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百岁翻译家的传奇人生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生于天津一个显赫之家，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我哥”是她最崇拜的人。受巴金小说《家》的影响，少女时，她决心离开富贵之家，做小说中“觉慧”一样的进步青年。抗日烽火中，她走上文学之路，在巴金这个人生导师的引领下，从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到翻译，著作颇丰。“生命始于百岁”，如今的杨苡，手中的笔仍未停下，写，是她一辈子的事。
清末民初，安徽泗州（今江苏淮安盱眙）的杨家声名在外，高祖杨殿邦从嘉庆十年一直做官到咸丰九年，“所担任职衔有记载的就达37项之多”。到“士”字辈时，“一门三进士”“五子登科”更是风云一时。长子杨士燮是光绪甲午进士，眼光极具前瞻性的他把膝下八子分别送到各国留学，其中，大儿子杨毓璋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打下扎实的儒学功底后，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实业、经济、应用科学等。
回国后，杨毓璋先是在沈阳电话局和电报局当督办，后来到天津坐上了中国银行行长的交椅。进入金融界后，他刻苦钻研业务，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逐渐成为津门显要、名副其实的银行家。杨毓璋与袁世凯、冯国璋等人过从甚密，军政要人们常常亲自撰联赠送给他。“自非北海孔文举，谁识东莱太史慈。”这副赠联就悬挂在杨家客厅，引用三国时太史慈资助孔融的典故，表达受惠于杨家的感激之情。杨毓璋不仅精通经济，还擅长诗词格律，尤爱京剧，逢年过节，或遇寿辰，都会请梅兰芳、程砚秋等诸多名家来家里登台献艺。家大业大，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子嗣。多年来，妻子所生均为千金，且大多夭折，于是娶了二太太徐燕若。徐燕若接连生了三个孩子，且第一个就是男孩，取名杨宪益。两个妹妹出生后，分别取名杨敏如、杨静如。“我就是‘生正逢时’，生于1919年，正是五四运动那一年。名字是老先生给起的，因为我不安静，结果就给我取名静如。”多年后，已改名“杨苡”的杨静如这样回忆。
幼年的杨苡跟母亲在照相馆
事业一帆风顺，夫妻鹣鲽情深，儿女承欢膝下，杨毓璋喜上眉梢意气风发。然而，祸福总相依。杨苡出生不久，杨毓璋便不幸感染风寒，英年早逝。“人家把我看作不吉利的小东西，但谁也拦不住我母亲，我姐，还有我哥对我的爱”，母亲虽然出身普通家庭，但在丈夫影响下，她读书，看报，有远见，眼界开阔，年轻的她坚持留在杨家，努力养育三个孩子，并决心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不论男女。
靠着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一家人住在天津日租界“一座巨大而样子难看的宅邸”，生活有仆人照料，日子依旧富裕而悠闲。庭院深深，又兼父爱缺席，杨苡最依赖的，就是大她近5岁的哥哥杨宪益，“小时候我总是拽着我哥的衣袖跟来跟去，跟他逛市场，看电影，到书店买书。他的同学嘲笑我，叫我‘小尾巴儿狗’。”
被爱包围着，在儿歌、涂鸦和洋娃娃的陪伴下，杨苡快乐成长，活泼而淘气。童年的欢乐就像绚丽的花朵，牢牢地埋在她的心底，人生底色温暖而明亮。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忧虑的，那就是，“哥哥太聪明，姐姐太努力”，相形之下，显得她“又笨又懒”。果然，几十年后，哥哥杨宪益成为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从左至右：杨敏如、杨苡、杨宪益
1927年，8岁的杨苡进入著名的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学校创办于1909年，赵四小姐、严幼韵等名媛都曾就读于此。课本都是英文的，除了英文、国文、体操、舞蹈和戏剧演出外，也重视品德修养，穿衣、吃饭，与人交往，都有一套规范。那时，杨家已经从日租界的花园街搬到了法租界的兆丰里——两个叔叔动用了父亲留下的财产，家中光景大不如前。
少年不识愁滋味，杨苡每礼拜照例去电影院看电影，“中国的外国的都有，Betty Boop、Mickey Mouse那时候也都有了”。学习依旧不用功，所幸母亲从来不在意分数。受爱讲故事的母亲、博览群书的哥哥熏陶，她作文不错，在学校举行的恳亲会（相当于现在的家长会）上，展示出的作文常能获得好评。
从左至右：杨宪益、母亲、杨苡、杨敏如
真正爱上写作是在中学时，三位国文老师对她影响深刻。第一位是王老先生，古文诗词讲得绘声绘色。有一次讲辛弃疾的《西江月遣兴》，讲到下半阕“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时，他装作醉汉歪歪斜斜摇摇晃晃，以为松要俯身来扶他，于是傲然用手推开，说：“去！”学生大笑。即使是不用功的杨苡，也因此熟记了这首词，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由此产生。
