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破浪的姐姐》：我们能摆脱爽感叙事的套路吗？
撰文 | 李静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海子《日记》中的金句，竟十分恰切地形容出《乘风破浪的姐姐》（下文简称《姐姐》）的吸睛程度。这档由芒果TV推出的真人秀节目不仅将各大社交平台搅动得浪花翻涌，播放量更是一骑绝尘。更准确地说，它在尚未播出时，就已然是爆款预定了。
《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剧照。
未播先火，说明“乘风破浪的姐姐”首先是一项成功的产品创意——它新颖、有趣、励志，而且擅于撩拨与迎合观众的需求。以30岁为界标，30位年龄跨越30-52岁的女明星统统变身为“姐姐”，集结于热火朝天的女团秀场，这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的话题“富矿”。观众既可以“考古”姐姐们的人生故事，又可以逐帧解读她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更能够毫不违和地延展出年龄焦虑、性别秩序、权力与资本、自由与潜能等严肃话题。舆论场上、弹幕军中、评论区里，一时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观众的创造力是无限的——《青春由您》《兴风作浪的姑奶奶们》《小明历险记》《杜华翻车实况》——犹如美猴王拔根毫毛，吹口仙气，故事就有了七十二变。这场故事的大联欢，带来了姐姐们暴涨的人气、双线飘红的收视率与好评度、攀升的芒果超媒股价以及屏幕前停不下来的“哈哈哈哈”。
可以说，故事性与快乐感，让《姐姐》和这个仍需宅居的夏天更般配。在此，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令我们如此快乐？在我们正当行使“娱乐权”的过程中，是否可以打破“方程式”的束缚，摆脱“被套路”的命运？“快乐源泉”难道只能是流量与资本的燃料，却不能够汇入我们自己的生命航程吗？
大型“爽剧”的精巧叙事：
反叛感与差异性
“三十而立，三十而励，三十而骊”。三十岁女性，是整个节目的筋骨与灵魂。“骊”，本意“马深黑色”，在开场白中披上了满分作文的范儿——“骊色骏马，飞云踏海”——升华出充满无限可能性、随时可以反转命运的“黑马”意象。立、励、骊，这些字眼犹如层叠而来的浪花，让人再次确信，“永恒的女性指引我们向上”。
如观众所说，我们期待成熟女性“侵略性地绽放”，粉碎无所不在、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束缚。反叛性，构成了节目的叙事基调：穿针引线的画外独白，采用华丽而细腻的修辞讲出“直挂云帆，乘风破浪”的中心思想；与节目同步播放的、对30位姐姐的“深度访谈”《定义》，则以思想碰撞的对谈方式撕掉“定义”；6月18日发布的主题曲《无价之姐》，披着迪斯科的复古外衣，却拥有戏谑反讽的先锋态度，推崇真实自在的无价之“我”。诗意的、交谈的、先锋的，不管采取何种表达风格，矛头均指向当代女性的现实处境。
《乘风破浪的姐姐》发布主题曲《无价之姐》。
首先要反叛的，便是年龄焦虑。正如《我们为何膜拜青春》一书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复合年龄”，除了生理年龄，“一个人对年纪的体验当然是相对于他的种族、阶级、性别、文化、国家和教育而定。”“三十岁”是横跨古今中西的文化现象：巴尔扎克著有长篇经典《三十岁的女人》，林真理子写过畅销小说《三十岁的女人》，赵雷亦演绎过颇有争议的民谣《三十岁的女人》。即便在闲适散淡的丰子恺笔下，也有《三十老人》的漫画像，连世家子弟俞平伯也难逃他在《中年》一文里所写的衰老感……每个世代，都在接力谱写对这一话题的理解。
回到当代大众文化，“幼龄感”、“少女感”一直都备受推崇，近年大量的偶像养成、女团选秀类节目，甚至连虚拟偶像，都大多以“青春”作为核心“卖点”。青春固然值得歌颂，但却经常被描画为悬浮的、不接地气的鸡汤乌托邦。与此同时，伴随着女性性别意识的日益自觉、表达需求的大幅增加，拥有最多现实问题的“中年女性”，悄然跃升为极具生产力的话题领域。《姐姐》横空出世，可谓正当其时。它为抽象的情绪、难以言明的境遇、过于庞杂的话题点，赋予了人人都能get到的具象，将之对接于“荧屏熟人”的中年百态。与极易流于空洞与滥情的青春叙事相比，姐姐们的故事以人生履历为依托，天然地具备“现实主义”的具象质感。
《我们为何膜拜青春》 罗伯特·波格·哈里森著，梁永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1月
