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各界持续批评政府应对疫情不力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日趋严峻，这原本应该是世界各国守望相助、通力合作、共同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然而，美国一些政客最关心的事情不是疫情防控，而是刻意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千方百计“甩锅”他国和国际组织。在此背景下，美国因自身应对不力，成为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病毒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均高居世界首位。美国社会各界对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质疑声日趋增多，对抗击疫情不力以及背后的制度性问题进行了批评和反思。
延误时机
美国主流媒体从各种角度“复盘”白宫抗疫的糟糕表现，集中表达了对白宫反应迟缓、浪费时间的质疑。《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报道指出，白宫防控疫情行动迟缓，一再错过“可能的关键转折点”，“持续的延误让官员们无法了解疫情规模的真实情况，美国各地方政府只能摸黑工作，眼睁睁地看着疫情肆虐”。《华盛顿邮报》基于对美国政府官员、公共卫生专家、情报官员和其他参与抗击疫情人员的47次采访，推出深度调查文章认为，“美国一向被认为是应对流行病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但最终却被新型冠状病毒灾难性地击败，伤亡人数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4月13日和19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分别在白宫记者会上质问，美国政府为何不尽早采取防御措施？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5月27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0万例。《时代周刊》发文称，“美国成为世界上确认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这相当于纽约州奥尔巴尼或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等中等城市的全部人口。这比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9·11恐怖袭击死亡的人数加起来还要多”。美国各大媒体都在头版位置报道这一惊人数据。继《纽约时报》5月24日头版的“千人讣告”引发强烈关注后，另一家美国主流媒体《今日美国》5月27日头版刊发因新冠肺炎去世美国人的“百人照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呼吁反思和问责，“头号悲剧是，这10万人本不必死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如果在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政府就采取措施，本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模型显示，如果美国早些采取社交隔离措施，死亡人数将减少约3.6万人，若全国封锁措施提前两周实施，则可避免约83%的死亡病例。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政治腐朽的代价》一文中指出，美国政府努力淡化这场危机，且未能尽早采取保护措施。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帕特里克·莱希指出，“白宫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错误地处理了这场危机，忽视了多次警告，浪费了宝贵时间”。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表示，“大量死亡病例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悲痛的家庭，现在这一数字仍在上升，带来巨大的人道主义挑战”。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指出，美国政府实际上是在对人类健康发动战争。
故意隐瞒
一直以来，美国一些政客处心积虑指责中国隐瞒疫情信息，但他们的自我表演最终还是“暴露”了隐瞒疫情的恰恰是他们自己。《今日美国》刊文称，“早在1月3日，美国政府就收到了第一份关于发现新病毒的正式通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科学家、中情局、流行病学家和国家安全助手纷纷发出警告。但政府公开驳斥新冠病毒威胁，淡化这种危险，并提供虚假信息”。《纽约时报》报道称，“从一开始政府内部就在激辩，应该告诉民众多少实情”。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南希·梅森尼尔2月底告诉公众，疫情将给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干扰，这一举动立刻受到了美国政府高层的指责。美国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助理教授格雷格·贡萨尔维斯表示，美国政客们在抗疫过程中的“玩忽职守、隐瞒和举措失败”都是“故意的”。
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称，佛罗里达州早在今年1月就出现了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比官方宣布的首例确诊时间早了两个月。佛罗里达州政府数据显示，1月和2月有多达171人疑似感染新冠病毒。其中，最早的疑似病例出现在1月1日。而佛罗里达州政府却从官网删除了这171个疑似病例的信息，州长等人也未做解释。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5月19日报道，“佛罗里达州驱逐了顶级‘COVID-19’数据专家丽贝卡·琼斯，原因是她拒绝手动更改统计数据以争取对复工复产计划的支持”。
