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用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 终于与笔下的钱锺书夫妇达成和解
冰川思享号特约撰稿 | 姚峥华
宗璞先生的《野葫芦引》四卷《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及结尾《接引葫芦》前后跨度33年，素描了三代中国知识分子、数十个家庭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悲欢与离合、聚散与变迁，以及之后个人在大时代飘零中的选择与求索。
这部长篇小说引起强烈关注并遭到热议，则是里边的人物让读者有索隐钩沉的兴趣。
比如，主人翁孟樾的原型，是宗璞的父亲冯友兰，他的《中国史探》当指《中国哲学简史》。校长秦巽衡的原型是梅贻琦。外国人夏正思教授是“中国通”温德。江昉在大学教楚辞，政治上激进，遇刺杀，原型是闻一多。钱明经潜心研究甲骨文，人花心，指的是吴宓。白礼文嗜好云烟火腿、学问大、爱骂人，是刘文典。身患残疾、自学成才的数学家梁明时，是华罗庚。庄卣辰是叶企孙。蒋文长是汪曾祺。凌京尧是周作人。萧子蔚是曾昭抡。庄无因是杨振宁。玳拉是戴乃迭……而里边作者最偏爱的孟樾之女嵋，贯穿全场，显然是宗璞本人。
这些人物参照了哪些原型其实并不要紧。关键还有一对夫妇——尤甲仁、姚秋尔，格外耀眼，所有人都认为茅头直指钱锺书、杨绛。
那么，为何这对人物如此特殊？他们出场的由头是什么？作者是如何着笔，又如何令情节推进，最后结局如何？我们不妨在小说中沿着尤甲仁、姚秋尔的人生轨迹，一步步探寻作者的写作动机和思路变化。
01
宗璞为何从《东藏记》开始引入尤甲仁姚秋尔夫妇
1988年宗璞《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出版。里边并没有尤甲仁姚秋尔这对夫妇。当年宗璞60岁。
1990年父亲冯友兰去世。宗璞说，《南渡记》问世后，她把全部精力用于侍奉老父，但“用尽心力也无法阻挡死别。”父亲在她生命中的重要，由此可见。父亲去世后，她自己重病一场。之后病魔没有放过她。1996年起目疾加重，做过几次手术，虽未失明，却无法阅读。后来的写作全凭口授。她写写停停，且战且行，差不多七年之久。2000年《东藏记》面世。
《东藏记》甫一出版，反响巨大。尤其在第四章的第192页，出现了“一对陌生夫妇来访”，他们是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尤甲仁姚秋尔。
宗璞是1993年下半年开始写《东藏记》。之前书中人物在她头脑中一直活动，“时间无法计算”。
▲2019年12月陆建德在深圳坪山图书馆（作者供图）
据前不久来深圳坪山图书馆做《反传统的<围城>》讲座的陆建德老师介绍，他于1990年从英国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同年年底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这个所里，他的前辈有钱锺书、杨绛，还有宗璞。
钱锺书杨绛大宗璞十七八岁，可以说是两代人。
坊间流传的一个说法是，钱锺书当年从法国回来能到西南联大教书，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功劳。但钱锺书只呆了半年便离开。对外的原因是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回到身边照顾自己。然而，另一个的说法是，骄傲的钱锺书把西南联大的人骂遍了，比如“西南联大的外语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在《钱锺书交游考》中，谢泳老师说，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确有人事方面的原因。
冯友兰为何要举荐钱锺书呢？
1923年，冯友兰学成归国后,在清华大学教授哲学。而此时，钱锺书刚被清华大学录取。钱锺书的聪明和天赋被许多教授认同和欣赏,包括冯友兰在内。在清华，冯友兰可以算是钱锺书的老师。
钱锺书的生平上写着，1938年秋，他与杨绛乘法国邮船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