在“荧屏熟人”的带领下，反叛之战正式打响。原本在社会文化秩序中处于弱势的“30+女性”，在节目中掌握了主动权。黄晓明所代表的男性群体、节目组所代表的“社会秩序”、评委们所代表的“评价标准”，似乎都被她们压制住了。观众终于不再需要跟小妹妹们一起受虐哭唧唧，转而把腰杆挺挺直，跟着姐姐们四处搞爆破。秩序被颠覆，狂欢的哨声吹响，观众的想象力开始赛跑——
观众喜欢看到晓明被压制。明学一代宗师沦落为街头端水艺术家，“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转而筑成刻意维护姐姐们的“心态防波堤”，第二期里这条秘籍又被转赠给控场失败的leader丁当。复读机般的“这是加分项”与频频抛向评委的眼色，毫不掩饰满格的求胜欲。有人质疑这是霸总的没落，有人忙不迭修正说，此乃明学相对论。
观众喜欢看到节目组被怼。从来都是“安排”人的节目组，终于走到了弱小无助可怜的一天。第二期一开场，便是姐姐跟节目组的谈判现场，而“卑微”节目组“0.5倍速小心翼翼”叫姐姐起床，更是登上热搜。在社会丛林里千道轮回的社畜们，目睹此情此景，怎能不拍手称快。
黄晓明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
观众喜欢看到姐姐们“顶撞”评委，理直气壮地质疑比赛规则与成团理念，流水线理论固然有理，但“从来如此便对吗”？评委需要被淘汰、需要接受学员在线授课、需要节目组小心翼翼地与之切割，这真的也是内娱界头一回了。
这些无不释放出强烈的快乐因子。与《东京/北京/上海女子图鉴》这类女性成长故事相比，《姐姐》哪里还用卑躬屈膝地迎合男权社会，遵循游戏规则向上攀爬，而是早已赚取了放飞自我的资本。一旦可以放飞自我，“女性群像”便真的不再是千人一面、千言一腔。编剧大人不必爆肝凹“人设”（本雅明所说的“人格的外壳”），姐姐们自带“人设”入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终解释权归自己所有。姐姐们迥异的人生故事、多元人设之间的交汇激荡、观众们的自我代入与脑洞演绎，都帮助节目组轻松建成联欢的舞台，一处由笑声开启的流量与资本胜地。
快乐的三种“套路”
与面目不清的“X”
史上最“弱势”的节目组其实非常机智，在挖到这座天然的故事富矿后，故事制作也十分精细，形成了多声部叙事，包括黄晓明的旁白、画面剪辑与后期花字，三者各有侧重。尤其是后期花字一石三鸟，既增强了内容的互动性，又制造了“为观众代言”的亲切感，恰到好处地点出大家的心声，同时也就免除了被指责为“恶意剪辑”的风险。就这样，节目组四两拨千斤，撩拨着观众的神经与欲望。
当然，观众从故事中获取快乐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不得不说，女团真人秀实在是绝佳的故事“模具”。以《姐姐》为例，3人、5人、7人团各有特性，姐妹情深、团魂炸裂、夸张搞笑、针锋相对……各种故事类型应有尽有；佛系与狼性、社畜与学霸、戏精与自恋狂……各种人格类型活灵活现。总体看来，观众从中获取快乐的方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其一，寻求真实，代入自我。在真人秀中，明星与观众的距离被无限拉近，台前和幕后的分隔也被取消。也就是说，观众除了可以看到在舞台表演的明星，也可以看到在台下跟我们普通人很接近的状态。比如姐姐们上场前交流准备情况，像极了考试前的我们。而社交场与分组中的尴尬处境，又让社交小白们仿佛照见了自己。姐姐们对舞台的reaction也与观众高度同步，吐槽着我们的吐槽，欢乐着我们的欢乐。再比如有评论说，张雨绮的初舞台《粉红色的回忆》，有种黑帮大佬跳广场舞的反差感。加之其直率的性情，形象就变得尤为抓人。总之，这些都带来了基于“真实感”的共情式快乐。
张雨绮表演《粉红色的回忆》。
悖论的是，我们一方面早已习惯了故事反转、flag坍塌与人设崩毁，宣称“后真相时代”已经到来，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极度渴求真实，甚至热衷在综艺中寻找真实的蛛丝马迹。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曾经用“超级真实”来描述这种现象，在真实缺席的情况下，对真实的模拟可能比真实本身，更加令人产生真实感。在其重要著作《象征交换与死亡》中，他准确预测，“物体和信息，两者都已经是一种选择、一种剪辑、一种取景的结果了”，先把现实分解为若干元素，然后在“如同摄影师把反差、光线、角度强加给自己的主题”。剪辑师与观众一起，彼此适应，共同生成了解读现实的“套路”。越是具备“原生态”的风格，便越有吸引力。真实感而非真实，才是当下更加重要的心理刚需。
