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知道的世界健美先生阿诺施瓦辛格的那些故事

这样的阿诺你知道多少呢

不公平的待遇

1986年夏天，这对新婚夫妇搬到了日落大道的一座价值400万美元的豪宅里，这幢住宅位于洛杉矶的太平洋帕利塞兹区，非常适合好莱坞大明星居住。七间浴室和七间卧室的房子里有一种开放、通畅的感觉；宽敞的庭院里有一个游泳池、一处喷泉和一个紧挨着威尔?罗杰斯公园的网球场。在头几个月里，阿诺和他的新娘主要是周末来这座新房享受美好时光，因为玛丽亚又回到纽约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早间新闻”栏目联合主持人了。

阿诺试着为她辩解，说“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可是她应该做那份工作，她会因为做了那份工作而在以后的生活中感到幸福”。无疑，阿诺试着努力应付好这种局面。“我们尽可能地飞来飞去，话费已经高达成千上万美元。”阿诺接受波士顿WBZ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在电话里过性生活，只是她在东岸，我在西岸，这样我们没法生孩子。”

阿诺娶了一个有自己的工作日程的女强人，但他是在自己想要的时间以自己的方式娶的她。他不打算改变自己的习惯和趣味，如果他改变的话，那一定是在玛丽亚做出最聪明伶俐、最顺乎他的心意的努力之后。

在最成功的婚姻中，总有一方要对婚姻付出更多，在建立婚姻关系的过程中投入更多感情和精力。如果这段名人婚姻不遭遇大多数名人首次婚姻的共同宿命的话，那将主要是因为玛丽亚。玛丽亚是一个占有欲强的女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控制自己的那种欲望，直到阿诺最终向她求婚为止。考虑到她多么渴望得到这桩婚姻，却又在新婚之后就甘愿撇下丈夫，这说明她的雄心有多大。她了解自己的丈夫，而且也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但她想在最高层次上实现自己的野心。

8月1日玛丽亚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早间新闻”栏目解雇的时候，起初她的精神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不久她就把那件事归于自己经验不足，并且回到洛杉矶，受雇于全国广播公司①。这次跳槽很走运。在三年的时间内，她在每周的工作日里致力于电视杂志节目的制作，周六晚上赶到纽约主持全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栏目，第二天早晨到华盛顿特区主持“今天星期天”栏目。对于一个非常缺乏电视工作天赋的女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她成了这个行业的杰出女性，始终在追求更高的职位，或许有一天，她甚至会专职主持全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栏目，或者拥有自己独立的电视节目。

“玛丽亚的工作时间跟所有的人都一样。”玛丽亚在全国广播公司的长期制片人和亲密朋友桑迪?格莱斯廷说，“整天连轴转，真的很辛苦。”做电视节目时，玛丽亚试图维持施赖弗家族的理想，只要可以报道重要的社会问题，玛丽亚就会同意做以名人为报道对象的新闻节目。

某些丈夫可能会发觉，他们的新娘每个周末从美洲大陆的这边飞到那边，并且在工作日期间无休止地工作，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但是对于阿诺来说，这让他称心如意。他也常常居无定所，总是在飞往什么地方的飞机上，或者在拍摄现场忙碌。这对夫妇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特别地匆忙紧张。

阿诺善于处理自己事业的每一个细节，这一点受到称赞也当之无愧，但是与他的妻子相比，他比较自我放纵。“玛丽亚非常神经质，而且是一个最有控制欲的女人。”一个与他们很接近的旁观者说，“他们的情况基本上是，一个有支配欲的怪人嫁给了另一个有支配欲的怪人。”

玛丽亚的母亲曾教过她唯一的女儿，不管她做什么事情，都只是个开始，没有任何事情你可以说已经十全十美了。玛丽亚将这一标准最苛刻地用于自身，同样也将这一标准用于她周围的人，特别是她的丈夫。她对丈夫的那种吹毛求疵，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相比。她不满意的可能是他的服饰、他的言辞或者他所选择的电影角色，不过她的意见总是直截了当而且有说服力。

阿诺在这个世界上塑造的自我形象，远比现实中的自我完美。他曾设法主要以函授的方式获得在苏必利尔市的威斯康星大学经贸专业学位，不过所受的教育远不如在教室里花上大量时间所受到的教育。他几乎完全是自学。就像某个勉强能说点儿外语的人，当他听不明白别人在说什么的时候会露出狡黠的微笑一样，阿诺常常这样愚弄人们，让别人觉得他明白的东西比实际上多。

作为肯尼迪家族和施赖弗家族的一员长大，对于美国社会的权力和财富，玛丽亚比起大多数人来有一种更直觉性的意识。她的家族每天都会利用他们的姓氏和地位，去做他们认为有益的事情，从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升自己。阿诺也学会了如何掌握最有效的工具来影响美国社会。他学会了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把它做好，还学会了看到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

阿诺不仅是玛丽亚生活中的最爱，也是她伟大的教育工程中的最爱。她所教给阿诺的，比阿诺遇到的所有人教给他的都多。“玛丽亚领了一个小男孩，把他变成了一个男人。”贝蒂?韦德说，“她帮助他成熟起来。她将一块顽石雕琢成宝玉。他有学习的能力，成了她的一部分。对他来说，她一直就像是个奇迹。”

