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新解读：不是“劳工神圣” 而是“绝望中的希望”

鲁迅的《一件小事》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呐喊》集里的一个另类，文章篇幅短小，加上标点符号也不过两千字，《呐喊》中其他篇章中鲁迅用幽默、讽刺等手法对孔乙己、阿 Q、祥林嫂等人物进行批判，揭示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而《一件小事》可以算的上是《呐喊》中唯一一篇没有"骂人"的文章。

从内容上看，这篇作品似乎并不是虚构性小说，称之为回忆性的叙事散文亦不为过，好像收在较为温情的《朝花夕拾》中更为恰当，而事实上这篇文章也是紧紧贴合了《呐喊》于绝望中求希望的主题。对于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的解读，前人之述备矣，此篇文章仅为一点思考，有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海涵。

一、"劳工神圣"的误读

传统观念中，人们普遍认为这篇小说顺应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核心思想是劳工神圣，提倡知识分子应和劳动者结合。然而这样简单的意识形态解读，却背离了鲁迅小说国民批判的范畴。

鲁迅创作《一件小事》于1919年11月，正值五四运动发生后的几个月，当时"劳工神圣"的口号随着工人运动的进行，成为五四时代符号。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劳动者受到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崇敬。

"劳工神圣"是蔡元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央公园举行的演讲中提出来的。所谓"劳工"既包括体力劳动者,又包括脑力劳动者，在当时广泛被知识分子接受 , 在当时中国作为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数众多的城市苦力人力车夫，成为文学创作的颇受关注的题材。

与鲁迅创作《一件小事》的同一时期，先后创作的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诗歌就有胡适的《人力车夫》(《新青年》第4卷第l号，1918年1月15日)、沈尹默的《人力车夫》(《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 5日)、冯文炳的《洋车夫的儿子》(《诗》第2卷第2期，1923年5月1日)、周恩来的《死人的享福》(1919年12月)等。通过描写人力车夫来完成对工人阶级的赞美，本是《新青年》组织的一次笔会或者是一次行动，刘半农、李大钊、胡适、郁达夫，都创作了类似的作品。

然而鲁迅虽然也参与其中,但类似无产阶级观念"劳工神圣"的主题实在不符合鲁迅"疗救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的文艺理念。

长久以来,多数人都认为 "我"代表了鲁迅的自我对工人阶级的赞美,甚至把"我"的形象上升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高度。小说通过自我矮化，把"我"塑造成一个不满现实、看不起人、自私，然后受到人力车夫高尚品德的触动、教育，而惭愧、反省自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来反衬劳工群体的"越走越高大",得出鲁迅是在弘扬"劳工神圣"的主题，进而说明知识分子只有善于接受现实教训,严于解剖自己,才能逐步向劳动人民靠拢,使自己得到新生。

这样的解读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眼镜，认为鲁迅是替无产阶级张目，但却忽视了一个细节：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车夫搀扶老女人去的地方，不是医院，而是警察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倘若鲁迅发自内心地要表现劳工群体的善良、高境界，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安排一座医院？如果车夫走向的是医院，那么赞美劳工的创作目的就圆满地达到了，但并非如此。这个摔倒的老妇人是碰瓷讹人还是真正的受了伤，这是不确定的，车夫却未加查看辨别，"毫不踌躇"地走向了警察局，这说明车夫是缺少判断力的。

这跟鲁迅对社会下层民众的失望有关。鲁迅所创作的民众形象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有一种奴性。单四嫂子、七斤、闰土、华老栓、祥林嫂，无一不是因迷信权威而没有任何自主能力的人。于是，《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到了鲁迅的笔下，一样不能能"自作主张"地去帮助这个老女人，只能是走向"局子"——警察局是权威的象征。

对车夫而言，他自己完全不具备判断力，必须借助于外在的威权机构。至于小说中"我"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鲁迅自己。

二、对看客心态的反思

鲁迅提倡个性解放，希望进行文学创作，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并加以改造达到救中国的目的。所谓"劳工神圣"这种无产阶级思想并未动摇鲁迅固有的思想。所以，"我"最后的自省，于绝望看到希望，给予青年们的希望和勇气才是鲁迅真正想要表达的。

