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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越南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吗?这篇文章说得太好了

2020-11-23 05: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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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说过一句话:一个杰出的企业可以预计到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但是,它不一定会知道这个事何时会发生。

我们在今天这个非常具体的疫情的冲击之下,如果你感觉到很茫然和困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不妨跟随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枢纽》《溢出》作者、政治经济学者施展的脚步,一起穿越到未来的一年之后,看一看究竟会怎样。

中国,会发生什么?

在过去的这一年,中国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哀鸿遍野,有很多中小企业全都倒闭了。

但是,即便这些企业倒闭了,那些市场需求、生产设备和技术人员仍然存在,可以被那些能够熬下来的企业接管和吸收,使它们长得更加强壮。

因此,想对中小企业说,你要做的是想方设法熬下去,让自己成为能够吸收别人养料的那个。

所以站在一年后的今天,回看过去这一年,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过去一年里出现了大规模的洗牌。

关于中国制造业,这些年不少人都再说中国失去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无论是此前的中美贸易摩擦,还是这次的疫情,中国的制造业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移。

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中国有着独特的巨大优势。(这个下文会分析)

而这个话题,我们可以从越南开始说起。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外部世界有很多预测,说越南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在2019年的夏天,为了能够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团队到越南做了深入的调研,想要看一下这种所谓的制造业转移究竟是怎样一个逻辑,它究竟对于越南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会带来什么影响。

为什么是越南?

首先,越南的人口规模不小,2018年的数据是9600万,并且增长速度很快,人口结构很年轻,劳动力成本也低,大概只有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

再者,越南的对外贸易条件很优厚,越南跟美国之间是一种自由贸易的状态,跟欧洲也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几乎是零关税的状态。再加上越南是属于儒家文化圈,是积极入世的状态。

最后,越南从政治体制上是强政府。强政府有好有坏,但仅从制造业这个角度而言,强政府的存在这是一个加分项。

2019年10月2号三星公司把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在广东惠州转移到了越南。

于是很多人悲叹,说这意味着中国手机业快不行了,你看,连三星都走了。

但在越南调查后,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其实这不是手机产业全都迁走了,只不过是手机生产当中的某个环节迁走了。

这个环节迁走之后,它在生产上游对中国仍然有很强的依赖度。

这是什么概念呢?

30年前,全世界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而在今天,绝大部分产品都是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一个复杂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已经被拆解为多道工序,且多道工序分布在不同的工厂里面,而这些工厂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当中。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2019年10月,三星虽然宣布关闭自己在中国大陆最后一家手机工厂,但随后,三星总部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在2020年规划要把三星手机的20%—30%的手机产能交给ODM来生产。

什么是ODM?这个仅仅是完成生产,同时还跟发包商一块完成设计。也就是说,产品里面一半的设计是由代工厂跟发包商共同完成的,这个叫做ODM。

就ODM而言,中国是有压倒性优势的。所以三星规划在2020年要有20%—30%的手机产能要交给ODM厂,也就是说绝大部分都会转移回到中国大陆。

看完了手机高技术产业,我们再看看越南的低技术产业又是什么样的呢?某种意义上低技术产业是能吸纳更多劳动力的。

所以在越南还走访了一些低技术产业,比如制鞋厂、家具厂等等。其中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家具厂。

去访谈家具厂老板的时候,问他说你的生产是否可以在越南本地完成全部的采购?在本地有完整的供应链需求,形成完整的本地化生产?

他说我确实可以在越南采购到很多东西,但是似乎这么回答也不大合适,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家具生产完之后,主要是出口美国的,当家具运到美国去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包装箱包装起来。越南本地确实可以采购到这些纸箱,但问题是生产纸箱的越南厂家的纸板,得到中国去采购。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你说究竟算不算在越南本地的完成采购呢?

从高技术环节的到低技术产业,有了这两个案例就能发现所谓的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的转移似乎和我们想象的样子不同。

接下来再看看越南的一些具体数据,我们会发现更多有意思的、值得深入探讨的东西。

越南在2018年的GDP是2425亿美元。这放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约相当于深圳的三分之二,苏州的90%,也就是说拿越南一个国家跟中国的城市排行的话,大概排在第八,介于苏州和成都之间的位置。

再看一下它的进出口数据。2018年,越南进出口贸易总规模达4809亿美元,外贸依存度是GDP的200%。

在48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实现的贸易顺差为65.2亿美元,如果用顺差除以进出口总额,顺差率是1.3%几,非常之小,可这已经是越南过往五年当中最高的一年了。

基于如此之低的顺差率,我们就能知道越南目前大进大出,只能做非常初级的加工,实现的利润增值非常有限。

越南,能取代中国吗?