《象征交换与死亡》，作者: [法] 让·鲍德里亚，译者: 车槿山，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2年6月
第二种获取快乐的方式，可以统称为“显微镜下欢乐多”，或以嗑CP的方式“发明”亲密关系，或以《甄嬛传》的思维模式解读人性玄机。看得出来，节目组想要摆脱互撕的单一模式，努力呈现同性之间的守望相助、团结友爱。比如，在《推开世界的门》表演过程中，镜头不厌其烦地展现了不少姐姐感动落泪的场景，试图传达出同性之间的默契与理解。而展现伊能静的个别镜头，则采取了轻微的仰视视角，自然也就给她的形象镶上了一丝金边。而且当她们拥有共同的“对手”（评审老师）时，确实可以瞬间“成团”。随着节目的展开，基于不断出现的细节“物料”，也会不断有新的CP被发明出来。
不过，在观看这档标榜现代女性独立自由的节目时，许多人依旧以极其传统的方式审视女性，这当然毫不令人意外。弹幕里隐藏着无数位精神分析大师、微表情解读专家与人品鉴别达人。吃瓜群众不允许自己错过宁静秒变孝庄皇太后的瞬间，也不能错过肢体动作里的下意识，更不能忽略话语交锋中的玄机。练习室内、集体宿舍里的大戏，早已被许多观众暗搓搓地期待。伊壁鸠鲁预言了这样的心态：“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快乐了：你站在宁静的、崇高的圣地之上，由于智慧的教导而感到强壮，俯瞰芸芸众生误入迷途、四处奔波、拼命寻找一条人生之路……”看着对岸的姐姐们排兵布阵、挥汗如雨，空调房里的吃瓜观众不能不快乐。
第一期初舞台表演时，宁静曾表达过对几位姐姐的喜爱，想要与她们组团。镜头里多次出现宁静的面部特写，并配有花字“静选之女”，而观众也十分配合地命名为“静姐选妃记”。这里并非要对玩笑之语上纲上线，而是想说明这样一个起码的事实，即我们对于女性之间的关系，依然如此地缺乏想象力与描述力，总是不自觉地复刻男权话语。
宁静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
第三种颇具快感的观看方式，便是价值观审判。有趣的是，综艺节目因其娱乐性，仿佛拥有了价值观的“免检”特权。一旦涉及价值观问题，便会有观众跳出来说，娱乐一下而已，何必较真，又何必端着一副“众人皆醉你独醒”的姿态？问题在于，综艺节目往往拥有强烈的价值观设定，否则将无法很好地建立与观众的联结感。《姐姐》自不必说，它的价值观极为鲜明。
正如韩炳哲在《娱乐何为》中指出，“道德的娱乐媒介不仅带来了单纯的快乐，还以微妙的方式实现了不可低估的社会功能”。相比于道德说教，消费故事可以更加高效地确立道德标准，并将之内化进人们心中，建立起某种偏好和习惯。“娱乐就是叙事。它具有叙事的紧张感。讲故事，且让故事扣人心弦的方法，比强制和义务更有效。”于是，观众为故事中的主人公赋予是非对错，乐此不疲，并从中确立自身的价值定位。因此，第二期“艾瑞巴迪”组的everybody都迎来了海量的审视目光，也就很好理解了。
以上三种方式可以单独存在，也经常交叉组合，共同构成了制造快乐的“套路”。那么，需要追问的是，既然快乐拥有自己的“方程式”，那么方程式中的“X”又意味着什么呢？
与刚刚结束的大热综艺《青春有你2》一样，《青春由您》（《姐姐》的一种戏称）同样设置了“X”的元素。表面上看，X意味着可能性，不断颠覆与调整固有的边界。但实际上，重重套路之下，X的处境十分尴尬。第一期里出现了一段令人捧腹的“公案”。张雨绮拿到初评级后评委发放的X牌，以为是极其优秀的意思。后来随着到X区落座的人越来越多，方才恍然大悟，原来X是因为唱跳均不突出因而待定的意思。天才弹幕点评道，此乃“弼马温式喜悦”，强大的自我欣赏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落差，活脱脱上演了一幕人间喜剧。而这样的喜剧效果，当然离不开何为强者、何为正确、何为正常的评价标准。
X只是噱头吗？我们的理解方式与文化观念，能否真的能跳出固定模式，把X从喜剧中“拯救”出来？我们所期待的X，难道不该是具体而多元（而非过于泛滥且空心化的有态度、炸、酷、帅、飒……）、严肃而活泼的吗？
与快乐同行的暴力
以及何为“乘风破浪”？
关于前文提及的价值观审判，《姐姐》贡献了一个夸张的例证。乐华娱乐CEO杜华因为持有传统（18+）的女团选拔标准——、整齐划一、青春靓丽、身材高挑——与阿朵、丁当等几位姐姐发生了观念冲突。尤其因为她给出若干低分，引发了极大争议。不过，互联网上的争议，往往不会带来观点的“越辩越明”，反而是情绪的调子愈来愈高——网络上出现了排山倒海的骂声，甚至还出现了代骂杜华的业务。而这种狂暴的情绪，竟在第二期播出后迅速（部分地）反转，因为某些姐姐的表现令人不满，反而衬托出杜华的合理性。于是，杜华又开始被“洗白”。
《乘风破浪的姐姐》评委杜华（右一）。