第二位老师姓范，对学生的作文要求甚严，常教导他们“要说真话！”杨苡于是在周记中吐露心声，“自叹自己太笨，才不如人，以后也不会有什么成就”，范老师在周记上方用朱红毛笔写下漂亮的草书：“不问收获，只管耕耘。”有一次，他拿了一把木筷走进教室，用筷子比划着说，一把筷子一撅就断，而捆在一起就撅不断了。后来，他把学生作文印成文集，书名叫《十九支箭》，团结、友爱、坚强的种子就这样播洒在学生们心中，令杨苡终身难忘。
第三位老师是爱穿长袍的“高老夫子”，“老夫子”其实只有三十多岁，只因沉默寡言被学生取了绰号。他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讲课时常用自编的讲义，选的都是鲁迅、巴金等新文学代表作家的作品，读了闻一多、徐志摩的新诗后，杨苡的诗歌兴趣被激发，那一时期，背诵了大量新诗，贪婪地读了不少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巴金主编的新书。后来，学生们才知道，“高老夫子”是“追求革命的人”。潜移默化中，学生们懂得了救国图存，民族气节。
中西女校的生活丰富多彩，读书之外，活泼好动的杨苡爱画画，着迷话剧，许多名剧让她大开眼界。“当画家会穷死”，画家梦被母亲打碎后，一次参演话剧成功的经历让她幻想“以后若当话剧演员多好”。可是不久，寂寞就来侵袭。1934年，哥哥杨宪益去英国留学，姐姐杨敏如也去了燕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没了哥哥姐姐的宠爱，杨苡只好靠看电影、听音乐、收集电影明信片打发时光。
正是那段时间，她看了劳伦斯·奥利弗和梅尔·奥勃朗主演的好莱坞名片《魂归离恨天》，这个爱与复仇的离奇故事一时令她如醉如痴，从此，与这部作品结下不解之缘。更大的苦闷接踵而至。“一二·九”运动后，京津一带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杨苡的内心也燃起熊熊的爱国之火，可是封建家庭的桎梏令她寸步难行。读过不少进步书籍的母亲是爱国的，但那样的家庭背景同样束缚着她。母亲一边满腔热情地在缝纫机前赶制棉军衣支援前方抗日将士，一边对杨苡说:“你们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好好念书，将来考个好大学才能报国。”
年轻时的杨苡
朋友们都在参加游行示威、集会活动，杨苡却“像关在一只金丝笼里的小鸟，不能飞向宽阔的天地”，既没有勇气走进一群陌生的青年人中间，又不情愿做一个“平静地生活着的终日读书、暇时绘画、晚上听音乐、周末看电影的贵族小姐”。压抑的心渴望倾诉，她想到了巴金先生。巴金的《家》，她已经读过，“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觉慧”的话不时响在耳边，她鼓起勇气给巴金写信诉说彷徨：“我觉得我的家酷似他的‘家’，我却不能像觉慧那样，冲出那个被我称作‘金丝笼’的家庭……”一个“渺小读者”给一个“伟大作家”写信，这本是少女的一时冲动，谁料，巴金的回信真的到了！17岁的高二学生杨苡兴奋着，心跳着，受到鼓舞，杨苡开始写作、投稿，剧评、诗歌、散文陆续发表。
1937年，杨苡从中西女中毕业，因为中、英文成绩都不错，被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日本人虎视眈眈，每个人心中都燃烧着团结之情和爱国主义精神，毕业时，他们班送给母校的礼物是，“将漂亮的旗杆竖立在一个很像样的水泥平台上，我们希望它永远飘扬着祖国的国旗！”
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天津危机四伏，杨苡重又被关进“金丝笼”里，无奈过着富家小姐的生活。尽管巴金一再告诫她，不要动不动就想离家出走，还介绍她与在南开中学教书的哥哥李尧林通信，并在信中嘱咐哥哥“把她当作我们的一个小妹妹看待”。可是几个月后，迫于形势，杨苡不得不走了——她发表的抗日诗《失去爸爸的孩子》被日本人盯上了，报社编辑催她快逃。远在英国的哥哥杨宪益也来信劝母亲，母亲终于同意，“翡翠年华”时代被迫谢幕。
恨不能告诉每一个人：“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信中，巴金称她为“静如”，落款是“芾甘”。“相信未来，未来是光明的”，兄长般的鼓励，她看了又看，然后，郑重地把信珍藏在一只带锁的小铁箱里。
黄裳、巴金、杨苡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巴金家
1938年7月7日深夜，匆匆告别几百张唱片、明信片，一堆来自法国的洋娃娃，还有巴金的10封信以及编好号码用缎带捆住的另外40封信，杨苡登上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云南号”豪华客轮，成为“平津流亡学生”中的一员。她将转道香港，投奔战时在昆明成立的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前方就是向往中的自由，因为兴奋，与含着眼泪的母亲挥手再见时，杨苡甚至是开心的。她未曾预测到的是：她永远失去了那些信，也永远告别了与李尧林的一段似有似无的青春情感。
