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师生情 老师给我张戏票我给老师一包烟

1963年9月，六岁多的我被姥姥送到了运城西南二校幼儿班，孔老师（二排右五）成了我第一个老师。刚开始学算数时，老师动员我们捡一些冰糕棍子，我到街上捡了两大把小竹棍学会了数数；一次我出麻疹，是细心的老师在我的脖子上发现告诉了我的姥姥，让我得到了及时治疗。老师常自己买书给我们念故事，我的同学——她的大儿子（后排左一）常把书借给我看，使我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图为1993年我们师生聚会。

我上一年级的路老师会拉手风琴并能写标准的仿宋字，每学期到生字总复习时，我们的课本已翻得破烂不堪，他把所有的生字刻蜡版印到一张八开纸上发给我们，让我们用牛皮纸裱好加厚每天反复朗读默写生字；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的院中和小朋友玩打仗的游戏，当时大家没有武装带，我让大家都在腰里系了麻绳，这时路老师突然家访，我以为闯了祸，非常害怕，没想到他给我姥姥夸了我。图为1973年我们师生合影。

我的二年级李老师家里比较富裕，他买了一箱小人书供全班同学享用，并把借小人书给同学们作为一种奖励机制；他激励同学的方法也很有个性，知道孩子们怕打针吃药，专门叫家长是医生的同学找来针管，自己买上一盒正痛片都放在讲桌上，威慑捣乱的同学，其实他也没真用一次，但调皮的孩子望着这两件东西都不敢造次。当然他的这种方法值得商榷，但他为提高教学质量可谓良苦用心。图为1995年山西永济老师为学生理发。

我上二年级时，当时我们班里还要积肥，一次，我看到马车过后留下了一堆热呼呼的马粪，赶紧跑回家拿了簸箕装好送到班里的粪堆上，没想到潘老师看到后在学校的黑板上表扬了我，当时虽然宣传做好事不留名，当说实话我当时激动得面红耳赤；还有一次，我抄了同学作业，她发现后我以为她会给我留面子的，没想到她一改平时慈爱面容大发雷霆，从此我再也不敢抄别人作业了。图为1997年的山西永济师生。

我1970年上五年级的侯老师能写善画，偶而还给同学们画个肖像。他的这些爱好，无形中影响了我，使我也深深地热爱上了艺术。他见我喜欢画画，就让我常画板报，并给我一些指导。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一次在剧院门口他送给我一张戏票，我看到他平时从家来背一口袋馒头知道他很节俭，就把票卖了两毛钱并添了一分钱给他买了一盒烟，不好意思给让别的同学送给了他。图为1998年山西永济一位优秀老师在备课。

我上初二的杨老师坚持用普通话教学，当时我们都习惯说运城话，觉得说普通话是“撇洋腔”，搞得班里几位从北京来的同学很快念课文都要用运城话了。他耐心给我们讲普通话的意义，并要求我们必须用普通话朗读。当时，动乱的年代使有的同学不尊重老师，一次他正在黑板上写字，一位同学顺手把吃剩下的蒸红薯扔到黑板上，尽管他很生气但还是耐心批评这个同学，直到同学认识了错误。图为1999年山西永济的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