杨绛曾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记述了这件事：“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可见，冯友兰赏识钱锺书并破例聘其为教授，对他有提携之功。
按此逻辑推理，钱锺书应感恩冯友兰。
但，事情的转折来了。
1979年4月至5月，六十九岁的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美国参观。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地。在斯坦福大学时，钱锺书应邀参加了该校亚洲语文系的一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刘若愚、庄因教授等30多人。这场座谈会被报道的内容，后来导致了宗璞与杨绛的笔墨之争。也可以说为宗璞创作尤甲仁姚秋尔埋下了伏笔。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
这里引用1998年7月宗璞在天津《文学自由谈》杂志刊出她写于6月《不得不说的话》：
1997 年春节稍后，有朋友拿来孔庆茂所著《钱钟书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 年出版），其 222 页说，钱钟书 1979 年 5月10 日曾在美国史丹福大学亚洲语文系一次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当座谈会上有人提到某哲学家的赫赫大名时，钱钟书说此人在‘文革’中出卖朋友，致朋友迫害而死”。该书第 232 页注明此段文字的根据是庄因《钱钟书印象》及《关于〈钱钟书印象〉的补充》。
此后，我又见到牟晓朋、范旭仑所编《记钱钟书先生》(大连出版社 1995 年出版)，其 208 至 210 页就收了庄因这两篇文章。前者说，“座谈会中也提到了哲学家冯友兰，钱钟书把冯友兰骂了一大顿。
又说，冯友兰最不应该的是出卖朋友，在座有人问冯友兰究竟出卖了哪些朋友，钱钟书却不愿指出姓名”。后者补充说， 钱钟书在座谈会上还曾说过这样的话:“冯友兰捏造事实，坑人使妻小俱死。”文中没有孔庆茂所写“致朋友迫害而死”字样。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以来，我见到的对先君冯友兰先生的批判、责备不可胜数，但这样白纸黑字的谩骂还是第一次见。
这篇文章详细地叙述了此事的前因后果。
写完《东藏记》的宗璞当然不能接受报道中钱锺书的此番评论。冯友兰在女儿眼中的形象，就像小说中孟樾在女儿嵋眼中的形象——沉稳坚定、勤奋刻苦、专心学业、忧国忧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大爱人间。对学术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富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一位品行道德俱佳、为人所称颂的学界精英、学校砥柱。在小说中，宗璞通过嵋给孟樾献上深深的敬与爱。
但报道中钱关于冯的评论事关重大，宗璞觉得有必要问清情况。“但因得知他们的女儿去逝，钱先生又在病中，我不愿给他们增添烦恼，故久久未说。而我心情压抑，随即患病，此事遂一搁数月。后因想到必须乘当事人都在世时把事情说清楚，乃于去年十月（1997年10月）向杨绛先生提出此事，并希望她婉转向钱先生问明究竟。
杨先生拒绝去问，坚决否认钱先生曾说过上述的话，所举理由有冯先生是钱先生的五大恩师之一，他决不会说等等。但杨先生至今没有公开声明钱先生没说过那些话。（《不得不说的话》）”
宗璞选择了公开写文章质询。
杨绛于1998年8月8日写了回应文章《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发表于《新民晚报》和《文汇读书周报》，否认钱锺书说过指责冯友兰的话。她说：“宗璞根据传说钱锺书的记载 , 曾一再来信 、来电话, 谴责钱锺书访问美国时诬蔑毁谤冯友兰先生。我也曾一再向她举出事实, 说明这事不可能。”“我就遵照她的要求 ,公开说明钱锺书不可能在美国诬蔑 、毁谤冯友兰先生‘出卖朋友 ,致朋友迫害而死’ 、‘坑人使妻小俱死’等话 。
