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老北京的市井生活 | 北京城迹①
题记:民国时期,老百姓中流传一个说法:“东单西四鼓楼前。”意指旧京的繁华所在。他们记得四五十年代的鼓楼,戏棚、茶座、杂耍场子,是那时候的消遣之处。如今几十年过去,这座明时的建筑,渐渐变成了老北京的地标。围绕它的故事铺展开来,是几代人在历史中走过的痕迹。
“北京城迹”第一期:鼓楼。
鼓楼附近的赵府街副食店,店内的秤也是“老物件”。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文|新京报记者王双兴 编辑 | 胡杰
校对 | 郭利琴
本文约4425字,阅读全文约需9分钟
每个老北京人,心中都有一座鼓楼。
生于四五十年代的老人回忆起童年时的鼓楼,会首先说起什刹海作为漕运码头、南锣鼓巷作为皇家领地、烟袋斜街作为商业中心的历史,到了青年时代,后海变成了一个天然游泳场,5分钟一张门票随便游,累了爬上岸,去南锣鼓巷买驴打滚儿、鸡头米、芸豆卷吃。
半个世纪后,老人们惊讶于蒲扇、茶寮和大秧歌的消失,而日本料理、韩国烧烤、美式咖啡让人觉得“到了联合国”。
生于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则更爱说在鼓楼胡同里走街串巷的日子。大杂院里办婚礼热闹,发糖时,喜悦也被一把一把抓在手心里;把一毛两毛的零花钱攒下来,买磁带,买游戏机;两拨小年轻在鼓楼前茬架,摩拳擦掌眼看着要动手,一排三轮车从人群中穿过,成功化解了一场“战争”……
这座明时的建筑,渐渐变成了老北京的地标,围绕它的故事铺展开来,是几代人在历史中走过的痕迹。
59岁的“小李子”
李瑞生的副食店名气大,但不好找。
过了钟鼓楼,从钟楼湾胡同拐进豆腐池胡同,再向北穿过赵府街,店铺坐落在十字路口的位置。生锈的铁招牌上挂着红字:赵府街副食店。
赵府街副食店门外。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站在门口打量上两三分钟,便有手里拎着二锅头的中年男人凑过来提醒:“快拍下来,现在哪儿还有这样的商店啊。”
59岁的李瑞生正在店里忙活,五六点钟是小店的“晚高峰”,街坊邻居端着碗带着盆钻进店里,一块五的咸菜,四块钱的黄酱,舀好、装袋、递到顾客手上,李瑞生几乎不需要增减,“一勺准”。
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练就的手艺。李瑞生说,“要一两就是一两,要二两就是二两,不能多也不能少。”
从1956年开始营业,小店如今已经62岁,比李瑞生年纪还大。他在1987年借调过来,干了30多年。
起初,赵府街副食店有130多平米,分成肉类组、蔬菜组、烟酒组等等,光是职工就有20多个。它为鼓楼附近几条胡同的1400户居民提供柴米油盐,李瑞生端着铁饭碗,生活悠闲。
1992年,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菜市场、超市陆续出现,胡同里也开始有人摆摊,国营副食店不再是老百姓购物的唯一选择,“销量开始慢慢地下滑了,一天不如一天,后来就不够开支了,养活不了这帮职工,职工下岗的下岗,调走的调走,买断的买断。”李瑞生回忆,“一百多平的门脸隔出去一大半,租给别人,就留下这四十多平。”
自称“一根筋”的李瑞生留了下来,“街坊邻居吃了几十年我店里的东西,没吃够,我就继续卖他们想吃的东西。”
李瑞生的货架底下,放了一口缸、一个桶,缸里是黄酱,桶里是麻酱,这是小店的招牌商品,从1956年卖到如今。麻酱一斤从五毛五卖到十三,翻了20倍左右;黄酱过去一毛六,现在五块钱一斤,翻了30倍。