在尽力帮助阿诺的同时，玛丽亚也对丈夫吹毛求疵。她的那些建议在大大帮助了他的同时，最终也导致了阿诺对自己的怀疑，这是前所未有的。

玛丽亚爱她的丈夫，这并不意味着她必须爱她丈夫的朋友，她发现，他的那些朋友中有几个是一钱不值的混混儿。在她看来，是他们带出了阿诺粗俗、自我放纵的一面，那浪费了他的时间和精力。她知道这些人跟阿诺一起做过的事情，以及那些跟他们有牵连的无数的女人。那是她丈夫生活的一部分，她只想让这些成为被遗忘的过去。只要这些人还在阿诺身边，阿诺生活的那部分还会那样。

阿诺一搬进新家，就邀请他的一帮好友过来举办晚会。“这是咱们的房子，伙计们。”阿诺说。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人信以为真，只要一时兴起，就会光顾这里并使用游泳池，但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的话仅仅说明他们总是受欢迎的。两三个月后的一天，玛丽亚回来后，他又邀请他们所有的人过来。这完全是那些男人的夜晚，他们懒懒散散地随处坐着，抽着雪茄，喝着酒，讲着黄色笑话，用的是玛丽亚在圣心修女院的老师们从未听到过的语言。

就在他们沉浸在这种逗笑打闹的哥儿们情谊之中时，玛丽亚登场了，她站在他们的面前，指间夹着一支装在长烟嘴里的雪茄。“嗨，伙计们，谁给我点烟？”她说，随后加了一句，“是的，我想坐在这儿，做个无赖，谁也管不了我。”

阿诺抬头看了看她，放下手中的雪茄。他有跟朋友待在一起的时间，没有人能改变这件事，哪怕是他的妻子。“嗨，亲爱的，”他抬头看了看说，“到里边去吧。”

于是玛丽亚进去了。

阿诺尽其所能地做好一切事情来打消他母亲的疑虑——即使他结婚了，他对她的关心也不会减少。阿诺有一种欧洲人的态度，只要母亲想来暂住，她就会受到欢迎。每年冬天，他都会邀请奥里莉亚来洛杉矶，在那里她通常会呆三个月。而玛丽亚邀请自己母亲来的时候，尤妮斯通常只呆几天，而且她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残奥会的赛事一项接一项，她还要看望她的儿子博比或者其他朋友。

这对夫妇的朋友们声称，玛丽亚发现，她婆婆在家里待整整三个月让她难以忍受，而且这成了她婚姻中的一件棘手的事情。玛丽亚说，是她邀请她的婆婆，也就是她所称的“施瓦辛格女士”来住的，她每个晚上与她一起吃饭，并且力图让她觉得自己是受欢迎的。尽管她不愿承认阿诺的母亲在她家逗留那么长时间让她多么麻烦，可她的不自在在很大程度上流露出来了，足以让她的朋友注意到。

奥里莉亚并不是一个性情和蔼、宠爱孙子的祖母。在她看来，儿子娶了一个不会说德语的女人是高攀了。玛丽亚并没有大多数奥地利女性所具备的那种开朗的性格，而且看起来似乎从没完全放松过。因为玛丽亚不会做饭，所以阿诺的母亲为她的爱子准备了奥地利饭菜。阿诺最喜欢的童年记忆，就是星期日午餐或晚餐的炸肉片和蒸米饭，他整整一周都在期盼着这些东西。在洛杉矶，他的母亲给他做了鱼以及别的奥地利人特别喜欢的食物。她担心他会太瘦，就设法让他强壮起来，并且告诫心爱的儿子，在训练前要先吃点东西。

阿诺离家去外景地的几周时间里，奥里莉亚并没有给她在奥地利的朋友打电话抱怨自己的儿子，但是她确实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这座巨大的房子里，与一些不能跟她说话而且似乎也不关心她的人待在一起，她很孤独。实际上，阿诺是一个最称职也最有爱心的儿子，在他母亲最后几十年的生活里，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使母亲过得安逸、舒适和愉快，这种生活是她早年没有享受过的。玛丽亚明白并且尊重阿诺对他母亲的爱，如果说她没能做到奥地利村民本性所具有的那种势不可挡的殷勤好客，那么她在容忍一位通常难以相处的婆婆方面，至少比大多数美国女人所能做到的要好得多。

玛丽亚坚决维护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但平等总是有限度的，而阿诺则坚持，和他一起出去的时候，玛丽亚和他的母亲一定不能穿裤子。这是他始终坚持的一点。如果女人真的要穿裤子的话，那么她们也会穿得很有装饰效果，而这也是他不喜欢的。女人既不应该穿得像男人，举止也不应该像男人。

玛丽亚也开始让阿诺感觉到自己在他事业和生活中的存在，她评点他的电影剧本，参加会议，提出建议，批评那些和他在一起并为他工作的人。阿诺的其他顾问在她周围都小心翼翼，不敢冒险惹怒她。他们知道，他们永远不会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如玛丽亚的丈夫那样重视她的判断。

“她聪明绝顶，而且帮助我比帮助她自己更让她觉得舒适和幸福。”阿诺在婚后五年说，“她读电影剧本时会说：‘你应该跟导演讨论这一页。’‘我想，你的这一场戏纯属浪费时间。’事情就是那样。她很上心。我们放电影的粗剪样片时，导演会说：‘你不喜欢的地方是哪儿？’我会回答：‘我只是第一次看样片。’但是我的妻子会交给他一份长达两页的评论。”

阿诺的生活安定美满。他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在里面安度余生，还有妻子与他一同住在那儿。他的事业同样稳定。他的事业与伟大的艺术理想没有关系，而是与市场的营运有关。他的电影都是精心打造出来的产品，从开始构思时就打上了他自己的标志。“当人们带着剧本或构思来找我时，我会告诉他们：‘在我们拍摄第一个镜头之前，必须先拍摄海报。’”他告诉《洛杉矶时报》说，“电影的形象是什么？我们的卖点是什么？用一句话表达，这部电影说的是什么。你不能？那你怎么推销这部电影？所以，忘了它吧。说下一个方案。”