到香港后，等船期间，杨苡住铜锣湾，游维多利亚海港，那是她“最后的贵族生活”。由豪华客轮的“大餐间”，到法国邮轮的二等舱，再到席地而坐的“闷罐车”，一个月后进入云南边境后，贵族小姐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亡学生了。然而心情是舒畅的，“一看到国旗，便从闷罐车的又湿又脏的地上跳起来，对着车厢外的云南大兵激动地唱起一连串的抗日歌曲”。那时的杨苡“浑浑噩噩”，看电影，唱歌，为《战歌》杂志写诗，参加漫画班，用绒线在麻布上绣她的艺术想像，从未有过的自由自在。就连“跑警报”，都像是出城郊游，一边啃着胡萝卜，一边欣赏油菜花。直到有一天，一场轰炸过后，邻居家女儿告诉她，沈从文一边喝酒一边哭：“国家成了这个样子，人人只顾逃命，不能读书，不能工作……”那一刻，一向爱闹的杨苡安静下来，深受震动。
不久，同船来到昆明的北平艺专的郑颖孙先生离开昆明，杨苡搬进他原来的卧室，而外屋，就是沈从文和朱自清编教科书的书房。沈从文耐心地劝她，“少写那么多充满口号的抗战诗，即使是发表了，也不见得有多少价值”，他建议她：“还是进外文系好，你已读过十年英文，该多读些原著，要打开眼界……”他还捧来一大堆世界名著，叫她写读书笔记，“将来，你也可以做翻译嘛”。
从此，每个晚上，杨苡都坐在一盏小油灯旁，每逢想偷懒时，就转头望向后一排房屋，糊纸的窗后，一盏昏黄微明的灯还亮着，她知道，那灯下，沈从文先生正在伏案。
20世界80年代初，杨苡与沈从文在沈从文家
联大复课后，杨苡搬到临时校舍，投入了另一片热火朝天的天地。很多年以后，她还时常回忆起沈从文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督促她：“要用功哩！我去睡了你方可休息。睡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
那时的联大，名师云集，学风自由，外文系里，叶公超是系主任，谢文通教英诗，陈嘉教莎士比亚，冯至教德文，吴宓教欧洲文学史，是“正宗的美国范儿”。联大仍然坚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传统，不分上下级，没有官僚味，一律称“先生”。
尽管“老师非常好”，可是，新鲜感过后，西南的湿冷，吃不饱，木床上的臭虫是从未见过的多，也没有电影看，这些都令她沮丧，习惯了北方大火炉和暖气汀的杨苡开始想家。唯有写信，向巴金先生倾诉，说自己常常望着月光想哭。巴金的回信，还是一贯的兄长式的开导：“你看见月色想哭，大概又在思念家乡，出门不久的人总免不掉这一套，以后在外面久了，新的环境会使你渐渐忘却了旧的，倘使是由于寂寞，你就应该设法排遣它。你现在是个大人了，应该‘大人气’才行。要是你只管放任感情，说不定会给你招来更多的忧郁的思想。”几十年后，在上海巴金的大客厅里，巴金大笑着对老朋友们说：“她可以一封信写十好几张大信纸！”
幸好，忧郁只是暂时的，爱写诗的杨苡很快找到了“组织”——她加入了高原文学社。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杨苡令一位年轻的诗人怦然心动。诗人叫赵瑞蕻，“清峻，谦和，斯文，有学者的英气”（陈丹青语），比她高两班，高二时就已经尝试翻译，发表作品，是吴宓的高足。此后，一起上吴宓的课时，他就坐在她旁边；她去看话剧，不喜欢戏剧的他也欣然跟去；再后来，月光下的操场上，璧人成双。
1940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纪念日这天，他们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事。战事正紧，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女儿出生没多久，杨苡用绿色棉布装扮的家就被震塌了，他们的住处疏散到了郊外的山上。有一天，站在三平方的小屋门口，她看到有个人撩着长袍从山下走上来，是沈从文先生！从城里到郊外，那样远的路，且只能步行，可是沈先生来了，他微笑着说：“哈，做了狼狈的小母亲了，让我看看你的小婴儿！”
沈从文离开不久，给她寄来一封信，信中说：“一个女人若过了25岁还是白白地打发日子还有什么希望！”那年，杨苡22岁，还有3年。那时起，她开始从学校的图书室借大量的书来读，那盏昏黄微明的灯，为她照亮了前行的路。
1942年，赵瑞蕻到重庆中央大学当助教，因为生孩子耽误学业的杨苡也跟随他到重庆，在中央大学借读。家道中落，母亲也已搬到重庆，她接纳了困境中的小女儿和幼小的外孙女，让杨苡得以继续学业。
图书馆仍是杨苡最常去的地方，读到一本叫《Wuthering Heights》的书时，她惊讶地发现，这本书正是她少女时代看过的《魂归离恨天》的原著，她“又一次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丈夫赵瑞蕻正在翻译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受他影响，杨苡也动了翻译的念头。当时流行读《简·爱》，但她觉得，这本书里的爱情可以超越阶级、社会，可以超越生死，是永恒的，“我翻译《呼啸山庄》，就是要证明它比《简·爱》更好！”