几张六七十年代的宣传画贴在店铺的墙上,黄色包装的固体酱油和白色包装的糕干粉早就不再卖了,画着荷花图案的代藕粉如今也升级为了小孩食用的米糊。曾经有德国人提出要用2000块钱买下这些图片,李瑞生不答应,“这是镇店之宝。”
如今,赵府街副食店被媒体打上“京城最后一家国营副食店”的标签,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
系着领带的男子掏出手机说“李大爷我拍个照,给孩子写作文用”,头发泛白的女士指着桌上的动物饼干问“这个是不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甚至曾有年轻人跑来店里拍婚纱照,李瑞生边笑边觉得莫名其妙。
最近一年,他思虑最多的,是退休的事。马上六十了,明年三月就是他这个老职工工作生涯的尾声,“谁来接这个班,谁来传承北京的副食行业的文化?”李瑞生时不时就想想。
顾客还是一个接一个地钻到小店里来,他们大多数喊他“李师傅”,客客气气;也有老太太颤颤巍巍地进来,叫一声“小李子”。李瑞生用手捋了捋他的白头发,仰着脑袋笑:“我长一岁,她也长一岁,她管我叫小李的时候比我大十岁二十岁,现在她80了,还是叫我小李子呢。”
胡同里长大的孩子
9月27号上午十点多,王七(化名)准备“出工”了。
秋天正大规模入侵北京,气温降到十三四度,他披了一件墨绿色的夹克,蹬上生锈的老自行车,绕过几条巷子,就到了钟鼓楼前。
黑挎包里装着几十本明信片,上面分别用中文、英文、日语、韩语印着:北京胡同。王七以向游客售卖明信片为营生,但十月一黄金周到来前的钟鼓楼游客寥寥,转了一圈只卖出两套。
一旁等生意的三轮车车夫朝他喊:“有一帮老外刚上钟楼,估计等会就该出来了。”王七点点头,坐到钟楼底下的花坛边,把脖子缩到夹克的领子里。
1976年他就出生在附近的老式民房,自己说自己是典型的胡同串子。童年记忆里的钟鼓楼不卖门票,里面办过庙会、开过展销,八十年代末还有游戏厅、录像厅,“那时候家里都穷,不舍得去电影院,就花几毛钱去看录像,我喜欢《拳王钱王》,武打片,好看。”王七别过头去,盯着远处鼓楼的红墙看。
中秋前夕的北京鼓楼。新京报记者王双兴 摄
胡同里长大的孩子,爱说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蹲在家门口玩弹球、拍洋画,一放假就去护城河捞鱼、逮蜻蜓,最喜欢八月底,院子里的几棵枣树结了果实,“每年都上去够枣儿”。
“枣儿结得跟小苹果似的,别看它青,又脆又甜。”王七挑着眉毛,笑,“我特傻,拿一塑料袋儿,我们院儿一哥们儿,拿一个双肩包儿。上去枣真多,他装一大包儿,我装一小袋儿。”
挨骂是常事,时不时有人冲着房顶喊:“我那是私房,给踩漏了怎么办?”——王七说,那时大多是公房,踩漏了公家修,但私房坏了只能自己掏钱修。
大人在底下喊:“你给我下来!”孩子在房顶上对峙:“就不下去。”
“再不下来我就上去了!”
“你上来呀。”说完撒丫子就跑。用王七的话说:“房上的地形我们都摸透了。”
后来,王七们的青春期赶上了摇滚的大潮,崔健、唐朝炙手可热,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把吉他,在胡同里边走边唱,走到鼓楼底下,站在街边唱。那时的后海尚未被酒吧环绕,没有人听过何勇《钟鼓楼》的旋律,赵雷靠着鼓楼墙壁晒太阳还是十几年后的事,王七们只有拿压岁钱才买得起十块钱一盒的磁带。
那时的油条八分钱一根,一毛六就是一顿早餐,他把零花钱攒下来买烟,八毛三一盒,不带过滤嘴。
“没有烦恼,每天瞎玩,那就是最好的年龄。”42岁的王七从口袋里摸出一盒4块钱的双叶,点燃一根,叼在嘴里。
微电影里的“鼓楼记忆”
不忙的时候,方喆喜欢在鼓楼附近转转。
他穿着方格衬衫,用一口北京话和遇见的熟人打招呼:“大爷忙着呐?”“您加我微信,手机号就是微信号。”“有空儿咱哥俩再聊!”