根据宗璞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给我的信 , 所说的‘朋友’ ,指章廷谦 。她信上讲了‘文化大革命’中冯先生和章廷谦的事 。”杨绛文章中还写道：“冯先生去世后一天，台湾季季女士打来长途电话,……问钱钟书先生对冯先生的学问如何看法。我把这话告诉我旁边的钱锺书 。他叫我传话:‘冯先生是我的恩师 。但是我们对学问的看法不同。’”“钱锺书没有跑到美国去诬蔑、毁谤冯友兰先生。谁要指控他做过这件事,必须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指控才能成立。这是法律。”最后，她“希望宗璞保持自己的理性 ,不要太感情用事,折磨自己。”
之后宗璞在《文学自由谈》（1998年06期 ）又写了《再说几句话》，“对杨文中的某些说法，我有所保留。”文章最后，她“诚恳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形成说真话，讲事实的风气，这是最重要的。如能把宝贵的时间无损耗地用在文化的创造上，何幸如之！
这场笔墨官司最终以所涉出版单位向宗璞公开道歉了结。
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穆正平先生曾在《中华读书报》上写文章做了回顾。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的陈晓平老师也撰文叙述。坊间议论颇多，至今也没有消停。
我们再回头看那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尤其1950年代之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学术底线坚守与政治立场站队面前，有意或无意模糊了一些界限，做出不得已的个人选择。
风口浪尖上的许多文化名人都不能例外， “文革”期间冯友兰写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为有东风着力勤，朽株也要绿成阴”、“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钱锺书参与英译毛选和毛主席诗词的修定……这些原本无可厚非。但其中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可选可不选与没有选择余地之间的差别与尺度就无法一概而论，人性的复杂也从中可见一斑。
1990年冯友兰先生病重去世。此后宗璞经历了丧父之痛和自己的身心重创。1990年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进一步引发了钱锺书热。这期间，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繁体字本于1979年和1991年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在书中，钱锺书被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钱学再次被学界和读者广泛认同。
正是在这样的外围大环境下，人物在“头脑中活动”无法计算时间的情形下，宗璞开始了第二卷《东藏记》的创作。
02
尤甲仁姚秋尔在《东藏记》中的学识与人品
他传就是己传。抗日战争爆发后冯友兰一家离开北平,“南渡”昆明，9岁的宗璞入西南联大附中学习，在昆明一待8年, 亲身经历过西南联大战火纷飞的岁月，直至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各自回迁原址。虽然颠沛流离，但她始终生活在父亲所庇护的家庭和校园生活中。
尽管是小说，宗璞参考了一些史料，在她笔下，许多细节真实呈现，例如日军修订的教课书上的不实文字“1931年9月18日，日军经中国人民邀请，不辞辛苦远涉重洋而来协助成立满洲国，建设王道乐土。”这些在小说中真实重现，让作品与生活更为贴近。
我们从小说中的人物可以捕捉到一些生活的原型。“人物的命运离不开客观环境，毕竟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东藏记》宗璞后记）”。她希望“对得起那段历史。”
心中有话，不吐不快。
于是，在《东藏记》（192页），“这时有一对陌生夫妇来访，两人身材不高，那先生面色微黄，用旧小说的形容词可谓面如金纸，穿一件灰色大褂，很潇洒的样子。那太太面色微黑，举止优雅，穿藏青色旗袍，料子很讲究。”