随着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杨苡到了南京，一边教书，一边写儿童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翻译《Wuthering Heights》一再搁浅。冥冥中，她在等待一个时机。
1953年，赵瑞蕻到德国任访问教授，杨苡独自带着孩子住在一间破房子里。“有一夜，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嘴里不知不觉的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想着该怎样确切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读音。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激动之余，杨苡给巴金写了信，巴金回信说：“你要译W.H.，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我会设法给你印。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你慢慢吧，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一方面支持鼓励，一方面也严格要求：“我希望你好好地工作，不要马马虎虎地搞一下了事，你要是认真地严肃地工作，我相信你可以搞得好。”
从小就认为自己很笨的杨苡，靠着一本字典谨慎翻译，她时时牢记巴金的叮嘱，小心地把自己隐藏于译文之后。一年后，十年梦想终于实现。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平明出版社出版，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从此走进了国人的视野，由杨苡首创的“呼啸山庄”译名，也一直为后人沿用。
1980年，让杨苡背上十多年沉重包袱的《呼啸山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这一年，61岁的她离开学校，主动退休了。虽然在高校工作多年，但她强调自己的身份只是“教员”。
《呼啸山庄，》杨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
往事不堪回首，但往事又那样难忘，杨苡在笔下怀念故人，作品多次获奖。1986年，《梦萧珊》被《人民文学》杂志评为读者最喜爱的作品。1987年，她将1939至1985年间与巴金交往的60封信件编注、整理，出版了《雪泥集巴金书简》。1938年前的10封，母亲当年在日本兵进入租界搜查时，迫于形势烧掉了，而保存下来的这些，也是杨苡冒着危险换来的，为此，她还挨了此生唯一的一记耳光。书出版后，耄耋之年的巴金再次致信：“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
“当我能将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变成纸上的文字时，这可能意味着我没有白白浪费掉生命。”生命没有浪费，古稀之年，杨苡翻译完成了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呼啸山庄》也一版再版，并被英国勃朗特纪念馆收藏。生命中，每一步都流光溢彩。
1997年底，巴金住院，杨苡去看望这位陪伴了她大半生的心灵导师，说话困难的巴金费劲地叮嘱：“多写！”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2005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巴金告别了人世。8年后，94岁高龄的杨苡出版《青春者忆》，以独特的视角和深情的文字写下与巴金交往的故事，这是她献给巴金先生的“好长好长的梦”。巴金的叮咛，她一直记着，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她一直在写。2015年，哥哥杨宪益去世六年后，她携小女儿赵蘅主编了《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一套六本，工程浩大，被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画卷中的独特一页”。2019年，100岁的杨苡荣获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生成就奖”。
杨苡近照
故人渐凋零，唯有杨苡天真地活着，写着。她的客厅，常常高朋满座，墙上挂着鲁迅的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面对老友小友，记忆力惊人的她豪情依旧，把往事娓娓道来。
“我想我这一生如同浸透了浓郁的果汁，确是不虚此生，果实累累。”人生呼啸而来，时间呼啸而去，置身其中，杨苡青春永在。
◎ 来源：翻译教育与研究、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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