《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这里的讽刺之处显而易见，“几个月来，美国公众一直被告知不要去相信周围疫情风险的严重性。白宫的策略一直是否认、歪曲、转移视线并阻挠真相公之于众”，“美国人不仅要面对病毒的挑战，还要跟政府对数据和真相的危险压制作斗争”。美国前驻华大使博卡斯表示，在美国有很多官员被政府恐吓，因为所谓的“政治正确”而不敢讲真话，这有点滑向当年的麦卡锡主义。
《西雅图时报》披露的一份抗体测试报告显示，新冠病毒于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国华盛顿州出现。3月11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承认，美国一些“流感”死者可能实患新冠肺炎。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尔哈姆表示，自己早在2019年11月就感染了新冠病毒。当时医生诊断他得了流感，可后来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梅尔哈姆称，他身边也有很多人曾在2019年11月生病且症状相似。有美国地方官员称，“种种迹象表明，政府隐瞒了什么”。
混乱无序
对美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上表现出的混乱无序，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表示，“令人难过的是美国本可以做得很好，但恰恰是它应对得最为糟糕”。
《今日美国》网站5月27日发表社论称，“当联邦政府最终采取行动时，它的无能令人震惊”，“由于个人防护设备和检测试剂的稀缺，联邦政府的相关采购工作沦为与各州的竞价大赛。农业部门的笨拙操作则一边让数千万磅的农产品腐烂在田里，一边让食品救助站绝望地寻找食品供应”，“就在推动重开企业、学校和教堂之际，美国仍然没有制订一个——在疫苗出现之前抑制疫情暴发必不可少的——全面检测、追踪和隔离方案”。
《国家利益》杂志刊文指出，“在意大利成为疫情热点后几周，美国继续允许14万旅客从意大利入境美国，还允许欧洲其他国家的170万人入境，且没有任何体温检测或隔离14天的预防措施”。《纽约时报》日前在报道中则连发三问：“世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怎么会在诊断新冠病毒感染上举步维艰呢？更多的美国人为何不能早点接受检测？现在到底有多少美国人携带新冠病毒？”《华盛顿邮报》细数政府各种失误时指出，检测范围过于有限；不同机构在疫情来临时陷入内斗；白宫一直淡化疫情威胁，公共卫生官员和专家不得不努力在诚实和透明地履职与适应善变的政府之间寻找“令人不安的平衡”。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在接受《日经亚洲评论》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缺乏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多种品质。政治一团糟，许多美国人已经混淆了政治与真人秀的界限。政府层面出现机制性失灵，无法为民众提供必要的保障”。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正走在一条混乱的道路上，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根本缺乏领导，没有计划；削减疾控中心资金，终止其与中国科学家的合作。这些做法都导致美国在病毒来临时毫无准备”。
美国国际开发署专门负责全球流行病预防控制工作组负责人、流行病学家丹尼斯·卡罗尔表示，美国联邦政府协调失策，疫情防控表现不力的责任是不可推脱的。《大西洋月刊》网站发表文章称，政府没有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这是美国疫情大暴发的最主要原因。哈佛大学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专家阿希什·贾哈发出感叹：“我认为，这完全是联邦政府和联邦领导层的灾难性失败。”
无视科学
美国乔治敦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廷说，“历史性流行病正在蔓延，要坚持以科学作引导，因为忽视科学会使人丧命。可遗憾的是，美国公共卫生专家却愈发被晾在一边”。美国莱斯大学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批评称，“这些行为侵蚀了美国最值得引以为傲的资本之一——多年积累的深厚的专业科学知识”，在他看来，这“极其的疯狂和武断”。
美国疾控中心的官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他们一直试图协调各方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但他们的努力总是受到白宫的掣肘，因为华盛顿的政客们更在意的是政治，而非科学，白宫的做法恶化了疫情，也使得具有73年历史的美国疾控中心被边缘化，成为一个支持性的部门，以致一位官员说他们最大的担心在于他们的科学工作总被排在政治后面，“如果我们的科学和政策有抵触，那我们就成了问题的所在”。
美国记者米歇尔·戈德伯格撰文称，“随着新冠病毒传播的加剧，政府对专业知识的蔑视、将盲目忠诚置于技术能力之上的态度，正成为对美国民众健康更直接的威胁”。《纽约时报》刊发文章称，在美国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常常将自己的政治直觉置于事实之上，一再否定科学家的观点、漠视科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撰文指出：“美国的流行病学家们本来从一开始就试图遏制住新冠病毒威胁，但他们的工作迅速被政治化。”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法学教授温迪·瓦格纳曾警告，“如果美国联邦政府无法专业地使用科学，那么糟糕决策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更可能耽误识别新的公共卫生风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文章指出，数十年来对科学的政治攻击被政府“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它摧毁了美国人对这些机构的信任，并使国家“处于脆弱状态”。《纽约时报》分析称，“医学专家们的防疫措施同美国短期经济利益之间的巨大矛盾，是美国联邦政府选择‘封杀科学家’的重要原因，即便这需要以公众健康作为代价”。
