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淇贺铜镜鉴赏系列文章：当“鱼”遇到了“鉴”

当“鱼”遇到了“鉴”

——铜镜上的鱼文化

李家淇贺

李家淇贺，商都朝歌人，业从金融，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青铜专业委员会会员。而立之年受中国古代青铜镜艺术感染，更为铜镜背后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所吸引，自觅自乐一方净土，访名家、交藏友、读专著，书感悟，沉醉铜鉴天地间，乐未央。

鱼，水虫也。原始人类在捕鱼、吃鱼的过程中，发现鱼多籽，繁殖能力强，生命力旺盛，而人类生存环境恶劣，多灾多病，与大自然博弈的能力很弱，于是便有了能向鱼一样具有旺盛生命力，让子孙繁衍、氏族兴旺的憧憬和思想，创造刻绘出了鱼纹图腾符，并不断地去赋予、去丰富它各种各样的吉祥寓意，逐渐发展演绎成为一种雅俗共赏，集佛、儒、道多家学说于一身，浸润千年而不息的文化----鱼文化。先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和鹳鱼石斧图陶缸，上面的图案就是当时农耕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期鱼纹陶器民间亦有收藏（图1），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鱼纹饰应用实例。鉴，镜也。《说文》中说:"鉴可取水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行，故用以为镜。"，鱼、鉴因水结缘，鱼文化和铜镜铸造融合造就了瑰丽铜镜艺术上的鱼鉴文化，而当艺术承载了人类精神灵魂，它便具有了鲜活生命力和艺术穿透力，就必然成为一种流传千年的经典文化。

图1

“鱼鑑”初遇春秋

“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青铜礼器逐渐衰落，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但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文化艺术、工艺技术空前繁荣，铜镜、农具等各类青铜实用器具很快融入到了古人的生活中并得到迅速发展，铜镜铸造工艺萃取了青铜器纹饰铸造技术精华，由早期铜镜的质朴无华替代为美轮美奂的多层叠加纹饰，功能使用也由祭祀礼器逐渐演变成为展现古人精神追求、描绘时代风俗、凝聚匠人审美观，以昭容饰面为主要功能的重要日常生活物品。中国铜镜从此开启了艺术+生活的创造之路，成就了中国铜镜发展史的第一个快速发展期，为青铜镜走进平民百姓家中铺平了道路。工艺进步的旅程中，文字从不缺失掉队，“鉴”字出现并成为铜镜最常见的别称。作为人类生活最常见、最能体现美好生活憧憬的鱼纹饰，悄然而然间走进了铜鉴的世界，成为中国铜镜精美纹饰的一种，完美铸就了鱼文化与铜鉴的第一次美丽邂逅，铜镜上的鱼文化自此开启，亘古流传。

“鱼鑑”乐哉两汉

两汉时期包括西汉、新莽、东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盛时期，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中国铜镜铸造的第二个高峰期，也是铜镜发展史上繁荣鼎盛期。汉镜不仅纹饰繁缛精美，制作精良，而且题材丰富，文化生活气息更加浓郁多彩。鱼文化伴随着汉人精神文化生活，频繁出现在两汉铜镜纹饰当中。如西汉早期“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宜酒食”

铭缠绕式四叶蟠螭纹镜铭文字符起首位（图2），似乎在向世人揭示汉代是个“无鱼不成宴，无酒不成席”酒文化盛行的朝代；

在东汉四方枚画像镜中与“吾作明镜、幽炼三商、长宜子孙、乐未央兮”四组铭文方枚、四组神仙人物组合完成了汉镜经典四分构图造型（图3）、又似乎在说乐未央时岂能不富足有“鱼”（余）；东汉“徐氏作镜…..富贵如侯王”铭四神圈带龙纹铜镜（图4）中鱼纹又联同代表财富的五铢钱纹、代表日月永恒的金乌、蟾蜍纹、代表天地四方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一起出现在圈带纹中，清晰地描绘着汉代人对悠哉乐哉神仙生活的无比向往，渴望得道成仙思想的核心道教信仰和对富贵永恒的精神追求和希冀，而鱼在其中，不仅寓意着富贵有余，还隐喻着天造万物，天人合一，鱼人合一的道教文化意蕴。

图2

图3

图4

值得注意的是，忽略色彩后，我们可以发现两汉时期鱼纹和新石器时代鱼纹均为静态表现，但汉代鱼纹有着较为清晰完整的鱼鳃、鱼鳞和鱼尾形象，可以清楚地感受并捕捉到它折射出的人文信息，而这些信息就是用最朴素的图纹符号记录描绘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人类精神生活写照，而不再是早期简单几何线条的轮廓勾勒填色。同时，在汉镜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构图：一条永远孤独的鱼，永远默默地占据着铜镜的某一个角落。而这样一幅极具艺术感染力和穿透力的画面，看似无意之笔，却更似汉人有意刻画铸造，专为历史永恒而为。

“鱼鑑”大隐隋唐

有学者说鱼纹铜镜最早出现在唐代,后世的鱼纹铜镜多是模仿唐朝而来，到此已无需辩驳。但可以肯定的是，据目前面世实物或图录资料，双鱼纹（图5）、四鱼纹（图6）、六鱼纹铜镜（图7）却是首现在唐。唐之前均未发现以偶数群戏组合，佐以荷叶、水纹等纹饰的构图铜镜。唐时鱼鉴，一改线条工为浅浮雕工艺登临镜背，并独领风骚占据镜背，成为绝对铜镜纹饰一号主角，更有平脱工艺镶嵌铸造现身，风格日趋贴近现实写真，蕴含着道教崇尚自由、自然的精神核心。耐人寻味的是，两汉和隋唐同是中华文明、经济、文化历史鼎盛期，同处铜镜工艺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但鱼文化在唐代铜镜上的艺术表现却不尽人意，艺术美观度和感染力较同期其他铜镜纹饰逊色不少，数量上更是凤毛麟角，远不及同时期双鸾、瑞兽、花鸟、海兽纹流行，极其少见，大有大隐于市的感觉，这是为何呢？唐人喜好大富大贵的原因，还是隋唐中西文化交融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冲击？无尽的探索发现空间有待方家解谜。