主人翁孟樾很高兴，介绍给他太太碧初和他同校的老师钱明经。“这位是刚从英国回来的尤甲仁，即将在明仑（大学）任教。”他想不起尤太太的名字，后来知道叫姚秋尔。
宗璞笔下，“两人满面堆笑，满口老师师母。尤太太还拉着媚的手问长问短。两人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也互相说几句英文。他们是在欧战爆发以前回国的，先在桂林停留，一直与弗之（孟樾）联系，现在来明仑任教。”
寒暄过后，尤甲仁说，“英国汉学界对孟师非常推崇，很关心孟师的生活。”他问起弗之著作情况，弗之说，虽然颠沛流离，东藏西躲，教书、写书不会停的。
宗璞一边引进新人，一边树立孟樾高大的形象，尽管战时纷乱，但知识分子本色不动摇。
此处姚秋尔出场了。她笑笑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也补充说，“内人的文章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
夫妻俩互相叫好。如果说，前边只是引子，那么接下来，宗璞开始进入正题。她巧妙地借钱明经这个人物，以他的敏锐和心思来侧面展现尤甲仁。
于是有了以下这一段情景对话——
钱明经忽发奇想，要试他一试。见孟先生并不发言，就试探着说，尤先生刚从英国回来，外国东西是熟的了，又是古典文学专家，中国东西更熟。我看司空图〈诗品〉，“清奇”一节——
话未说完，尤甲仁便吟着“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把这节文字从头到尾背了一遍。
明经点头道，“最后有‘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我不太明白，说是清奇，可给人凄凉的意味。不知尤先生怎么看？”
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很是清楚。姚秋尔面有得色。
明经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
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
“所以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明经想着，还要再问。
但故事的推进还是要循序渐进，此时，宗璞把节奏控制了一下。由弗之出面——
弗之道：“江先生主持中文系，最希望老师都有外国文学的底子，尤先生到这里正好是生力军。”
明经暗想，连个自己的看法都提不出来，算什么生力军。当下又随意谈了几句，起身告辞。
接下来，弗之尤甲仁喝茶。
尤甲仁道：“秋尔在英国，没有得学位。不过，也是读了书的，念的是利兹学院研究院，她也有个工作才好。”
弗之想，似乎英文方面的人已经够了，法文德文方面的老师比较缺。便说，可以去见王鼎一先生问一问。
姚秋尔说，“我当惯了家庭主妇，只是想为抗战出点力，有份工作更直接些。”她说话细声细气，不时用手帕擦擦脸颊。
不难看出，宗璞是刻画高手，四个人物，一场对话，轻轻松松把这对刚从英国回来的夫妇的秉性描眉画眼了一下，人物形象顿显，为后边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如果尤甲仁姚秋尔是暗指钱锺书、杨绛，那么我们来看看钱杨的实际情况。
1935年，钱锺书以87.95分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1937年，他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这个学位是否译成学士学位，学界也有争论。
陆建德老师2019年4月在清华大学新水利馆讲座时提到，“钱锺书在英国牛津最初读了B.Litt（副博士），这个学位非常不容易拿。在牛津大学拿这个学位的人，特别有自信，极其优秀。”在他看来，钱锺书拿到的是很稀缺的副博士学位。
陆建德老师又称，钱锺书两年拿到那个学位，和杨绛一起到巴黎游学一年（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秋搭法国邮船回国。那时候抗战已经爆发，他们先到昆明西南联大教书，再回上海探亲，探视父母后发现再去昆明路途十分困难。钱锺书父亲钱基博是一个老式文人，当时在蓝田师范（今天的湖南师范大学）教书，便叫儿子前往，钱锺书不得不听从。