其实，《一件小事》正是鲁迅对自1912年以来在京生活的重新认识，或者是再定位。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 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开篇第一段在文章的主题部分之外，加了一点心理很烦的闲笔，这段闲笔很自然地将小说中的"我"与作者本人重合在一起。《一件小事》写于1919年11月23日晚。而在 1912 年，鲁迅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在教育部任职，在这"一转眼"的在京六年里，鲁迅目睹了袁世凯篡位、二次革命、张勋复辟等一系列"国家大事"，可谓是"城头幻变大王旗"。

此时辛亥革命已经快十年了，而国家却还是乱糟糟的，鲁迅寂寞孤苦，内心极为苦闷压抑，只好在绍兴会馆里抄抄古碑打发时间。而正是对"国家大事"无奈绝望，使得坏脾气日见增长，"叫我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

《呐喊·自序》中鲁迅回顾了种种"年青时候曾经做过的梦"，而努力之后梦却破去。"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这种苦闷的精神状态，呈现于外便有了所谓的"坏脾气"。在文中，"坏脾气"也有颇为明确的所指，即"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这为后文的"交通事故"埋下了伏笔：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是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这里凸显的是文中"我"的态度，老女人的摔倒并不引起"我"的惊愕，而"我"实际上也是像麻木的看客一样来对待。

这憎恶的情绪也分了一份到车夫的身上，"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在这里，"我"始终是一个居高临下的"看客"姿态，用恶意去揣测着那个老妇人，而"看客"正是鲁迅所极力排斥的。

在鲁迅其他小说《孔乙己》《药》《示众》《祝福》中，都有关于看客这一群体对他者的苦痛极端麻木与冷漠的展示，这与鲁迅早年得出的结论"中国人缺乏诚与爱"有关。

《一件小事》曲折隐晦地流露了他在"呐喊"前的心态, 以及对这种心态的反思。在启蒙思想和启蒙实践中失落的情绪，使得鲁迅对国民充满了失望。 《一件小事》正表达了他前后思想的转变。

三、觉醒后的勇气与希望

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在作品的结尾处，作者明确地点明，这件小事对"我"的意义是"增长了我的勇气和希望"。车夫的形象，随着叙事的完结就戛然消逝了，作者的笔锋一转，全在自我的剖析上。

《一件小事》中的希望并非来自于车夫的形象，实际上是指这件小事所增长的"我"对自我更新的希望，及其作者自我解剖与寄希望于人民中找到了"反抗绝望"。

所以，这里的"希望"就跟《呐喊》其他篇写作时的态度相一致，如同《药》的结尾要在烈士的坟上凭空添一束花环，是在"听将令"的前提下不恤用了曲笔。车夫虽然走向了"局子"，自己不具备判断力，但终究还是"起来"了，从看客中脱离了。

车夫的行为让鲁迅感觉到他不再属于"我"所看不起的那类麻木的国民，从而唤醒了沉入国民中自我麻醉的作者自身，因此，"我"从中见到了车夫的"大"，也见出了自身的"小"来。

从表面上看，由对待摔倒的老女人的不同态度，显示出车夫的"诚与爱"，但在实质上，却是对自我的剖析与批判，是在"我"的精神世界内部发生的冲突。

这件小事的发生如同"金心异"与"我"的那次对话，是看到了几个人起来后的破坏铁屋子的"不能抹杀的"希望，正是这希望将"我"从"坏脾气"里暂时"拖开"，使"我自有我的确信"。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在铁屋子里鲁迅是冷眼旁观者，他曾试图打破这铁屋子，却被撞得头破血流。虽然鲁迅认为清醒只是"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罢了，却并不因此陷入消极的状态，还是希望能唤醒更多的人来破坏铁屋子。

一件小事带给我的是梦醒之后继续前进的动力，对陷入对国民绝望而麻醉了的自我的一种重新唤醒，所以鲁迅才有了之后的创作，"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于绝望中求得希望，"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这才是鲁迅真正痛苦的根由和创作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