阿诺1986年夏的电影《魔鬼杀阵》就很容易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被革职的联邦调查局密探，作为一名从事秘密调查的警察，独自一人捣毁了一窝芝加哥匪帮，以此挽回了自己的声誉。这部影片系统地整合了施瓦辛格影片的全部元素：主角强壮的肌肉和智慧，一桩未果的风流韵事，渗透全篇的暴力场面，最终的高潮是一场死亡和流血的盛宴。为了那场血流成河的血腥打斗，阿诺的角色要穿上黑色的衣服，阿诺对着镜子仔细检查好自己的行头，伴随着滚石乐队《（我得不到）满足》的歌声出发，通过消灭一群芝加哥匪徒来证明这首歌是错误的。在97分钟的影片中，他杀死了42个人。

那个夏天，《魔鬼杀阵》因为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史泰龙的《眼镜蛇》，而票房收入不尽如人意。尽管对于《魔鬼杀阵》的评价很坏，但是这些评价要比给《眼镜蛇》的那些好得多。一篇题为《施瓦辛格在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了讨厌的史泰龙》的文章被作为《多伦多明星报》的头版头条刊发。史泰龙因为在其影片中愚笨无知的暴力表演而受到了无情的抨击，但是阿诺可以躲过这种抨击的部分原因，是他的角色通过幽默使影片的血腥味儿得到了调节，但最主要的则是因为阿诺对娱乐媒体的控制。

现在阿诺已不需要像早年那样去全力以赴争取有更多的宣传报道来推销自己，任何负面的评价都会引起最大的关注。他仍然比任何一个跟他同样级别的明星都更注意自己公关宣传方面的事务。因为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他和帕克都严格控制关于他的消息。娱乐媒体作为伟大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阿诺对其不抱任何浪漫的幻想。他是他自己的产品，不喜欢别人从他身上来赚钱。他认为媒体不过是一张海报，它的作用就是把他的消息印上去而已。

他就是产品。如果人们想利用这一产品来赚钱，卖杂志，提高收视率，那么他就得按照自己的价钱来开发这一产品。他从韦德的那些出版物中，接受了如何控制形象方面的教育，但现在他是在以更高的水平经营自己的形象。

“很多次，当我们步行穿过一个酒店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女孩就会走上来想和他拍张照，但他都明智地拒绝了。”乔尔?帕克与自己的妻子夏洛特在一家公关公司做搭档，他回忆道，“有人向他介绍一位来自俄罗斯的选美王后，而他却说：‘让她离我远点儿。’他是一个对游戏有更深层理解的人。”

阿诺的操控如此成功，以至于在过去的数年中，他对媒体几乎形成一种媒体老板的姿态。记者有他们自己的职业等级，在这种等级划分中，娱乐媒体处于最低位置。阿诺则有自己的等级标准。那些他想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的媒体和记者地位最高，而不愿做的那些则在最底层。

在这位明星接受某家杂志的采访前，帕克会力图通过协商让他们出具一份保证书。然后，她会与该杂志的记者会面，尽可能充分地了解他或者她的采访意图，并据此提出阿诺该如何掌握这次访谈的建议。大多数情况下，她会把访谈限制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那样，阿诺在谨慎地发表讲话并严格监控自己所说的话时，就会显得比较自然。“阿诺知道如何塑造自己的形象，并让记者感到他所说的话很有价值、十分重要，他在这方面绝对有天赋。”帕克说。

在随后的几年里，阿诺和他的公关秘书帕克的这套做法，成了所有明星和他们的公关秘书通用的惯例，但这种惯例是阿诺和帕克开创的。电影圈很小，充满了嫉妒，而且要始终尊重他人的特权。阿诺对娱乐媒体的控制，就好像他通过谈判在他的合同里确定了一项额外的新条款。

为了接近明星，娱乐记者和媒体基本上以一种几乎是约定俗成的方式放弃了部分的自由。尽管大多数记者能够愉快地接受，但也有人对这种他们认为不可忍受的限制感到害怕。如果有记者发泄他们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帕克便首当其冲。“人们嫉妒她的职位。”阿诺说，“我总是跟夏洛特说：‘你肯定会得到这样的嫉妒。很明显，人们认为你很好，那正是他们心烦的原因。’”

阿诺很早就领会到，他不是达斯汀?霍夫曼①或者罗伯特?德尼罗那样的演员，他们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类型和品质的角色，来创造自己长期的、成功的演艺事业。而阿诺只是一种产品，如果公众不喜欢他，他就完了。午夜和早间的脱口秀以及大多数其他的娱乐媒体，多半都是规模庞大的狗仔队兜售他们的货物的地方。“当我没有理由去做访谈和脱口秀节目的时候，我就会讨厌做这些东西。”阿诺说，“但当我有一部影片杀青的时候，我就会很高兴地接受采访，特别是如果我拍了一部自认为很棒的影片的话。”

当轮到阿诺离开演员休息室上电视发表评论的时候，他会很专业地变得迷人、机智诙谐，但是他绝不会忘记，他在那儿是为了推销自己的影片。他懂得名人生活的节奏。他想如大潮一般闯入公众的视野，随后静静地引退，直至下一部影片完成，接着再次闯入公众的视野之中。有时候，如果宣传没有在他想要的时间有效地达到预期效果，他就停止宣传。