钱杨回国的路径在钱锺书生平年表中均有客观记载，不存在疑义。宗璞在小说中以尤甲仁姚秋尔为影子，算有迹可寻。何况，虚构与非虚构在文学创作中并非一向界限分明，可多种释义并存。
到了《东藏记》第七章，第292页。尤甲仁姚秋尔再次出现。
宗璞安排他们住进了刻薄巷一号。但不免加了一句：这些名字是后人附会，还是当时就这样叫，无人考证。
哪怕在小说中，她也聪明地将自己的的责任摘干净了。
“尤甲仁到明仑上课，很受欢迎。他虽是中文系教授，却开了十八世纪英国小说选读和翻译等，再加上本系的古典文学课，真显得学贯中西。他上起课来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名著或非名著，只要有人提起，无不倒背如流，众人俱都佩服。”
“姚秋尔也经钱明经介绍到一个中学教英文，以她的才学应付几个中学生绰绰有余。他们于教课之瑕，浏览昆明名胜，极尽山水之乐，一晃几个月过去了。”
对他们的才学，宗璞笔下是肯定的。但小说家擅长细节呈现，人物的特征随着情节推进愈发鲜明。我们不妨看看——
这天下午，尤甲仁兴致勃勃回到家，姚秋尔正伏案改作业，抬头妩媚一笑，问，“有什么新闻？”这是他们彼此间常问的一句话。
尤甲仁拿出一张报纸，指着孟仉订婚启事。“未婚夫死了三天，才登的这启事，以前有抱着木主结婚的，现在还有画着黑框订婚的。孟弗之怎么这样！”
姚秋尔眨眨眼睛，“说不定人家早海枯石烂过了。”两人会心一笑。
接着说夏正思几次恋爱失恋的轶闻。宗璞笔锋一转——
过几天，同仁间流传着夏正思失恋的故事，果然丰富了很多，尤其在投海这一段，加了找情人告别这样十分感伤的场面，在海边徘徊时又加了种种渲染。
这故事几次出入刻薄巷，离原来的人和事一次比一次更远。
大家见他们轻薄，都不与之谈论。他们似有所察觉，稍有收敛，但仍免不了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作者以旁白或是话外音的方式大段加以议论，固然依据行文上下代表“大家”之意，也不免流露出作者个人臆想和揣测，下笔滔滔，大有“打中活物才算痛快”的其乐陶陶。
可还不够，接着，宗璞给尤甲仁安排了一次中文系演讲——
他不讲诗，不讲小说，不讲理论，不讲翻译，讲的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戏剧不属他的本行，但他信手拈来，就可以胜任。他讲了莎士比亚几个重要剧作的梗概，大段背诵，抑扬顿挫，声调锵铿，很有戏剧效果。又把〈牡丹亭〉中几段著名唱词，一字不落背了下来，可惜他不会唱昆曲，不然更加好看。
虽然整个演讲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的赞叹，有的茫然。
这一段呼应了前边钱明经引用叔本华“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的梗。但这只关乎学识，还不关乎人品。宗璞对笔下的这对新人，遣词造句上轻易不会放过，自有一种边写边发泄的快感。我们且继续看——
系主任江昉听了，随口说了一句，外国有些汉学家就是这样，只知抠字眼背书，没有自己的见解思想。这话传到刻薄巷，尤、姚两人尤觉无名火熊熊上燃。
后有重庆两名记者被捕，江先生发表文章批评不民主的做法。尤甲仁对记者之事不置可否，却对江昉大加攻击，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江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个的细节表现了大是大非面前尤甲仁只一味想报复他人以寻一己之快的狭隘心理，难免涉及到人品问题了。接着，还有一处，尤姚听闻凌雪妍的婚恋故事，之后，这个版本在坊间就放大蔓延开去。
宗璞忍不住又把自己放了进去，评论道：“谣言的传播就像瘟疫，在有知识的人群中也不例外。凌雪妍万里寻夫，像是个小唱本，其中一段伴郎代新郎更是浪漫，编造了雪妍和李宇明的感情纠葛。其实以尤姚之才，完全可以另起炉灶创作，但他们是要伤害活人，才感到快乐。制造谣言还要传递谣言，这才完整。”
“伤害活人”、“ 制造谣言还要传递谣言”，难免让人又联想到1979年钱锺书访美中对冯友兰的评价。宗璞处处暗藏机锋，心中的怒气一展无遗。
在此卷的372页，他俩再次出场。
又有一天，楼下邵为的妻子出走，晚上姚秋尔和尤甲仁讨论这件事情。姚秋尔说，我说她穿着的衣服可笑，邵不以为然。尤甲仁接话，他当然是觉得可爱，狗会觉得有什么比粪更好吗？两人又笑了一阵。
宗璞总忘不了与刻薄巷这个名词相挂钩。在这对夫妇身上，人前人后的“刻薄”是无时不在的。但除了人品学识外，似乎还要与生活挂钩，在艰难困苦面前，他们又会何去何从？