有人说,中国在70年代也是越南今天的样子,只能做做初级的加工,但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了,那20年后越南能不能复制中国的这条路呢?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想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得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肯定成不了世界工厂。

而要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化工业是必不可少的。

在工业经济当中,重化工业约等于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因为大量的原料、材料,以及工业的机器等,都是基于重化工业生产出来的。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有自己的重化工业。

那越南为什么不能建立自己的重化工业体系呢?

因为越南走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体系下,外贸条件好,关税低,其他国家工厂才愿意往这里迁移。但重化工业的特点是投入高、就业低、回报时间长,发展起来需要强政府干预,集国家机器的力量不计成本投入,但这和自由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越南纯粹凭市场过程,是没办法自生出现重化工业的。

那越南政府强力扶持行不行?如果越南试图这么做的话,美国很可能直接把他从自由贸易的伙伴圈里就踢出去了。而没有自由贸易的条件,别的国家的制造业凭什么往越南迁移?

越南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是什么样的?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越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阮德成,他说越南能够发展的最佳状态就是介于中国台湾地区跟马来西亚之间的状态。并且需要跟中国的工业体系之间形成一种深度的嵌合的关系。

通过上面的数据和案例,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了——中国的制造业向越南所谓的转移,实际上并不是转移,而是中国制造业的溢出。

什么叫溢出?这边满了,需要往外溢了,溢完之后,这儿还是满的,外面也同样也变多了。

越南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根本不是一个替代关系,而是一个相互支撑,共同往前走得更好的一个关系。

中国强大的供应链优势,无与伦比

最后,为什么中国制造业不可替代,原因在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的强大。

中国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小民营企业,专业化到匪夷所思的程度。最极端的例子是见过生产拉杆天线的厂家,一个厂家只生产其中的一节,专业化到极致了,只开一个模就够了。当地N多个厂家彼此间互为配套关系。

一旦专业化到这种程度的产品,是它已经被还原到极为基础的零部件要素上了。被还原到这么基础的要素之后,会带来一个效应,产品的通配性反倒会特别好。

就好比乐高积木,一个厂家只生产其中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不同厂家都生产不同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这些乐高积木彼此间会搭配出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产品出来。

此时,以单个企业为单位,极度专业化,确保了效率。而所有的企业加在一块便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企业可以不断地动态组合彼此的配套关系。

基于整个网络,内部配套关系不断地动态重组。以网络为单位,确保了它的弹性,以单个企业为单位,确保了效率。

这个供应链网络一旦演化出来之后,就会开始出现下一个重要的质变了。超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改变了成本结构。

一旦到了这种程度,就会构成马太效应,综合成本控制能力大幅度提升,其他国家和地方相比起来,在成本上越来越没有优势,于是都会往中国大规模转移。

而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多一半都在往中国转移之后,构成了一个转移的终局性——进得来,出不去。只有对供应链需求低,以及远距离物流成本很敏感的企业才能出得去,比如说玻璃,中国的福耀玻璃在美国建厂,就近来满足美洲市场的需求。

中国优势在于什么呢?中国的优势在于中低端制造业,而中低端制造业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是什么?成本优势。

中国在成本优势上,无与伦比。中国之所以能获得这种成本优势,是因为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创新经济导出了大规模外包的需求,而大规模外包需求在中国又催生了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而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又引起了整个生产流程当中的成本的变化,所以中国的综合成本控制上几乎无敌手。

基于成本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是今天中国巨大的比较优势,这是世界必须接受和承认的。

反过来看西方,也有它的优势,就是高端制造业。

而高端制造业不是基于成本优势,而是技术优势。对于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来说,如果不去把握住行业最前沿的技术走向和产品理念走向的话,回过头来在国内的供应链层面就不知道该如何备货,不知道如何储备生产能力,不知道该如何做未来企业的战略规划。

这种情况下,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就会偏保守,会处于慢半拍的状态。所以其实现阶段,因为产品的高端技术、技术路线、理念的走向全都是在西方国家,由他们来引领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离不开西方的。

这会带来一个结果,中国跟西方之间是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些人因为疫情对西方国家幸灾乐祸,嘲笑它们连作业都不会抄,这是很不合适的。

这次疫情是在这这样一种多重的超级互联时代,给了我们一个大的提醒:我们需要打开格局,需要世界深度的合作,也更进一步的需要我们有更加深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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