浅的提问给激怒了，或许还觉得这么答很酷，却只能证明提问的水平刚刚好配得上他。无论何时，作家都该追求新意，人抛以砖，要还之以玉而毫不吝惜，否则只能证明他根本没玉。

2010年，J.M.库切在给保罗·奥斯特的一封信中说，他已受不了缺乏新意的写作了，别人写过的东西，或你自己写过的东西，就不该再写，惯用的技法、耳熟能详的题材，特别是用于承载故事的媒介本身——文字——都必须求新。小说是艺术，库切一直认为，艺术要比体育高贵，因为艺术家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而运动员则不得不遵守其他人共同确立的规则。如果作家写下的话并无出人意料，他就跟运动员无二，被规则和环境所控制了。

库切要做“法外之徒”，争取每一次写作，都要重新发明规则。他渴望一种危险而浪漫的身份，不怀好意地游走在小说领域的边缘地带。确实如此，自从1973年发表《幽暗之地》以来，他一直是个目无纲纪的挑战者，这本小说是由两个中篇组成的，从体裁、风格到文笔，到其中的后现代元素，对于当时的南非文学而言都无法归类。之后的四十年，库切一直在试图突破自己，《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都与各自的前作之间有明显的不同，2007年的《凶年纪事》再次采用了两个人的互相交错的视角分头叙事，组成一幅完整图景的做法，《耻》、《耶稣的童年》等则可以说是纯正的库切原创。

不过，库切的文学批评，乍一看来并不算很有特色。他的文章甚多，规格却很一致，仿佛是他早年做IT男留下的习惯所致，大量的文章里都包含了一段比较长的作者生平介绍。大体上看，他是一个圣伯夫主义者，把作品放到它所问世的时代之中，也放到作者（绝大多数在库切评论时均已不在人世）的全部作品之中来考察。在评论《布莱顿棒糖》时，库切就写“格雷厄姆·格林1904年生于一个有点书香背景的家庭”，接着交待他的父母兄弟；关于塞巴尔德，也许是因为知名度相对低，他上来就说“W.G.塞巴尔德1944年生于德国南部的角落，那里是德、奥、瑞士的交汇点”。对罗伯特·瓦尔泽、雨果·克劳斯等均作此处理，生于哪一年，家里是干什么的，库切似乎尤其偏爱德语作家，在他已经出版的文学批评集中，评到的德语作者不仅数量多，位置也都放在英语作者前面。

你或以为他只是暂时不动声色，但有可能，一直读到最后也没发现他有过“动声色”的念头。库切一点也没觉得这么写似乎有欠“新意”，他似乎觉得，把戏全让给被他讨论的作家，乃事关职业伦理，形式上正统甚至保守一点就对了。在他最新出版的、精选了近11年来的二十多篇文章，而书名只是懒洋洋地定为“随笔近作”的那本集子中，库切一如既往，不管谈论的是福楼拜、贝克特这样国际闻名的经典作家，还是谈论偏门人物维特布伊，他都要把作家的生平、作家写作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故事情节全都讲述一遍，然后说出这本书的美学价值何在。

不过，要说库切的这种写法跟平庸的“百科体”相类，那也过分，至少可以这么讲：库切提高了百科体的评判标准。他所写的百科词条，得用简练的笔法输出相当大的信息量，尤其是得配上最为恰当的引文。例如，他在写瓦尔特·本雅明的小传，提到本雅明1924年邂逅阿斯雅·拉齐斯时，引了传主的一句“真正的爱情使我变得像我所爱的女人”；写维也纳犹太作家约瑟夫·罗特时，引用了罗特所说的“做一个东欧犹太人难，做一个维也纳东欧犹太人的局外人更难”，意指作为东欧犹太人，他不得不既跟反犹主义作斗争，又得跟西欧犹太人的高傲作斗争，如此一来，就将人物与所处时代、环境的关系点得一清二楚。