医保缺陷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暴露出美国医保体系的巨大缺陷。据媒体报道，疫情发生时，近30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保，更多的人投保不足，随着失业率暴增，这一局面加速恶化。在疫情高峰时期的纽约，最穷的两个区布朗克斯和昆斯的感染人数是人口密度最高的曼哈顿的两倍。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老年群体贫困、高额医疗和养老服务昂贵问题无疑给疫情防控增加了现实压力。
《华盛顿邮报》刊文称，“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美国蔓延，暴露出美国卫生系统在应对重大疾病方面的严重问题。缺乏全民医保使美国在防控疫情上变得脆弱。低收入的工人即使病了，也可能因为担心没有带薪病假而继续上班”。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文章指出，“美国复杂的保险政策，使许多美国人在正常情况下难以负担医疗费用”。根据美国健康保险计划组织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新冠肺炎患者在重症监护病房中治疗的平均费用超过30000美元。即使对那些不需要重症监护的患者来说，美国的医疗保险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更糟糕的是，大约55%的美国人只有通过工作才能获得医保，但此次美国疫情的扩散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失业危机，造成大量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过去一段时间里，美国已有超过3000万人申请失业，无医保家庭数量出现暴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近40%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哪怕是遇到需要支付400美元的紧急情况，他们也一筹莫展；还有一半的美国人报告说，他们或其家人曾经因为负担不起医疗费用而推迟就医。
曾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的汤姆·普莱斯在《新冠疫情突出了医疗保健系统的缺陷——这会使情况更糟》一文中说，生命的损失是无法想象的，它暴露了有关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一些非常鲜明的现实，正是疫情大流行，才使得这种“始终存在但通常不为公众所看到的裂缝”现在全面展示出来。美国政经评论作家欧伦撰文称，“缺乏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不单单是道德议题，更让美国在对抗全球传染疾病上处于严重不利处境”。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认为，“这场危机非常清晰地揭示了因私人保险企业高强度游说而延续下去的模式的局限和荒唐”。
种族歧视
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任何国家、任何种族、任何肤色的人，都可能成为病毒攻击的对象。在病毒和疫情面前，全人类是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然而，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和扩散，美国的种族主义开始以新的形式出现，美国少数种族群体在疫情中承受着巨大的种族歧视。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和埃默里大学罗林斯公共卫生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5月初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非洲裔美国人占到了全美确诊病例的52%和死亡病例的58%。而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统计，非洲裔人口仅占美国人口的13.4%。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黑人族群遭受更大痛苦，是美国社会种族不平等这一顽疾的体现。”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表示：“更令人绝望的是，美国对病毒检测的工作也是视人群来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在田纳西州的调查发现，孟菲斯市新冠病毒检测大多数都安排在以白人为主的社区，而不是以非洲裔为主的社区；纳什维尔市的新冠病毒检测大部分都是由设置在白人社区的诊所进行，而设置在少数种族社区附近的检测机构却迟迟无法获得相应的检测设备和防护用品。
美国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一项声明中指出，“几十年来，结构性的种族主义让许多黑人和棕色人口家庭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负担得起的住房和经济保障，而新冠肺炎疫情正使得这些不平等变得更加明显”。美国经济学家海蒂·希尔霍尔兹表示，“美国种族差异引起的收入差别在疫情危机下更为明显。经济衰退会加剧现有的种族不平等，尤其对黑人、西班牙裔群体的打击更大”。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承认，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国不同族裔居民长期存在的健康医疗差距。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播放的纪录片《亚裔美国人》制片人塔吉玛·佩尼亚认为，“当经济困局与对疾病的种族主义操弄叠加在一起时，事情将变得丑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非裔主播唐·雷蒙在节目中评论称，美国如今正面对两种危害民众的致命病毒——新冠病毒和“歧视病毒”：“如同新冠病毒一样，歧视病毒仍在这个国家不断地传染扩散。”这番时评引发强烈反响，有网民表示：新冠病毒可以治疗，但是歧视流毒无可救药。