阿诺特别醉心于让自己的脸出现在杂志封面上，因为他的脸是他的形象标志。杂志封面上的照片可以精心制作，别的宣传媒介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杂志里面的文字当然是次要的。在帕克的办公室里，她开始用图钉把一张一张的封面照都钉在墙上。那面墙成了阿诺事业的编年表。在墙的一边，几乎只有健美运动杂志的封面。随后，开始出现电影杂志，再往后就有了一些商务期刊，最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普通趣味的杂志。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在阿诺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帕克为他事业和生活中的每一个新的进展四处进行宣传。对于关系到自己的书面言论，阿诺已经可以辩护了。

外出为一部电影做促销宣传的时候，他并不打算与玛丽亚同盖一床被子。这并不是一个竞争的问题。他有一部电影要推销，最好的方式就是凸现他自己的形象。除此之外，他有他自己的故事，将他捆绑进仍在演绎的肯尼迪传奇，附会进这一传奇中的又一个插曲，会让他怒不可遏。“我不想让他们兜售肯尼迪家的狗屎。”他说这话时，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

尽管阿诺尽可能地控制自己的形象，可有些时刻，他也难免马失前蹄。如果没有帕克为他做好预备功课，他几乎不跟媒体打交道。这种交道通常是接受访谈。但是有一天，阿诺在没有事先告知帕克的情况下，同意接受一位很受关注的自由记者琼?古德曼代表《花花公子》采访他。

帕克把阿诺看做自己的媒体创造物，阿诺要绕过她让她很生气。“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帕克回忆道，“我告诉阿诺：‘别这样做。’我告诉他，‘我对那女孩没什么好感。’她在我周围走来走去让我非常生气，而且我生所有人的气，因为出了大乱子还是要我来收拾。我告诉阿诺，我是多么恼火。”

帕克一直负责为访谈项目设定条件，但是这次阿诺自己做了。“做这个访谈，我有一个条件，”阿诺告诉古德曼，“那就是不能提到布丽吉特?尼尔森的名字，甚至她姓名的首字母都不可以。关于她的一切都不能出现。”

“这我同意，我也可以要求《花花公子》做到。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玛丽亚不是一个难以相处的女人。”阿诺说，“她是肯尼迪家族的一员，她了解电影行业，可是唯一让她心烦的人就是布丽吉特?尼尔森。”

古德曼乘飞机去了《红场特警》在芝加哥的拍摄场地。《花花公子》访谈的对象通常要与采访者坐在一起交流很长时间，这样，名人才会不可避免地说一些他在单个时段内不会说的事情。他们在一起的第一个傍晚是和拍那部电影的一群人在一起，阿诺的一个朋友提到了尼尔森，阿诺做了个手势，手势好像表示让他放心，整个事情终于结束了。

阿诺与古德曼许多次的谈话期间，经常谈及尼尔森——史泰龙的前妻。当古德曼听着阿诺着迷地谈论那个女人时，她断定，阿诺正在谈及的是一个他自己的女性版本。“她有和他一样的雄心和自我意识，坚持不懈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在各方面都与阿诺完全相同。”古德曼说，“阿诺对她又爱又恨，这是他的真情流露。”

阿诺解释了尼尔森是怎么追求他的，他和杰克?布卢姆是如何通过向史泰龙推荐她来摆脱她的。在纽约，阿诺碰巧在一家商店里撞上了这对新婚夫妇。“她说：‘别买那件夹克，它穿在你身上并不好看，我们去另一家店吧。’”阿诺回忆道，“她要把一切都掌控在他的手里，我为那个可怜的家伙感到难过。”

阿诺在与古德曼的谈话中猛烈地抨击了史泰龙，但是他事先要求自己的话不得发表。阿诺第一次与古德曼谈论史泰龙，正是他去芝加哥旅行前。他特意说明：“这不能发表。”后来，当再次谈到史泰龙的时候，阿诺又强调说：“这跟这次采访没有关系。”古德曼说：“当然。”

当阿诺预先得知1988年1月的访谈将会出现什么内容时，他意识到，在他的事业中，他犯了一个最大的传媒错误。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说了一些从那以后一直让他苦恼的事情，而且，还因为一个明星像他攻击史泰龙那样猛烈抨击另一个明星，几乎是没有先例的。

古德曼声称，阿诺宣布不录音的那些材料，在后来的采访录音中又被重复说到。可如果这是真的，访谈记录中却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她还说，她和《花花公子》的律师认为，阿诺说“这跟这次采访没有关系”，意思只是说他认为那些话无关紧要，而且如果阿诺不想公开那些话，他应该说得非常明确。

“史泰龙不是我的朋友。”阿诺在发表的访谈中说，“他用错误的方式打击我。我竭尽全力与这个家伙交好，但他发出的却是错误的反应。听着，他雇用了世界上最好的公关秘书，可他们并不能改正他的行为。没有人能做任何事情来拯救他愚蠢的形象。”他继续批评史泰龙对女性甚至是对自己着装的态度，嘲笑他的“白色西装，竭力显得鲜亮、时髦”，还嘲笑“他演出时穿的那件该死的皮大衣”。

阿诺心烦意乱，从墨西哥的拍摄现场给《花花公子》的一个高级编辑巴里?戈尔森打了电话。这本应是帕克打的一个电话，决不该阿诺亲自拨打。“他发牢骚说，他用刻薄的语言抨击斯莱?史泰龙虚荣，现在他后悔了。”戈尔森回忆道，“我同意删掉那些话吗？我问为什么。他给了我一个令人费解的理由。我说我不能那么做。他说，他会在将来某个时候向我提供更有趣的材料。我说，不，谢谢。随后他说，因为这次不跟他合作，他会以某种方式来回敬我和《花花公子》。最后他破口大骂。”

