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到隋朝前 期间四百年的战乱全都源于这个集团
过去可以在马背上打天下,现在怎能还在马上治天下呢——汉高祖刘邦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府,差不多始终是军阀政府。曹魏、司马晋,都是军阀起家。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实行“封建制度”,诸王都给以兵权,酿成“八王之乱”的大祸。中央政府瓦解,各地方的权力迅速扩张。这时候,北方五胡的势力渐强,无法抵挡,西晋最终灭亡。至于南方,离五胡的势力较远,长江一带尚能自保,东晋和南朝纷纷在此建立。当时从长江下游,只要扼住采石矶、京口两处津要,想要渡江而南下是很困难的。然而长江的中游荆、襄地区如果无法保全,沿长江顺流而下,下游地区容易被攻陷。所以立国于南方,没有不以荆、襄为命脉。三国时期吴国要力争荆州,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吴国的行为为人所不齿,吕蒙毫无借口的偷袭关羽,有悖于国际信义,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关羽失荆州,被孙权所弑
东晋自元帝司马睿南渡之后,荆、襄地区不得不屯驻重兵,以御北方,形成荆州地区强于扬州地区的局面。东晋之所以能立足于南方全倚仗于荆州方面兵力的强势,因此中央政府常受到荆州方面的胁迫也源于此。在刘裕灭掉桓玄以前,这种形势始终没有改变。刘裕以“北府兵”之力尽灭其余的武将,然而宿将悉数被除,造成后来掌兵的皆是庸才,抵御外敌力有不逮。因此对于北方的抵御还是只能依靠外兵,外兵越来越兵骄将傲,中央政府仍免不了受其压迫,齐、梁、陈三朝的崛起都是如此。
长江天险—采石矶
自公元189年董卓入住洛阳以后,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天下以前,四百年间的汉族政府,可以说全是由军阀盘踞。东晋时期,以当时荆州的兵力,可以替国家捍御外敌,然而若非荆、扬二州互相猜疑,东晋恢复北方的机会本可以更多。如果桓温没有下游扬州势力的掣肘,刘裕没有内夺皇位的后顾之忧,恢复北方的事业未尝不可成功。内外离心离德,乃是立国的大忌,军阀之间的相互猜忌对于国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公元190年董卓烧洛阳
骄横的军阀,往往只能对内,并不能对外。到国内失势之后,把别国兵引进来同样在所不惜。公元936年,石敬瑭起兵造反,后唐军兵围太原,石敬瑭向契丹求援,割让幽云十六州,并甘做“儿皇帝”。无耻之极可见一斑。对内军阀政府的罪恶更大。军阀政府大抵不知政治为何事,无法制定出一套好的政治治理国家,并且原有的好政策也因军人的目无法纪而败坏。
被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
《南史·齐本纪》对齐东昏侯萧宝卷有如下记录:“帝在东宫,便好弄,不喜书学”,萧宝卷为太子时,不喜欢读书。“在宫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性讷涩少言,不与朝士接”,顽劣异常,不喜朝政。“教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客,又选营署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鹰犬,左右数百人,常以自随;奔走往来,略不暇息。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招摇过市,政治荒废。“渐出游走,不欲令人见之,驱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是时率一月二十余出。既往无定处,尉司常虑得罪,东行驱西,南行驱北;应旦出,夜便驱逐”,毫无仁政爱民之心。
隋文帝杨坚重新统一南北
宋的前后废帝,齐的郁林王,陈的后主,都是这一路货色。一国的文化,还没有达到普及于全社会里的各阶级的地步。这种只知道声色犬马的人,往往都是沉没在社会的底层。诚然历朝开国的君主都是这一种人,然而立国之后,总要偃武修文,力求政治清明,传位至一两代后,这种性质就会变掉。唯独南北朝时代,政府始终是军阀政府,无法改掉军阀的性质,由此可见武人当权的弊端。
江山如此多娇
打江山易,守江山难。战乱纷争,百姓最不愿卷入其中。新的王朝的建立往往是一种希望,给百姓注入一针“强心剂”。人民需要的是和平、稳定、政治清明,这往往需要君王体恤民情,给社会以休养生息。所以说“过去可以在马背上打天下,现在怎能还在马上治天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