詹明信在其《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曾概括出后现代文化的病症之一是“歇斯底里式崇高”，用来描述当代人特有的“欣狂喜悦感”以及其他强烈的感情。这种情感的强度，往往超出我们的预期，比如对于杜华的批评，且不论观点如何，采取的修辞大多是歇斯底里式的。“我们顿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既诡谲奇异又富梦幻色彩、而且一概是奔放跳跃的感官世界。”观众一面快乐，一面愤怒，一面享受姐姐们的“春风拂面”，一面如秋风扫落叶般地清除不和谐因素。而这股强大的情绪，不知会在哪个节点，偶然地、骤然地、剧烈地转向别处。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作者: 詹明信，译者: 陈清侨等，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1月
与快乐同行的暴力，其实还施加在未曾出场的群体身上。比如，一直作为潜在参照系的“妹妹”。“妹妹”们没有耀眼的履历，亦无足以颠覆秩序的资本。“姐姐”与“妹妹”的潜在比较，无异于同性内部的战争，遵循的依旧是慕强逻辑。对姐姐们的膜拜，也大体离不开脸蛋、身材、八卦、事业成功、商业价值这些关注点。鲍德里亚不无残酷地指出过，“女人只能作为‘快乐力’和‘时尚力’得到自由和解放”（《象征交换与死亡》，第132页），就此得出女性解放的结论，恐怕只是一种激进的幻觉。
再比如，我们厌恶以往的女性叙事中，只将女性作为“妈妈”、“妻子”、“女儿”、“媳妇”来叙述，期盼能够从正面直接展现女性个体本身。《姐姐》将重点放在女性个体上，自有其价值。不过我们依然需要警惕，成熟女性的生活世界本身就是多元的，她们同时也是“妈妈”、“妻子”和“女儿”，她们在不同领域担当重任、面临挑战。而如果要展现这样的“复合性”，自然离不开对于多重“关系”的正视与思考。《姐姐》里目前只有伊能静展现出了一些身份的多样性，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依靠删除“妹妹”、剔除“姐夫”、省略社会的“枝蔓”来臆想乘风破浪，否则，所谓的风浪，不就是虚幻的修辞吗？
学者姜涛在《今夜，我们又该如何关心人类——海子〈日记〉重读》一文里，曾回忆起自己在课堂上开的玩笑：“大家注意，‘今夜’海子在德令哈，他不关心人类，想到的只有姐姐。为什么没想到爸爸、妈妈、哥哥、弟弟，更没想到舅舅、阿姨和其他人，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在现代诗歌中，“生活世界丰富的错综次第”、柴米油盐组成的俗物之阵，被强大的抒情主体抹掉了痕迹；而在现代娱乐工业中，生活世界则被剪辑成另外的模样。对此，《娱乐何为》一书的结尾，发明了“娱乐存在论”：
娱乐升华为一种新式范例、一种新式世界及存在的形式。为了存在，为了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就必须要有娱乐性。只有具有娱乐性的事物才是实在的抑或现实的……现实本身似乎就是娱乐的结果。（171页）
《娱乐何为》，作者: [德] 韩炳哲，译者: 关玉红，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6月
也就是说，只有具备娱乐性的内容才会被看见和讲述，我们走到了一个极度匮乏“关系性”智慧的时刻，很容易在对立的价值观中互相辩驳、自我陶醉，而生活世界的褶皱则被无限拉平，直至极度贫瘠。我们可以对“荧屏熟人”的故事了如指掌，却不了解身边普通人的故事。被忽略的、没有娱乐价值的故事里，甚至也包括了我们自己的故事。
也许是时候聊聊何为“乘风破浪”这个亘古的人生意象了。天宝三载（744年），李白仕途失意之时，写下“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没有沉溺于“我太难了”的情绪，即便遭遇偃蹇，依旧积极向上。这是困境中的浪漫主义，这是离开C位（长安）时的生命意志，这是历史上的乘风破浪，亦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上演。
在丰饶如海的生活世界里，我们朝着快乐进发，又不得不像爱伦·坡《莫斯肯旋涡沉浮记》里的船员一样，绑紧自己的圆形木桶，从一个浪花跳向另外一个，拼尽全力，誓不沉没。《姐姐》带来的快乐，虽是旋涡之间的片刻宁静，却也让我们记起，正是身所历经的风浪，霸道而不失韧性地划宽着生活的航道。
作者 | 李静
编辑 | 张婷
校对 |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