在阿诺的一生中，他大概从来没有做过这么一次透露内情的访谈，这个善于向一切学习的男人明白，他决不可能再完全相信一个记者了。“我说的关于史泰龙的话放肆吗？”阿诺问，“是的，是过分了，因为他肯定是一个比我更大牌的明星。但是对于事情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说了出来，但那并不是为了发表。她［古德曼］败坏了记者的名声，因为我失去了对人的信任。”

“在那时，我还是很幼稚。这次糟糕的事件是因为有些记者没有遵守诺言，在接受采访时几乎没有人会说任何心里话。这太糟糕了，因为人们永远都不会真正开始了解真实的你。”

那份期刊一出现在报摊上，阿诺就去《早安美国》节目，解释说他的话被错误地引用了。可那不是真的。那篇报道对他的话的引用的确是清楚、准确的。《花花公子》回应说，还有一些更容易引起争论的话杂志没有引用。那也不是真的。在发表的访谈中，《花花公子》几乎用了所有不能公开的言论中的精华。而且，杂志的德语特辑还发表了关于尼尔森的不能公开的材料。最后，正如阿诺所意识到的：“这个杂志造成了史泰龙对我的仇恨和怀疑。”

那一期《花花公子》上市几天之后，英国知名记者温迪?利说，史泰龙邀请她去影片《兰博Ⅲ》在亚利桑那州尤马的摄影棚。谈论他的电影不到半小时，史泰龙就愤怒地将话题转向了阿诺的访谈。“我们坐在外景地边上的那些高脚椅上，等他的电话。”利回忆道，“那时他说：‘阿诺是个很坏的家伙。’”史泰龙一旦开始，越来越强烈的恼怒就从他身上倾泄而出。“我对那个混蛋从没做过任何事情。”史泰龙说，“可他一直公开刺激我。现在他做得过火了。”

史泰龙关于阿诺的最好信息来源就是他的前妻。“他和布丽吉特有一段风流韵事。”史泰龙告诉利，“在奥地利的时候，她和他在一起，见了他的母亲，发现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情。我可以给你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史泰龙说，阿诺的父亲曾经是纳粹党员。阿诺甚至给布丽吉特?尼尔森看过一张他父亲当纳粹突击队员时身穿棕色制服的照片。

利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史泰龙告诉了她许多令人震惊的真相。1988年2月19日，她与史泰龙进行了一次录音的电话交谈，告诉他，在下个星期天，一篇报道会出现在英国小报《世界新闻》的头版。利还给帕克打了电话，为自己做些解释和辩解。这位公关秘书说，她对利说，她是奥地利大屠杀生还者的后代，如果阿诺以任何方式反对犹太人或者支持纳粹的话，她早就不会为他工作了。

这篇文章被冠以大字标题：《好莱坞明星的纳粹内情》，指责阿诺是一个“阿道夫?希特勒的秘密崇拜者”，持有“狂热的纳粹和反犹观点”。这篇文章进一步宣称，阿诺的父亲不仅仅是一个纳粹分子，而且还亲自指挥了对犹太人的围捕，把他们送进了集中营。文章丝毫没有提到帕克对这些指控的否认。利是这篇文章的联合署名者之一，尽管她身在美国，跟写这篇文章没有关系。

阿诺一贯对那些负面的评论不屑一顾，可是再也没有什么比那些关于他反犹或者支持纳粹的断言更能激怒他的了。他立即与《世界新闻》的老板鲁珀特?默多克①联系，表示抗议。利却试图对这个故事进行补充，她再次和史泰龙联系，根据利的说法，史泰龙向他提供了更多关于阿诺的丑闻材料，而且这些材料与原来那篇报道没有关系。当她告诉史泰龙她考虑把这些材料扩充为一本书时，史泰龙立刻去了她的饭店，劝她马上开始写。“我要给你找一个经纪人、一个会计、一个公关秘书和几个一天二十四小时保护你的保镖。”

利开始写这本书。她声称，史泰龙在幕后做了这个计划的许多组织工作。他给她找了个经纪人，让她与阿诺以前的公关秘书保罗?布洛克联系。他准备好了三个消息来源以证实阿诺的确和尼尔森有一段风流韵事。他还让利与小莱西?H.里奇取得了联系，莱西是健美界的一个同性恋狂，一直醉心于攻击阿诺，他成了利的关键指导者和亲密朋友。史泰龙也让利与一个侦探联系，那个侦探会带她去阿诺以前的几个女友那儿。史泰龙被阿诺困住了。“我每晚入睡前都会想起阿诺。”利回忆起史泰龙告诉她的话。

未被授权的传记作者常常可以从传记主人公的前任配偶和敌人那里得到最私密的材料。采访过他们以后，留给作者的就是那些不值得羡慕的工作，从那些人通常会提供的充满诽谤、刻薄攻击和故意夸大其词的材料中提取出一些真实的成分。史泰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息来源，不过利允许他接近她的写作计划，他甚至读过她手稿的第一稿。“亲爱的，读这个手稿要比四次口交还要爽。”她记得史泰龙这样对她说。这位明星有理由认为，只要这本书一出版，他就报仇雪恨了。

利已经处于一场花费巨大的官司之中，她正在玩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当时，阿诺的经纪人和公关秘书都说，他们对史泰龙的卷入一无所知，而阿诺大概也没有意识到，《洛基》中的英雄要在多大程度上对最具侵犯性的诽谤罪负责。他设置了几条战线，力图制止这本书出版，当这些失败的时候，就让那本书消失。