作家应当是善于发现异常的。在这本新书里，库切收入了一篇曾在之前的集子里收入的旧作《罗伯特·瓦尔泽》。他深爱瓦尔泽，此公穷，抑郁，多病，符合“人无癖不可交”这一中国古训。库切说到，瓦尔泽在三十多岁上，右手开始出现身心失调式痉挛，“他把它归因于对作为工具的钢笔的下意识敌意”，于是改用铅笔写作。用笔不一样，写出来的东西会有什么不同呢？库切深为之着迷，并作了一番小小的探究，因为瓦尔泽的这个情况，刚好关联着库切对写作在工具及媒介层面上的“新意”的兴趣。

百科词条必然包含对作品的综合评价，库切也常常如此，例如他说，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是其长篇散文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但并非最好，《摩尔·弗兰德斯》“更为连贯有序”，成就最高的则是《罗克珊娜》。在新作中，库切谈了他之前没有展开谈过的《罗克珊娜》，他指出，罗克珊娜这个人物很忠实于自己，为了遵从美德，她感到衷心地失落并从不掩饰这一点。与此同时，她又很高兴能够停留在一种分裂的、自相矛盾的状态里：“既想面对勾搭而坐怀不乱，又同等地希望自己会乱，防线会崩溃。她非常清楚内心的这种分裂或自相矛盾。”这段论述精细、准确，且正是库切的拿手好戏：对人物内心活动作十分清晰的勾勒。他继续讲，罗克珊娜发现被勾引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性行为的“先声”比起性行为本身而言更让她向往；“勾引，勾引的想法，勾引的途径，想象中的勾引体验，本身就会勾起人的欲望，且几乎无可抵挡。”

喜欢勾引的女人，不单是喜欢勾引行为，而是一想起勾引这件事就会蠢蠢欲动……抽丝剥茧，一层层深刨下去，库切很喜欢这么做，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小说如《内陆深处》、《耻》等并不是聚焦恐怖的虐待行为本身，而是聚焦于当事者对虐待的体验。在小说家的世界里，“爱恨交织”是人们内心的常态，而不读小说的人则体会不到这些，只会认为违背意愿和不违背意愿，两者必居其一，据此来判定强奸成立不成立，可也。

勾引的魅力在于它是勾引，而在另一篇谈兹比格涅夫·赫贝特的文章里（库切对东欧作家如赫贝特及布鲁诺·舒尔茨等也是情有独钟），库切又说了一句“体制的问题就在于它们是体制，法律的问题在于它们是法律”。库切的冷峻就在这里，他在要“升华主题”的时刻，就把形容词给去掉了。试想一下，若说“体制的问题在于僵硬”“法律的问题在于滞后”，那是不是暗示着还有灵活的体制、应时的法律存在呢？库切消灭了这种可能，他的话已经直告你：它们必然会趋于僵死，除非它们不存在。

这是他最酷的时候。他的酷，来自那种标志性的现实感，冷而决绝。在他眼里，人一生下来就是注定要感受到耻辱的，因为人必须做个儿子或女儿，拥有一个国籍并持其护照，而你若读过他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或了解过他在新世纪初期对澳大利亚的反恐怖行为近乎斥骂的批评，就会明白他对家庭、国家这类单位是从无任何感情的——它们都是人为的体制。库切不接受以诸如秩序、安全等等理由为它们所作的任何开脱。

库切身患癌症多年，虽然病情稳定，年纪已近八旬。他是十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极少见的还坚持在出版新作的一位，《慢人》、《凶年纪事》、《耶稣的童年》都是2003年后问世的作品。此番所收文章，其中九篇乃首发《纽约书评》，剩下的那些，有不少是他给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所写的导读，这些作品有《罗克珊娜》，有霍桑的《红字》，有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好兵》，贝克特的《瓦特》，澳大利亚迄今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的《坚强的曼陀罗》，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德语界的作家，他谈了荷尔德林、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罗伯特·瓦尔泽等等。此外，1939年生的澳大利亚作家杰拉尔德·莫纳恩也得到了库切冷眼的垂青。

总的来说，库切的文学批评和随笔，比其小说具有更强的档案色彩，它们规格齐整，厚薄不一但大小尺寸一致。南非作家坎尼米耶在获得库切的认可，着手为他写传记时，得到对方发来的整理得井然有序的个人档案，可见理工科习惯对他的影响之深。愿他健康，一个井然有序的勤奋的人，值得时间去宠爱。

《随笔近作》

（Late Essays：2006-2017）

Harvill Secker出版社201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