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岁月浓淡总相宜 人生有味是清欢

今年是汪曾祺老先生诞辰100周年，我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可爱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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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文风自成一体，悠然从容风轻云淡，在《慢煮生活》这本书里，我们大概可以管中窥豹。

《慢煮生活》完整收录《五味》《昆明的雨》《人间草木》《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等家喻户晓的名篇，同时也新增了《猫》《一技》《名优逸事》《和尚》《一辈古人》等罕见篇目。

书如其名，该书从花鸟鱼虫、乡情民俗、凡人小事、旅途见闻等多个主题出发，详尽展现一代“生活家”汪曾祺的他的生活志趣及精神世界。

汪曾祺说：“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他写的人间草木、四方食事、天涯游子、故人往事，可以说是字如其人，没有华丽辞藻，像一碗煮到刚刚好的白粥，小火慢炖，大味至淡。

他书中的慢，并不是拖沓，而是悠然从容。书中的淡，并不是寡淡，而是淡而有味。

汪曾祺在写切西瓜时，他这样说道：

"先将西瓜泡在井里，捞起后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他写的这样微妙而有趣。

他还经常写“慢”，是怎么样一种慢法呢，是慢中有趣。

在西南联校时，一位姓郑的男同学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拿一个大漱口缸放到锅炉火口煮莲子。等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煮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联大，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爱吃莲子的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他依然在锅炉上慢慢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后来，这个同学还被拍进了电影《无问西东》里。

汪曾祺文章的背景大多是乱世，作为一个文人，他感兴趣的，是乱世之中“慢”和“淡“的生活。

无论风云怎样变幻，人的日常仍坚不可摧。哪怕炮火连天，吃总要吃，睡总要睡，该做的事，天打雷劈也得办。这是他的生活哲学，无论时代和环境多么糟糕，仍要保持乐观从容生活。

汪曾祺的淡，有几分陶渊明式的意味。这套淡和慢的哲学，概括起来，就会让我们想起熟悉的那句陶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其实我们可以把汪曾祺理解为现代的陶渊明。

02

说起汪曾祺，在很多人眼里，他文章大多关乎吃吃喝喝，是个把美食写到极致的作家。

比如他写高邮的咸鸭蛋、北京的豆汁儿、江阴的河豚、湖南的腊肉，都让人垂涎欲滴，大呼过瘾。甚至一度被人称为美食作家。

他写的美食，大多是他在80年代后，回忆家乡时写的小文章。人到晚年，总会想起一些美好的事物，便提笔写下来了。就像木心说的，人到了晚年，最爱吃的还是童年味。所以汪曾祺先生写下的，是美食也是美好的回忆。

细读汪曾祺的作品，会发现他笔下的美食都是些日常饮食，土豆、萝卜、鸭蛋、香椿、野菜等等，再普通不过的食材，一旦落于他的笔下，都变得活色生香，令人垂涎。

那是因为，他对每一道食材，都是饱含着感情不带有任何偏见在写。在造物主眼里，任何食材都是平等的，只是后来被人为地分出了三六九等。汪曾祺眼里的食材亦是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当下社会一些所谓的美食家，多半时候不是品尝美食，而是攀比，比哪道菜贵、比哪种食材值钱，严格来说，真正的美食家鲜有。美食家确切来说是一种文化，不是攀比，不是炫耀，而是热爱。各大视频网站上自称美食家的人，比起汪曾祺先生，真是差得太远，只能希望他们多读读先生的书。

03

同样是写乱世，如果是鲁迅来写，我相信他一定是激烈批判的、金刚怒目的，但汪曾褀不激烈、不批判，他没有那个兴趣。

鲁迅是战士，而汪曾祺是文人。

坦白说，汪曾褀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却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我这样说，并不影响汪曾褀的价值，我们热爱鲁迅，需要鲁迅，也需要汪曾褀。

汪曾祺的文字永远平淡、随和，这是由他个性气质决定的。一个国家需要鲁迅，也需要汪曾祺。鲁迅这样的作家，拿起笔杆用犀利的言辞为人们去争取；而汪曾祺却完成了争取后的工作，那就是有烟火气的生活。

汪曾祺生于1920年，家乡江苏高邮，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祖父是前清的秀才，从小教他读《论语》，家境殷实。父亲可以说是个全才，年轻时是运动员，还是个大才子，会的乐器不下几十种。父亲性格随和，对汪曾祺学业关心但不强求。汪曾琪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说只要能及格，就行了。汪曾祺对儿子的态度，也很随和，无论是恋爱还是事业，都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从不横加干涉，关系也很像兄弟。儿子有时叫他爸，有时直接叫他“老头子”。

了解过汪曾祺的生活环境，也就能知道汪曾祺为什么能和别的作家不同。字如其人，他的文章也随之有着朴素流动，淡定悠远的特质。读他的文字，仿佛开窗就能闻见江南的荷香。

汪曾祺曾坦然地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万事万物之间的和谐，与身边周遭，均有种和谐的味道。这些和谐里，不争、不怒、不喜、不悲，这种非常中国式的田园精神，在汪曾祺先生身上，一览无余。

04

80年代后，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一是：80年代后的老作家，只有汪曾祺还在写传统中国的文人气，保住了最后一脉香火。我们后来看到的中国文学，其实已经严重西化，中国式的文人气已经逐渐消亡。

二是：汪曾祺在家庭教育中打下了不错的旧学底子，又接受过当时中国最顶级的现代教育。旧文人身上的情趣，和新学者的智识，在他身上形成了完美的融合。

现在，能写出他这样文字的中国作家没几个了。要么传统文化的底子薄，要么新时代的智识不够，无法再出现第二个汪曾祺。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因病去世，享年77岁。

据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汪曾祺的晚年，过得更加散漫，慢慢烧一道小菜，慢慢品一壶清茶，慢慢画一幅小画，慢慢写一篇文章。他认为生活本身是散散慢慢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慢慢的。

2020年，也就是汪曾祺的诞辰一百周年，汪曾祺的纪念馆在高邮正式开馆。开幕式上，汪朗说：

“如今老头人不在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是投入大量资金，为他建立了这座纪念馆，这让我们感到有些不安。这笔钱，本来是可以办许多实事，惠及更多的父老乡亲的。”

汪朗这份谦逊体面，和他父亲汪曾琪很像。

汪朗先生还说，这些年老头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的品性我们子女还可以学习，但他的写作才华却无法继承，也挺不好意思的。

其实，不光是汪曾祺的写作才华无人可继承，他笔下那些精致的饮食男女，张弛有度的生活态度，诗味悠长的文人气，也再难重现。

汪曾祺曾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里面说：现代小说是快餐，是芝麻烧饼或汉堡包。

他似乎很早就预见现今快餐文化时代的到来。

今天的中国，社会高速发展，人们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下成长，习惯了短平快的节奏、重口味的审美，失去了“慢”和“淡”的能力。

在《慢煮生活》中，汪增祺说：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在他的文字中，那个可爱的老头，仿佛要从纸面上跳将出来，自顾自地在你面前谈天说地。

这个时代，如果多几个像汪曾祺的老头，想必也不会如此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