像抖包袱一样，宗璞小心地藏着密码暗号，让后续发展有迹可循——
尤甲仁在几个大学兼课，又常有翻译的零活，在同仁中，他们的日子比较好过，可是姚秋尔的手也是一天天粗糙起来。
这一个周末，在夏正思家举行朗诵会，说起战局，有人说学校再次迁移是免不了的，也有说接到天津上海家里的人来信，已经沦陷的地方倒是安静。姚秋尔心中一动。
夏正思用法文朗诵了《八月之夜》，大家都很感慨。尤甲仁却叨了一句“自作多情”。这让夏正思很生气。轮到尤甲仁朗诵时好几个人退场。
“当天晚上，姚秋尔在枕边说，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回天津去好不好，这边逃难的日子还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尤甲仁沉吟说，未尝不可考虑，我讨厌系里这些人。他们对我有看法，也许下学期会解聘我。
秋尔在黑暗中睁大眼睛，会吗？那些人会解聘你？谁的才学及得上你？
尤甲仁抚摸着秋尔的手，道，孟先生会保我的。不过，也许我们自己先走为好。生活也太苦了。”
谢泳老师在《钱锺书交游考》中就说，西南联大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对钱锺书后来创作小说《围城》是有影响的。在《围城》中西南联大的一些人、事，可以窥得一见，也可以看到作家通过小说人物表现出自己的评判。
接着，宗璞着笔——
又有一次，因为对《九歌》的英译有几处不同看法，尤甲仁和其他人有争执。“意见不同，本来是可以讨论的，尤甲仁却说了许多嘲讽的刻薄话，引起议论。”有人背地里说，“尤甲仁自视太高，全不把人放眼里。”“文人相轻也是常情，但是过于伤人，未免叫人寒心。”因了这些，他俩的去志并未减少。
此处笔锋一转——
某天湖边散步，他们偶遇原楼下与别人相好而出走的邵为的太太，丰衣足食。她问秋尔，学校还会搬家吗，接着又说，再逃难，更没法子过日子了。我要是你们，早回天津去了，总比这里舒服得多。说罢，坐家里的人力车走了。留下的秋尔，喃喃，好久没有坐人力车了。
貌似一笔滑过，却把姚秋尔在条件艰苦下对物质的内心向往暴露了出来。再清高，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难想像，《东藏记》2000年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人撰写了读后感，有在索隐中对号入座并加以分析的，认为“文革”中冯友兰出卖良心，一介书生钱锺书看不起，遂出言讽刺。宗璞于是写书为父报仇。
有人指出，钱此举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表现。也有人认为，《东藏记》让钱锺书杨绛走下神坛。同样有人说，对于钱锺书的学问宗璞根本无法懂得。更有人说，尤甲仁姚秋尔处的着笔如赵姨娘之骂，影响了整本书的水准。还有人说，《东藏记》是半部“反知识分子小说（余杰语）”。
但就像冯家接连变故一样，钱家也连遭不幸，1997年3月，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去世。剩下《我们仨》中的杨绛一人，独自顽强捍卫钱锺书的人格品质。
2005年《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03
《西征记》《北归记》《接引葫芦》中尤甲仁姚秋尔的发展演变
第三卷《西征记》2008年写完。这期间宗璞的夫君蔡仲德先生2004年去世，她一个人天地之间踽踽独行。2017年第四卷《北归记》完成，到出单行本时，已到2019年。
《西征记》主要写明仑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故事。
第347页，抗战结束，学校北迁。此时，宗璞不忘交待尤甲仁夫妇——
刻薄巷中的尤甲仁夫妇早有离开昆明之意，起先因战局严峻，想要逃避，后来见滇西反攻胜利，便又留下。这时已安排好行程，特地到孟家告辞。尤姚二人在大学中人缘很差，他们自视甚高，常对别人做出点评，难免得罪人。
这天他们来到孟家，孟弗之不在，太太碧初接待。“下学期聘书还没有发，我们不好直接到北平去。想先回天津，看望老人。”尤甲仁说。姚秋尔接话道，“甲仁还有一位叔父在堂，甲仁是最有孝心的。”
夫妇俩依旧夫唱妇随，珠联璧合，极其和谐。尽管与前一卷极尽讽刺笔法相比，这一卷相对柔和了很多，但宗璞还不想转变太快。她又安排了一个细节——
