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魏晋之际玄学的兴起 阐释弘扬玄理的文章也随之大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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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论说文概说
魏、晋两朝（220—420）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动、大震荡的时期，思想活跃。其中，以玄学、佛学的成就尤为引人注目。
作为阐发、诠释思想最为得力的一种文体，论说文的写作也在魏晋时期迎来了一个高峰。刘永济（1887—1996）先生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一书中，对其盛况曾有这样的赞誉：“鬯思理之精蕴、发文章之奥采、易汉氏之颓辙、振战代之宗风者，其魏晋论著之文乎？”考察这一时期论说文创作的具体情况，则大致可以将其分为玄理、人物、政史和其他杂论几类。
随着魏晋之际玄学的兴起，阐释弘扬玄理的文章也随之大量产生。代表作如何晏《无名论》、阮籍《达庄论》、嵇康《声无哀乐论》、裴頠《崇有论》，以及王弼、郭象所著注疏中的一些精妙片段。这一类作品，无论在内容还是风格上，都与两汉之作有了较大差异，且代表了该时期论说文写作的最高成就。关于其源起与风格，刘永济先生做过如下的描述：
逮魏之初霸，武好法术，文慕通达。天下之士，闻风改观。人竞自致于青云，学不因循于前轨。于是才智美赡者，不复专以染翰为能，尤必资夫口舌之妙，言语文章，始并重矣，建安之初，萌蘖已见，正始而后，风会遂成，钟、傅、王、何，为其称首；荀、裴、嵇、阮，相得益彰。或据刑名为骨干，或托庄、老为营魄。据刑名者，以校练为家。托庄老者，用玄远取胜。虽宗致无殊，而偏到为异矣。
大氐此标新义，彼出攻难，既著篇章，更申酬对。苟片言赏会，则举世称奇，战代游谈，无其盛也。其间虽亦杂有儒家之言，然议礼制者，博明疑似，则近于刑名；谈易象者，阐发幽微，则邻于庄老。苟核其实，固二家之所浸润矣。……析其枝条，则或穷有无，或言才性，或辨力命，或论养生，或评出处，或研易象，或敌我往复，而精义泉涌，或数家同作，而妙绪纷披。虽胜劣不同，妍媸互见，而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晚周而下，殆无伦比。世之徒以清谈病之者，盖犹未察夫此也。至其文体，虽难尽同，而后之论者，莫不以事义圆通、锋颖精密，为此体正宗。丽辞枝义，无取焉尔。
以上文字，虽然是对“魏晋之际论著文”进行泛论，然而所谓“钟、傅、王、何，为其称首；荀、裴、嵇、阮，相得益彰”，以及“则或穷有无，或言才性，或辨力命，或论养生，或评出处，或研易象”，除“或评出处”外，都属当时盛极一时的玄理类论说。刘先生将这一类文章的内容风格分为“刑名”与“庄老”，“校练”与“玄远”两派，言“刑名”者崇“校练”，言“老庄”者崇“玄远”。
就是儒家的议论礼制或谈论易理的文字，也都或近“校练”，或似“玄远”。就是说，魏晋的以“校练”和“玄远”为主调的新式文风，脱离了汉代经学盛行时期为文引经据典阐缓雍容的风尚，而代之以精核简洁和逸气妙达的格调。其中优秀文章都能以“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来打动读者。如嵇康所作的一些往返论难的文章，就是个中翘楚。
而这些文章，同时也是建立玄学，宏阐玄风最重要的依凭，无论在文学史抑或思想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段文字中，刘先生还谈到了“或敌我往复，而精义泉涌，或数家同作，而妙绪纷披”的现象，主要是指一些人物传记和《世说新语》中一些谈玄的内容。的确，如何劭《王弼传》中关于老子、孔子“有”、“无”之辨析，《世说新语》中一些名士谈玄论理的记述，所谈之理都非常精彩。
从东汉中后期开始，品评人物的风气日渐兴盛。尤其到了桓帝、灵帝时期，“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所谓“互相题拂”，“品核公卿”，指的即是对人物的品评。当时，如郭林宗的品鉴人伦，以及许劭兄弟在汝南主持的“月旦评”等等，都有着左右一时舆论的巨大力量。
除现实与政治的作用外，对古今人物的品鉴同样是清谈场上久盛不衰的话题，并从中衍生出专门的“才性”学说，成为魏晋学术重要的一支。在这一风气笼罩下，魏晋时期遂产生出许多与人物品鉴相关的论著与文章。如《隋书·经籍志》的子部名家类中，著录有魏文帝《士操》一卷，刘劭《人物志》三卷，旁注“《九州人士论》一卷，魏司空卢毓撰”。当时类似的撰述应该不在少数，可惜大都已经亡佚，只有刘劭的《人物志》流传至今，使我们能够一睹魏晋“才性名理”之学的大概。
就流传下来的单篇论说文而言，又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品评古人，鉴别高下。随着汉魏之际“题拂”、“品核”风气的兴盛，这一类文章也随之涌现。如郭泰有《苏不韦方伍员论》，孔融有《周武王汉高祖论》，曹丕《典论》中收有《论周成汉昭》，曹植有《周成汉昭论》，丁仪也有同名论作，夏侯玄有《乐毅论》，何晏有《韩白论》，张辅有《名士优劣论》，等等。
二是就某一区域的士人、士风立论。品评、对比两个不同地域人物的整体风貌，同样是当时人相当热衷的一个话题。留存下来的文章有孔融的《汝颍优劣论》，题名何晏的《冀州论》等。三是探讨较为抽象的才性立论。如嵇康的《明胆论》，袁准的《才性论》，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与玄理类论说文相较，这一类文章数量较少，艺术水平也有所逊色。然而这一类文章代表着魏晋学术中“才性玄理”的一支，且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着很大关联，故而有必要将其单独列出进行讨论。
魏晋时期出现大量的政论文，如曹同的《六代论》，陆机的《五等诸侯论》；还有史论，如陆机的《辩亡论》，干宝的《晋纪总论》等。这类论文体现的是作家的学问和思考，不论从文中立意和持论看，还是从遣词用语看，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也很值得注意。这类论文都属于对历史的反思借鉴，所以，若求简便，可以称之为“史论”。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论说文，或抒发不得志的牢骚，或议论针砭一些社会现象，或谈文论艺，等等。这些论说性文字，往往带有较为强烈的抒情色彩，文学性也较强。本书称这些内容不是玄谈，非关政、史的论说文字，为杂体论文。
参考资料：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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