方喆今年31岁,辞了职拍微电影,专讲老北京文化,演员都是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他给团队起名“鼓楼人艺”——在鼓楼附近长大,致敬北京人艺。
方喆和朋友麦克。受访者供图
钟鼓楼是四九城中轴线的北侧终点,轴线以西是西城区,轴线以东是东城区。这条元代至元四年营造的中轴线,距今有七百多年历史了。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全程7.8公里。老人们比喻说,北京中轴线是一条卧龙,前门大街是龙头,天桥是龙鼻子,故宫是龙身,鼓楼则是龙尾巴。
方喆就成长在龙尾巴上。
他拍过一部微电影,叫《中轴线争霸》,每个演员扮演一个中轴线上的地标建筑,通过几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去“争霸”:天桥是古时候杂耍卖艺的地方,所以演员是艺人形象;景山上曾经有许多人弹奏乐器,所以演员带着道具;钟鼓楼讲究晨钟暮鼓,所以钟楼扮演者是小孩,鼓楼扮演者是老人……他们要在电影里寻找北新桥的桥、用49分钟跑完四九城、寻找“机灵鬼儿,透亮碑儿,小金豆子,不吃亏儿”这句顺口溜里的“不吃亏儿”(四句话分别是东岳庙里的四块碑石,其中只有“不吃亏儿”至今尚未找到)……
9月27日,方喆沿着中轴线朝南走,路过钟楼、鼓楼,进入地安门外大街。沿街的商铺有羊蝎子和老北京火锅,也有DQ和吉野家。方喆说,和自己儿时的记忆比起来,变化很大。
童年的地安门外大街是讨小孩子喜欢的地方,电玩商店、游戏厅林立。方喆把两手放在胸前,摆出打游戏机的姿势:“那时候流行魂斗罗。”
作为八零后,他的童年记忆已经迥异于父辈和祖辈。
生于五十年代的老人讲起自己儿时的“滑梯”:小时候和姥姥一起去钟鼓楼,老人家爱听戏,就去鼓楼正门里的露天戏园子,坐在长板凳上听乐亭大鼓。小孩们不爱听咿咿呀呀,就跑去滑滑梯——那时候,钟楼外的石阶两侧是三尺来高的青条石。有人发明新方法,在滑梯上撒沙子,滑得快。滑啊滑,等到日头西斜,鸽子飞去什刹海又飞回来,就该回家吃晚饭了。姥姥一边和老人们说“明儿见”,一边摘下头巾,一边数落,一边抽打外孙屁股上的沙土……
这些都是方喆没有经历过的,但从2014年起,他开始追溯和记录老北京文化。上马饺子下马面,这是老习俗;“腊八儿粥”的第二个字不能读“八”,这是老方言;袜板儿、蜂窝煤炉子、门墩儿,这是老物件……方喆一个人、一台相机、一个三脚架,把它们放到微电影里。
27号,方喆陆续造访了烟袋斜街的茶社、地安门内大街的中国书店、豆腐池胡同和钟鼓楼广场。路过鼓楼时,恰逢一对夫妇在广场正中打羽毛球,东西方向站着,和鼓楼平行。
方喆乐了:“男的在东城,女的在西城。”
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
钟鼓楼前,各自有一个小广场。傍晚时分,附近居民在茶余饭后溜达过来,老太太三五成群地打牌,互相奉承着“你闺女儿子对你不赖”;老头儿围在一起下象棋,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走了,就扬起手抓抓头顶的白发;有小孩儿骑着玩具自行车呼啸而过,后面跟着喘粗气的奶奶;猫在房顶上发呆。
鼓楼文化广场旁的猫。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人们有时候会想起百十年前的市井生活,也是一样热闹,活色生香。
鼓楼的老人们回忆,民国时期,老百姓中流传一个说法:“东单西四鼓楼前。”意指旧京的繁华所在。他们记得四五十年代的鼓楼,戏棚、茶座、杂耍场子,是那时候的消遣之处。有轨电车被老百姓叫成“当当儿车”,穿过鼓楼前的街道,总能路过绸布店、百货店、裁缝铺、理发馆;路过邮局、银行、小教堂、澡堂子;以及路过说书的、唱戏的、推车的、耍猴的……
几十年后,地下的8号线地铁取代了地上的“当当儿车”,端着相机的人钻进街巷里,镜头对准穿着白大褂的剃头匠,挎着布兜子买菜归来的老太太。
住在鼓楼旁的老许在家里喷了驱蚊药,关上门,提着水杯到门口的大树底下闲坐,脚从运动鞋里伸出来透气儿,袜子雪白。
他70了,打小儿在鼓楼底下长大,曾经跑去门洞里乘凉的少年如今一头白发,钟鼓楼的门洞也不能随便进了,要收几十块门票。
老许乐意讲他还是小许时的故事。14岁就参加工作,在七机部(第七机械工业部)生产飞机部件;青年时代被大潮席卷,去了福建当兵;文革结束后回京,在航天部带八个徒弟……那时的钟鼓楼是发菜的地方,就是个菜摊子,也充当过储藏室,没收资本家的锅碗瓢盆和家具古董全都堆在上面,老百姓们凭票领取,老许被分到了一张实木桌子。
“现在那二环原来就是城墙,城墙外头全是脏水坑和荒地,堆着垃圾,我们净跑去捡瓶子玩……”后来垃圾堆陆续变成了三环四环五环,鼓楼地区也慢慢从北城变成了老城。小许成了亲,有了孩子,徒弟也有的当了官。如今老许古稀,他不再操心工作上的事了,更关心放在枕边的高血压药和四千八百元退休金。
夜幕降临前,鸽子呼啦啦地飞过鼓楼,呼啦啦消失在视线里。
十一黄金周来了,李瑞生会照例做他的小买卖,说不定还有外国人来店里参观;王七黑挎包中的明信片会卖得快些,勤快一点儿没准还能全都卖完;方喆的下一部微电影叫《北京顽主》,他会四处转转,寻找演员……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我与中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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