利说，阿诺刚刚得知她的出书计划，就亲自对那家小报和她提起了诉讼。英国法律的诽谤罪要比美国的量刑重。那家小报不得不证明，他们相信那篇报道是真实的，而且那篇报道的确是真实的，这个事实被公布出来符合公众的利益。1989年12月，这家英国小报在拿到一笔来路不明的款项后与阿诺和解，并且公开声明，那些片面之言都不是事情的真相，它们也不会被重复引用。对于利的起诉仍在继续。这个记者处在了困难的境地。她的出版商不打算出一本一个意在诽谤她的主人公的传记作者写的书。她被迫为自己辩护，而如果与《世界新闻》因共同过失一起进行辩护的话，事情会容易得多。

当利的书还在康登和威德出版公司排印的时候，出版商哈维?普洛特尼克接到了两个不寻常的电话。“两个打电话的人都是我认识同时也认识施瓦辛格的人。”普洛特尼克说，“我们出版过许多体育和健美运动方面的书，所以我们有许多共同认识的人。一个电话建议说，如果我不出版这本书并且将温迪打发走的话，作为报答，打电话的人和施瓦辛格就会写一本联合自传。我被告知，阿诺?施瓦辛格有充足的财力让我破产。”第二个电话提议付给普洛特尼克钱，让他买下那本书却不出版。

1990年春，普洛特尼克成功出版了《阿诺：一本未经授权的传记》。帕克给预约了利或者正在盘算约她的电视台打了电话。这位公关秘书指出，阿诺正在以诽谤罪起诉利。她暗示说，如果那位作者在某个节目中出现了，那么阿诺会在下一次的媒体宣传宴会上忽略做这个节目的人。几个节目中断了与利的联系，或者不再考虑预约她。《时代周刊》的詹姆斯?威尔沃思接到了来自帕克的、他所称的“紧急的、苛刻的请求”，所以在他为《时代周刊》写的关于阿诺的人物简介中，他没有提利的书。1990年戛纳电影节，在记者们获准参加记者招待会之前，帕克要求他们签署一项协议，保证他们不会问阿诺关于那本书的问题。史泰龙表面上维持着与阿诺的友谊，甚至在那一年电影节的晚会上与他跳舞。

最后，留给利的不是她所希望的一本有争议的畅销书，而是令人失望的销售业绩、巨额的调查费用、胎死腹中的媒体宣传和一场昂贵的诉讼。利说，1991年7月17日，她又一次见到史泰龙，稍后不久，她要提供一份证词，在这份证词中，她将被迫承认史泰龙是她对阿诺亲纳粹主义指控的消息来源。这之后几周，史泰龙打算宣布，他已经与阿诺成为合伙人，要办好莱坞星球酒店①，一个主题连锁店。两个合伙人打算炒热这一概念，随后公开发售股票。据推测，阿诺、史泰龙、布鲁斯?威利斯和其他明星投资者都是些喜欢一起在外闲荡的好朋友——那么为什么不在自己的主题饭店里逛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史泰龙在《世界新闻》那篇报道中所起的作用公之于众，将会是一场灾难。

利说，史泰龙把她介绍给了华盛顿的一位精力充沛的律师，并且答应，只要让那个律师接管案子，就会付给她此后所有的诉讼费用。那位律师以史泰龙的角色从未出现过的方式处理了这个案件。1993年，通过支付阿诺基本的损失和诉讼费，利和阿诺在法庭外私下和解，而利说，所有的钱都是史泰龙支付的。她也公开声明，在那篇文章中“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在诉讼过程中，阿诺得知是史泰龙在支持利，并且意识到，从《世界新闻》开始的一整套阴谋都是由他的明星同行设计的。在他余生的日子里的公共生活中，关于他支持纳粹和反犹的诽谤性断言永远会困扰着他。他有足够的理由去恨史泰龙。可被问及为什么有人要出那本书时，阿诺只是不情愿地证实了那些传闻。

“我觉得我多少也要负责，因为我也说过关于他的一些事情，所以这让他很生气。”阿诺说，“如果她［古德曼］遵守诺言的话，就绝不会在杂志上出现关于他的事。他非常愤怒，他显然是一个敏感的家伙，幸运的是，因为好莱坞星球酒店的合作，我们确实能够讲和。”

阿诺的讲和并不是休战。当面对许多镜头的时候，他拥抱史泰龙，但此后他与这个曾是他最大竞争对手的男人保持了一种谨慎、戒备的距离。

① 阿诺主演的一部电影《魔鬼杀阵》的片名可以直译为“不公平的待遇”。

① 简称“NBC”，旗下拥有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与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ABC（美国广播公司）一起称为美国三大新闻机构。

① 达斯汀?霍夫曼（1937— ）：美国影星，奥斯卡影帝。代表作《克莱默夫妇》、《雨人》等。

① 鲁珀特?默多克（1931— ）：澳大利亚出生的美国著名的新闻媒体经营者。

① 好莱坞星球酒店：由众多明星入股投资的环球连锁酒店。

真实的谎言

尽管阿诺付出了艰苦的训练，但他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健美运动员，仅仅因为他是以如此强壮、如此精力充沛的体格起步的。他也从父母的基因里遗传了一些别的东西，这是一个易患心脏病的家族。他的外祖母曾受先天性心脏病的困扰，他的母亲也是如此。奥里莉亚的医生曾告诉她，她应该做手术，但是她说，她的生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如果上帝想要带走她，她就准备跟上帝走。