政党私利
“政府应对疫情局面的做法令人气愤，他们在乎的不是做出正确的回应，而是获得更多的支持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样斥责美国政府。
“美国之音”称，在美国，新冠病毒的威胁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民主共和两党借疫情互相攻击的氛围，“令民众对新冠病毒危险性的认识也以党派划分”。路透社和益索普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美国，10个民主党人中有4人认为新冠病毒是紧迫威胁，10个共和党人中只有2人持此观点。斯坦福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戴维·里尔曼博士表示，“我认为两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困境。民主党更重视并支持公共卫生，共和党则更加关注新冠病毒的经济影响，很难达成共识”。美联社发表文章指出，在制定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陷入激烈辩论，凸显党派分歧的加深，证明了即使是大流行病也无法弥合这种不断扩大的政治分歧。
《华盛顿邮报》刊发评论称，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持续攀升，仓促重启经济，是在玩一场用来试错的致命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启经济，意味着没有一个州能够很好地控制疫情蔓延，每个州都可能成为疫情再次暴发的漏洞”。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称，“尽管饱受争议，但许多共和党人依然选择在没有充分准备好的情况下重新开放经济，并指责民主党人是一切的罪魁祸首”。《时代周刊》写道，“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没有理由在拯救经济和挽救生命之间做出抉择”。美国畅销书作家戴维·利特认为，“美国政府未能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危机中维护好公共福祉，这是一个悲剧。但也并不奇怪，从美国组织选举到资助竞选活动的方式，从划分选区到游说团体影响政治决策的现状，公众利益一再被忽视。与过去半个世纪任何时间相比，美国正由更少的人治理和享有，而广大人民正因此遭殃”。
在美国社交媒体上有很多这样的质问：难道在所谓选票和经济数据面前，美国民众的宝贵生命根本不值得一提吗？美国前总统布什呼吁，“所有的党派争斗和政治分歧都应该为抗击疫情让路，应该尊重民众的生命健康”。
“甩锅”推责
疫情当前，一些美国政客非但不集中精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自检其政策失当，反而疯狂“甩锅”推责。他们一边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未尽职责，宣布“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一边编造各种匪夷所思的谎言，“甩锅”中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播法里德·扎卡里亚表示，在疫情发生之初，美国曾对中国的抗疫表现高度赞扬，并称赞了中国在应对疫情上的透明度，表示中美两国正就疫情展开密切合作。然而，当美国政府浪费了两个月的防疫窗口期而导致美国疫情暴发后，开始“翻脸不认账”，希望借此挽救自己的民调，然后将中国塑造成“替罪羊”。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如此关注中国都是为了转移美国内的注意力，不希望让民众将注意力聚焦在政府对于疫情应做的必要措施上”。美国前共和党议员卡洛斯·科比罗说，“美国政府在一系列重要关头决策失误导致疫情蔓延却又不愿承认错误，便‘甩锅’给中国”，“所以一被问到疫情应对，竞选阵营肯定尽一切所能往中国身上扯，但这样做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表示，美国政府在疫情问题上对中国“甩锅”毫无根据和逻辑，并且造成了严重后果，是个大谎言。5月17日，“每日野兽”网站题为《露馅了：美国国防部合同商提供的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报告是伪造的》的报道显示，被美国政府的高官们传阅过的证据，漏洞百出、根本站不住脚。一位数据分析专家调侃说，这份报告简直就是一份做信息分析的“反面教材”，里面数据对比“驴唇不对马嘴”，是在“拿着结论找论据”，不是对数据客观分析和检验。
《纽约时报》表示，美国宣布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是将新冠病毒传播归咎于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做法的一个重大升级，以转移人们对其应对危机不力、导致美国超过10万人死亡的指责”。美国民主党政治行动委员会高级策略师乔什·施韦林表示，“政府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导致疫情像野火一样在美国蔓延。他只能通过‘甩锅’给世界卫生组织来掩饰自身在防控疫情上的严重疏失”。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教授迈克尔·默森撰文指出，美国指责世界卫生组织不公平，也很危险。美国政府突然停止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将严重危及该组织的运作，同时会使得疫情及其全球影响进一步恶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指出，“越来越多人认识到，美国将疫情政治化，诿过于世界卫生组织，没有任何公理和正义可言”。
“停止推卸责任，解决危机”，《拉斯维加斯太阳报》评论称，现在绝非指责和甩锅的时候，美国深陷前所未有的国家紧急状态的痛苦之中，为了摆脱困境有许多事情要做，此时应发出清晰、专注和前瞻性的信息，专注于推卸责任是最不受欢迎和不正常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