尤甲仁又问，听说师母这边带不走的东西，都交由一位厨师处理，办得好。姚秋尔说，能不能也给我们办一办，我们的东西不多。碧初就写了条子，后来，二人嫌给的价钱少，又想了别的法子。
到了第四卷《北归记》。对日胜利尘埃落定，内战烽烟又起。历史巨变的前夜，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杂糅其中。
此卷尤甲仁姚秋尔的份量更弱。
第六章224页。在北平的明仑大学新住宅区建成，大伙搬进昆庄。尤甲仁姚秋尔与钱明经在昆明时是邻居，这次依旧还是邻居。三卷前后创作跨度达二十多年，但宗璞并没有忘掉线头，终将还是一个个接连上，算是一个呼应。
她写道，有人想从昆明移腊梅来种，姚秋尔则说，我倒想种菜呢，现在大白菜这么贵。要知道，当年在昆明，姚秋尔家可是只放一部牛津大词典，其他都不在眼下。此处的大白菜，已暗暗点明了尤甲仁夫妇的转变，从曲高和寡冷嘲热讽、不屑于与众人打交道，到如今已能接地气生活。
229页。两人再次出现——
时局在变，尤甲仁收到台湾某大学的邀请信，邀他前去工作。他和秋尔频繁讨论去还是不去，两人觉得，无论谁执政，只要不反对，总是能平安的。最终倾向留下，但未做决定。
政府为了支持金圆券，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和外币。尤甲仁是天津世家，有祖产，他们又有些外国朋友，自有一个社交圈子，两人的日子过得很是悠闲。他们夫妇存有几条黄金和一些美钞，因为对金圆券信心不够，若是拿出来兑换很舍不得。命令中说如不兑换就要没收。没有原因而没收私产，这样的政府可靠吗？两人每天的话题便是换还是不换？
到了九月二十九日，两人讨论了一夜，最后一致的意见是，若不换落得个没收，仍然是一无所有。若是换，就算是有去无回，也还是支持了国家财政。只好决定将全部积蓄换成了金圆券。同时也决定了谢绝台湾邀请，不去台湾，留在大陆。
在这些细节描绘中，如不对比此前，读者会认为尤甲仁夫妇就是普通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想法举止都入情入理，与现实不违和，让人不反感。
到第274页，已近小说尾声。在孟家聚餐。炮火声中——
姚秋尔看桌上的菜虽然简单，却很诱人。说，还有绿豆芽？先给尤甲仁搛了一筷子。“如意馆这几天不送菜了，我都自己到校门外买大白菜。”
从想种大白菜到自己买大白菜，尤甲仁一家已完全融入了学校老师的北平日常，不再口出刻薄之言或故做清高。经过联大八年辗转各地历尽辛酸，到头来与孟弗之走到一起的亲密的几家人，尤甲仁夫妇列位其中。
大家谈论中，匆匆吃完。“在北风的呼啸中，他们穿过黑暗一步步走，脚步是那样沉重。慢慢转过小山，各自散去。
创作《北归记》后一半时，宗璞已患过一次脑溢血，但她又活回来了，并不轻松，“南渡、东藏、西征、北归，人们回到了故土，却没有找到昔日的旧家园”。她于是决定继续，因为，时代的大转折并没有完，人物命运的大转折也没有完。
所以，还有最后的《接引葫芦》。宗璞决定以贞元之气给这群陪伴了她三十年的人物一个结局，就像书中嵋送走了几乎所有的人，最后留下了她自己，睁眼看世界。
如果说，前边四部小说承载的是从1937年至1948年12年间，不同学科三代人辗转各地的人生际遇，那么《接引葫芦》则是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写至新世纪半个世纪以来政治运动、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转变与坚守。宗璞最后引用父亲冯友兰的话“人必须说了许多话，然后归于缄默。”
2018年5月，宗璞划上了整部书的句号，此时，她年届90岁。两年前的2016年5月25日，杨绛病逝，享年105岁。
关于宗璞和钱家矛盾源于钱锺书对冯友兰的评价，尽管杨绛先生撰文否认，但不管是学界还是坊间，都有此种共识。
从事“文革”受难者研究和打捞工作的王友琴女士写过《林焘先生与文革历史》，这是她对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林焘先生的访谈记录，里边佐证了这一段历史。
“林先生说，他曾和中文系章廷谦教授关在一间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谦说，他很苦恼，因为冯友兰教授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那样就是‘历史反革命’了，但是他并没有当过。后来，军宣队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大会，把章廷谦当作‘抗拒从严’的典型用手铐铐起来塞进一辆吉普车当众绝尘而去。 ”