早在1997年，阿诺快要过50岁生日的时候，他就知道，在母亲和外祖母之后，他也有同样的麻烦。人的心脏里有三个主动脉心脏瓣膜①，有的人出生的时候就只有两个瓣膜。起初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心脏瓣膜就会有一段时间开关困难，有可能钙化或者结疤。你的身体状况越好，呼吸急促或者心脏疼痛之类的症状表现出来就越晚，但当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损伤就已经很严重了。

阿诺有先天性心脏杂音。“我不能因此改变我的生活方式。”阿诺说，“我所进行的锻炼掩盖了这个问题。心脏杂音愈来愈厉害了，超声波显示，我的主动脉瓣膜上有钙化现象。我不愿意去想它，但最后我决定采取行动去治疗，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活下去了。我从来没有真正害怕过。我进行了许多调查，并与四所大学的医院交流过，最后选择了我最喜欢的一家医院进行治疗。”

医生告诉他，他可以等几年再做这个手术。如果他不想躺在手术台上，他可以进行药物治疗，但这样他就必须减少运动量。阿诺正在考虑进行有风险的心脏外科手术，与此同时，41岁的玛丽亚正在圣莫尼卡的圣?约翰健康中心，接受为期四周的静脉注射以维持体能。玛丽亚像她的母亲一样很容易兴奋，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无限活力的女人，但是她有许多健康问题。那时她怀着他们的第四个孩子，正在忍受剧烈的妊娠反应，伴着呕吐或者恶心，妊娠反应会导致孕妇体重下降和营养失调，有时候还有生命危险。

阿诺对生命的定义，是生活中的每样东西都能发挥到最高水平。毫无疑问，他想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包括让心脏停止跳动，切除主动脉有缺陷的部分，换上新的。阿诺说，这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同时他又说，“我对此没有丝毫迟疑”，尽管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那正是阿诺用来对付灾难与恐怖的心理方法。

他拥有一种美妙的生活，一个完美的、看起来似乎很健康的身体，他拒绝去细想所有那些可怕的可能性。他可能会死于这次手术，但他把这当做公园里的一次散步。1997年4月，阿诺做手术的那天，他凌晨1点钟在泳池里游了几圈。3点钟，玛丽亚开车送他去医院。孩子们稍后到达，肯尼迪家的许多亲戚也随后赶来。

阿诺从这次开胸手术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对斯文说感觉“就像是一辆火车停在了他的胸膛上，因为他们打开了他的胸腔”。怀着孕的玛丽亚和三个孩子陪在他的床边。尽管很疼，或许是因为疼痛，他极力掩饰自己的虚弱。“我犯了个错误，第二天早晨就从床上起来，苏醒三个小时后就继续上天赐予我的生命周期。”他说，“结果这个瓣膜又合不上了，他们不得不又放进去一个。从那以后，我很快就学会了多等一会儿。”他恢复得太猛、太快。他以强悍的方式恢复了活力，五天之后就离开了南加州大学医院①。

“要是人们几乎把你看做一台机器，那么，在你的身体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别人就会大吃一惊并觉得奇怪。”阿诺说，“人们最先知道，我是一个身体很棒的家伙，他们觉得很难理解我的身体也会像其他人那么脆弱。我并不怎么关心病痛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让全世界都相信它并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影响。让世人都相信我没事，我又回来了，这才是我关心的大事。”

“对我和我的事业来说，个人形象始终是一切。”阿诺回忆说，“它比现实更为重要。压倒一切的事情，就是人们感觉到我是什么，人们相信我是什么。”这几乎恰恰就是肯尼迪家族德高望重的创业鼻祖约瑟夫?F.肯尼迪曾经说过的关于生活的话。就阿诺来说，他生活的真相和事业的神话紧紧缠绕在一起，几乎不可能看清哪儿是现实，哪儿是神话。他不是一位手术后立刻从床上起来的电影英雄，而是一位心脏再次受损的49岁凡人。他没有第二条路，只有真实的导致第二次手术的结果。

阿诺在家里待了不到一星期，就和玛丽亚一起开着他们的运动休闲车，沿着日落大道送3岁的帕特里克去幼儿园，正在这时，有一辆车从旁边追上了他们，车里的司机开始对着阿诺录像。这位明星刚做过手术后的第一盘录像带，可能会值几千美金。那两个狗崽队的摄影记者尾随阿诺的车，沿着宽阔的林荫大道向西一直追到圣莫尼卡的蒙大拿大道上的幼儿园。阿诺和玛丽亚声称那车故意擦碰了他们的车。“我感到车受到了碰撞，我妻子开始大声叫喊：‘他撞了我们！他撞了我们！上帝，他疯了！’”阿诺说。医生曾警告他不要使劲用力做任何事情。“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他说，“我可能要死了。”

对这件事阿诺本可以再次一笑置之，但是他在这次恢复过程中变得很烦躁。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这次大手术不可避免的后遗症。他和玛丽亚坚持要起诉他们，结果他们因非法限制自由和鲁莽驾车而被判有罪。

阿诺还奋力回击那些他感觉到诽谤了他的人。有传言说他的心脏由于使用类固醇药物而遭到了毁坏。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假定，但阿诺坚持说这不是真的。阿诺周围的人私下谈论这种可能性。他回击那些敢于公开提出这种怀疑的人。小报《环球》以阿诺胸部装了定时炸弹为标题，说“他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在一个有缺陷的心脏瓣膜上做了一个接一个的手术后，他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阿诺对这家杂志提起诉讼，哪怕出席作证时他将不得不详细叙述各种各样的私人事务，他也要打这场官司。一年多以后，《环球》发表声明撤回这篇报道，还给城区运动会捐了一笔款，这件事得到了解决。他还起诉了一位德国医生，这位医生说因为类固醇所带来的危险，阿诺没有多长时间可以活了。这是他在一家德国无线电台做出的评论，如果阿诺不是对这件事如此看重，这件事可能会悄悄过去，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最后，这位医生败诉，不得不赔偿阿诺1.05万美元。