图5

图6

图7

“鱼鉴”入画两宋

远处飞瀑击石，溅起浪花朵朵, 叠流成溪，水面波光粼粼,有鱼戏水，泛起涟漪层层。隔岸树下，峭岩探水，有贵妇执扇轻摇，倚石而立，凝眸观鱼，神情安逸。“飞珠散轻霞,流沫沸穹石"般的诗情画意顿入眼帘,使人观之顿觉清爽透心,气爽神宁。如此富有诗情画意,集意境之美,缥缈之美的山水画题材，来自宋代《仕女观鱼》铜镜（图8），同样纹饰亦出现在宋代首创的手柄镜上（图9）；图10是面宋代钟形南海观音禅修镜，波涛汹涌，水天相映，远阔飘渺的水波纹铺满镜背。观音菩萨佛光普照，头披风帽，发髻高束，居中跏趺而坐于突水崖岩之上，神态慈祥专注，法相高雅庄严。观音前方，一鱼昂首仰望观音，鱼身潜水，鱼尾举露，刻画清晰传神，灵动自然。画面左右上方汹涌的波涛中各浮起一龙首，其肩部有鳞，腹部有鳍，似为鱼化龙的形象。画面水景雄阔壮美如虹，观音禅修清幽静穆，很好地再现了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大寂寞、大关怀的心境。而源于佛教、始显于两晋，现身于隋镜中的鱼化龙纹，以半隐半现的低调不失高雅的形式再现真身于山水人物宋镜中，形象栩栩如生，气吞山河。同时我们还发现多种题材宋代故事镜中都有将鱼纹入画入境，用写真的手法，浮雕的技巧来丰富画面，增强画面的细腻、灵动和美感，将两宋山水画意境美中“虚、淡、静、雅”表现得淋漓尽致，堪称铜镜上山水艺术题材经典。当我们向自身文化寻找,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峰,还是艺术与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都当推宋朝。正如陈寅恪先生之感慨: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于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图8

图9

图10

“鱼鉴”佛缘大辽

辽代信奉佛教。兴宗时兴佛之风极盛,辽代多种文化都附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辽代鱼纹镜亦不例外。契丹人以粗犷地线条在鱼纹周围勾勒、堆塑铸造出摩尼珠、水云纹、莲花纹等典型佛教标志纹饰。不仅如此，其在鱼纹数量和形制构图上亦突破唐宋风格拘泥，呈多元多变化风格，鱼纹数量有二有三亦有四，寓意着生生不息、事事如意、年年有余等吉祥祈愿（图11、图12、图13）。

图11

图12

图13

“鱼鉴”盛行于金

双鱼题材铜镜是金代铜镜的名片，极富女真民族气息，是女真人借用鱼生殖繁盛的特性,表达“多子多孙”美好意愿的无声代言人。多圆形，圆钮，多呈双鲤鱼造型如（图14），亦有草鱼、鳜鱼等其它种类鱼纹和其他景物结合的。而图14-1是一面极其罕见双鱼镜，之所以称其罕见，一是鱼相完美，双鱼均为双目刻画，常见双鱼镜均呈一鱼一目视觉效果，二是面世数量极少。此镜水波纹满饰，双鱼居中而占，绕钮顺时对游翻滚,双鱼张口纳瑞，四目灵动传神，扭腰鼓鳍，巨尾击浪，浪花飞溅,水纹或层层排列，或曲折回环，将水波的高低起伏表现的淋漓尽致。水纹表现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题材，此镜对于水纹的表现，使我们得以洞察金代铜镜中对于写实题材的表现能力。同时期双鱼镜也有加水草纹的,周边有一圈水草纹构成的连续图案. 罕有美人鱼题材（图15）通过生动的表现了鲤鱼在水中漫游嬉戏的姿态，通过至臻纯净的艺术创造力将女真人对生殖的崇拜、生生不息的精神活力和美好和谐生活的向往清晰地传递出掷地有声的金属强音。

图14

图14-1

图15

“鱼鑑”简约大明

元代鱼纹铜镜多以摩羯鱼形式承袭前朝，明代铜镜更加贴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简约实用。各类书体的吉语镜、各种风格的定制镜、商标镜代表着明代铜镜的绝对主流，其它艺术种类表现的纹饰镜反而成了非主流，纹饰构图简约，鲜有美感，“粗大明”名不虚传。鱼纹铜镜亦属其内，早期沿用前朝浅浮雕工艺简约铸纹造镜（图16），中晚期用剪纸的风格，配以水草、云纹、吉语等形式，以最简单的画面，隐喻传递着龙凤呈祥、吉庆有余等民间祥庆世俗文化。

图16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鱼”在文明的长河中游弋至今，“鉴”终于现代文明的兴起之时。鱼文化的形成，始于人类自然现象认知始点时代，困于自然的原始敬畏之中，囿于认知和思维想象中各种物象的图腾造就。而它在与各种文化碰撞后，所产生的意蕴绝非一篇文章、一个视角能够阐明述清的，但如果此文能够给方兴未艾的中国铜镜文化的研究和探索增添一点动力，能够给传统鱼文化的研学传承贡献一个思考的角度，能够给接力、传承中国们传统文化爱好者喊上一声加油，那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发布

文图均为作者提供

欢迎转发

谢绝未经同意直接拷贝到自己公微号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