林焘先生旁证着北大同仁们的文革苦难，也惭疚着自己苦难中的狼狈和软弱。王友琴在文章中惊讶的是，章廷谦和林焘等先生受到的迫害，在这个争论中（宗璞杨绛笔墨之争）被放在一边了。
有一位网名叫“雪饮刀”的作者，因此撰写了文章《依然被时代劫持着的钱锺书和冯友兰》，感慨1979年座谈会是“以谴责或被谴责的方式走进真正的师生大义、灵魂省察和时代反思的表现”，“ 是中国大师级为数不多的文化交往中屈指可数的一次灵光血性的闪现”，“却在三十年后被主流化的犬儒精神矮化为名誉之争的家庭之间的风波”。
宗璞对老父亲一直很是敬爱，在小说中用“孟弗之”，可以想象是孟夫子的谐音。为了维护亲人的形象而在小说中费尽笔墨刻划人物形象表达情感诉求，是可以理解的。据说，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批评了冯友兰，书出版后，宗璞也与何兆武争论过。
同理，为了维护钱锺书，杨绛哪怕在生命的后期，也不惜拿起法律武器与各方作战。她没有惊扰重病的钱锺书而选择独自撰文回应宗璞，即是鲜明的一例。
实际上，从《东藏记》再到《西征记》《北归记》直至大结局的《接引葫芦》，在小说中近百位人物角色中，尤甲仁夫妇的着笔并不算多，份量不算重。他俩只是匆匆过场的人物，不过是知识分子中的一抹颜色，增加了这个群像的立体性丰富性。
到整部小说的结尾部分，《北归记》第七章（268页），有这么一节很是特别，宗璞让弗之在课堂上讲了“乌台诗案”，说，“苏轼因嘲讽朝政，他的诗更被深文周纳，成为反对朝廷的证据，被捉到汴京投入监狱。”“受到冤屈，几乎丧命，却还要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大才如苏轼，也不得不这样说，而且是这样想的，这是最最让人痛心的。千百年来，皇帝掌握亿万人的命运。国家兴亡全凭一个人的喜怒。一个人的神经能担负起整个国家的重任吗？神经压断了倒无妨，那是个人的事，整个国家的大船就会驶歪沉没。”
苏轼受陷害还要高呼“圣主如天万物春”，且“不得不这样说，而且是这样想的”，宗璞是否意比父亲冯友兰，在大时代面前个人之渺小之无力？连诗圣苏东坡都不能例外，又遑论区区其他人呢？她在为父做“理解之同情”的同时，也不免发出“这是最最让人痛心的”感慨。
小说之外，宗璞从没有对尤甲仁姚秋尔这对人物展开评论。杨绛也未曾对小说中的人物发表意见。
时间的推移，小说的发展，作者心态的变化，尤其小说中尤甲仁姚秋尔的人生态度转变，我们得以窥见宗璞自己人生态度的转变。时隔二十多年的创作时间里，世事的不断打磨，史料的逐一呈现，客观语境下人性复杂性的展现与调和，宗璞从一开始的怒火十足到慢慢放下，直至最终与小说中的人物达成和解，或是说，与自己内心达成了和解，与历史达成了和解，与时代达成了和解。最后她将个人的爱恨情仇转为对时代的思考，直面社会弊病，揭示遗忘战胜历史，并试图激活思想活力，努力做出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在全书结尾处她写下重重的一笔：“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宗璞在自我和解的同时也实现了某种自我升华，这部作品最终提供了一种对西南联大时期直至两千年中国风云变幻的个人历史解说，有其敏锐的社会观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尤其是结尾，尽管匆匆，却另有一种深长意味。
不管影射说、原型说、索隐说、考据说……这些猜测是否成立。从客观角度，这个特定时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群像，侧面反映了时代特征和学界风貌，尤甲仁姚秋尔这两个人物本身为小说添色不少。
从个人角度，《野葫芦引》开始创作时，父亲冯友兰撰写对联“百岁寄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对女儿寄予厚望，宗璞坚持三分之一世纪，凭老迈之躯以顽强的意识力最终完成了皇皇巨著，大可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于她本人更是功德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