几乎整整5年时间里，阿诺和他的经纪人都相处得很不愉快，而卢?皮特仍然没有领会这一点。最后，1997年春天，阿诺解雇了他，给他发了一封信，信中充分感谢他15年来所提供的服务。阿诺选了玛丽亚一位密友的丈夫，即威廉?莫里斯代理公司的罗伯特?斯坦取代皮特。由于他的事业持续低迷，5年后，2002年夏天，他解雇了斯坦。不久，斯坦离开了威廉?莫里斯代理公司。

“我从不胡扯。”1999年阿诺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我必须有点五星上将的做法。我没有时间偷懒或者失败。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宽容的家伙，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不喜欢懒惰。如果你想成为团队的一部分，那么你就必须行动起来，好好努力。如果你不喜欢那种压力，那就干脆滚蛋。我需要一个像我一样充满热情、敏捷而又有条不紊的团队。我要求可靠的东西。谁把事情搞糟了我不责备他。我只是不得不找别的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人来。”

阿诺仍然有着那种单向性的幽默感，他的幽默伤害别人，却从不伤害他自己。这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而阿诺所有的朋友都容忍这一点，或者在竭力容忍。如果他想拿你开涮，他不会在意你是谁。在一次社交宴会中，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一位美国高级电视主管面前。“看，你的领带上有个污点。”他说。他伸出手，好像要去擦掉那个令人讨厌的污点，捏了捏那人的下巴。对阿诺来说，这很有趣，但是对这位行政主管来说却并非如此，他永远不会忘记这次小小的羞辱。

如果换一个人，这次手术会让他顿然醒悟，明白这是一个让他放慢生活节奏的警告。阿诺唯一的变化就是他不再累得精疲力竭。他仍旧骑着他的哈雷摩托在马利布山上疾驰，每天坚持锻炼一个小时，每晚仍然只睡四五个小时。他把晚上的时间留给他的孩子们。1997年9月，玛丽亚生下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也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克里斯托弗?萨金特?施赖弗，他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阿诺也有温柔的一面，这只有玛丽亚和他的孩子们能够看到。玛丽亚回忆说：“没有人能够赢得阿诺的温柔，能够听到他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或者‘我今天想让你高兴。我能带你去吃午餐吗？我能带你去逛街吗？’我想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强大、健壮、能够打败所有人、不需要女人的阿诺——如果事情不是这样，人们就会说‘真糟糕’。”

阿诺现在年过五十了，虽然多年来他一直在染头发，想尽办法让他看起来年轻，但他无法否认自己已经活了半个世纪，他作为一名动作明星的日子不多了。感觉到《幻影英雄》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失败后，阿诺带着一部动作冒险片的剧本去找詹姆斯?卡梅隆，这个剧本的基础是一个法国式的喜剧。

卡梅隆早已成为阿诺的密友。他不但成了阿诺周末摩托飞车党的一员，还是阿诺主要的顾问之一。卡梅隆看了他的剧本，有一次还重写过其中的一部分。阿诺讨论这个拍摄计划的时候，那位导演想，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詹姆斯?邦德式的特工，而他在家里不过是一位普通的父亲和丈夫，这个角色能和阿诺本人产生共鸣。

卡梅隆觉得杰米?李?柯蒂斯饰演阿诺的妻子非常合适。“我不认为她能演好一个妈妈。”阿诺说。所有其他种类的女演员都被考虑过出演这个角色，但是卡梅隆坚持要用柯蒂斯。

“你相信我多少呢？”卡梅隆问阿诺。

“我当然信任你。”阿诺说。

“我的意思是你真的相信我多少？”

“好吧，那么我完全相信你。”阿诺说。

“那好，就用柯蒂斯。”

阿诺脸上布满阴云，他很烦躁，因为这位导演喜欢打友谊面子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也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卡梅隆观察着阿诺的表情，担心自己赢的时候就是输了。阿诺可能会在拍摄现场给柯蒂斯设置障碍，这样会影响到整部影片的拍摄。不过那样的事情没有发生，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阿诺很欣赏柯蒂斯的努力，同意在字幕中她和自己的名字并列出现在《真实的谎言》片名之上。这部时髦的讽刺喜剧成了1994年夏天最成功的电影之一。

拍完《真实的谎言》之后，在影片《威龙二世》中，他第三次同喜剧导演伊凡?赖特曼和联合主演的明星丹尼?德维托合作，在片中扮演一位做实验让自己怀孕的遗传学家。阿诺变成了这样一个善做市场营销和做交易的人物，以至于像伦敦《独立报》说的那样：“你觉得他与其说在刮自己地盘的地皮，不如说在扩大经营范围。”这部影片的内容是一系列不痛不痒、又常常让人感到难堪的玩笑。《威龙二世》1994年圣诞节期间上映时，国内总票房比较令人失望，只有3680万美元，幸亏阿诺凭借惊人的国际名声拯救了票房，海外收入达到5400万美元。

阿诺所获的片酬依然很高，好像他是世界头号明星一样，这归功于他连续创造了巨额国际票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他就像任何一个正处于颓势的品牌。阿诺还没有完全退出市场，他还在不断地冒险重复自己，一直到他湮没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