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莱茵日记：德国媒体如何报道疫情中的美国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德国《明镜》周刊4月18日刊登一篇采访稿，采访对象是目前与联盟党（Union）联合执政的社民党（SPD）议会党团主席米岑尼西（Rolf Mützenich）。
采访一开始，记者便问：“米岑尼西先生，眼下能在德国而非美国生活，您是否觉得特别庆幸？”米岑尼西回答：“那是。实践证明，德国所走的共同承担健康费用的团结互助医保体系之路是对的。在美国，必须使用呼吸机的患者每周最多要支付2,5万美金。这是摧毁生存基础的，是极其反社会的。”
记者：“美国总统川普一开始淡化危机，现在又取消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米岑尼西答：“川普不仅是美国人民健康的一个威胁。他做错了不少事情，许多事情也做得太晚，而且只想着如何表现自己。他现在之所以给世卫组织断粮，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的错误转移视线。”
当然，德国左营一直就有反美传统，但社民党这位要员不加掩饰的直白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下德国人对美国总统危机处理能力的看法。
说到德国与美国，抛开两次世界大战中彼此敌对的那段历史不说，两国关系其实相当密切，渊源颇深。
在美国公民中，有德国背景的部分占总人口的17%，因此，德裔是目前美国人数最多的移民族群。一战前，在德裔比较集中的宾夕法尼亚州，德语是与英语并列的官方语言。
在美国各界的佼佼者中，德裔的影响力也相当突出：
科学界中有居里夫人之外唯一一位女性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玛丽亚·格佩特-梅耶（Maria Goeppert-Mayer），以及曾为希特勒设计V2火箭的总设计师、战后带着自己的团队移民到美国的二十世纪航天事业先驱之一的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Freiherr von Braun）；
体育界中有被公认为史上最佳棒球手的贝比·鲁斯（"Babe" Ruth, Jr.），卢·格里克（Louis Gehrig）和霍纳斯·瓦格纳（Honus Wagner）；
演艺界中有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帕里斯·希尔顿（Paris Hilton）、大卫·哈塞尔霍夫（David·Hasselhoff）、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桑德拉·布拉克（Sandra Bullock）等。
在德国历届总统中，有三位的父亲是德国移民后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和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而母亲是德国移民后裔的总统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领国给战败国（西德部分）输入了民主体制，并很快将其纳入北约（NATO）等西方体系。在两德统一过程中，当撒切尔的英国和密特朗的法国表示疑惑和反对时，是老布什（George Bush）坚决支持科尔（Helmut Kohl）总理的统一计划。因此，即便北大西洋两岸关系被现任总统川普搞得乌烟瘴气，德国人始终感念美国的护佑和慷慨。
但这不等于说德国民众中没有反美情结，相反，它在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中都存在着。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反美旗帜被举得相当高。当时走上街头的那批年轻人，如今已成为德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中流砥柱，包括媒体在内。
本期“日记”中，笔者将集中介绍一下德国媒体是如何报道疫情中的美国的。
德国媒体炮轰川普
德国媒体秉持“批评主义”原则，不仅盯着本国政府，也用放大镜去审视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在这次席卷全球的瘟疫中，美国（以川普为代表）经常成为德国媒体批评的目标。
从以下标题和导读中，诸位或许能感到其中的“火药味”：
《明镜》周刊4月10日文章：《川普是如何将美国推入新冠崩溃中的》
美国总统灾难性的危机处理致使美国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崩溃边缘。 世界正在经历一个超级大国的内爆吗？
《世界报》3月9日文章：《排斥、掩盖、歪曲 —— 川普的新冠乱象》
美国总统淡化危机，承诺向所有人提供疫苗，而他的政府部门却立刻后撤。川普吃惊地望着股市，伯尼·桑德斯则发现了一个竞选话题。
《世界报》3月29日观点文章：《唐纳德·川普的无能正在危及人的生命》
在这场可能是美国最大的危机中，唐纳德·川普如此夸夸其谈地炫耀自己，又如此犹豫不决地处理行事，这种扶不上墙的政客表现，正在危及更多的生命。
《南德意志报》4月20日文章：《别人的瘟疫》
新冠病毒折射出毁灭性的落后思维方式：责备，排斥，仇恨。川普如此陷入旧模式，引发的后果将更甚于疾病的危害。
《南德意志报》3月12日观点文章：《怂先生川普》
停止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旅游往来听起来够猛够绝， 实际上，这是无意中在尝试转移自己的无能而已。
《时代报》3月12日文章：《偏执的总统》
唐纳德·川普不了解新冠全球疫情，相反却将欧洲人当作替罪羊。为了挽救生命，美国总统正该做得相反。
三篇德国媒体的评论文章
以下三篇文章颇有代表性，反映了德国媒体在疫情中对川普总统的看法。为了完整起见，笔者将它们翻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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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反对这位总统？
媒体：德国《时代报》（Die Zeit）/ 日期：4月27日
作者：马丁·柯林斯特（Martin Klingst）/ 专栏
最近，一些川普的反对者喜欢把《美国宪法》第25条补充款拿出来说事儿。按照这条规定，如果总统无力行使职权 - 例如精神紊乱 - ，可以被逐出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
确实，川普的自控能力有时看上去好像真的出了问题，有些员工颇为担心他的精神状态。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强烈推荐向新冠患者发射“强光”，因为据说科学家发现紫外线可以杀死冠状病毒。由于消毒剂和氯漂白剂也可以杀死病毒，总统还建议将其服用或注射。医生，卫生当局和思维正常的人闻后哗然。
关于启用第25条附加款的讨论并非才有，川普上任后几个月就曾出现过。当时，他的不靠谱的执政方式已显端倪。据说，连司法部副部长罗德·J·罗森斯坦也曾考虑过弹劾的可能性。这个传言尽管遭到否认，但仍未停息。川普的前顾问、至今依然与总统保持密切关系的右翼分子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据说也曾表示过，川普最大的风险不是弹劾程序，而是第25条。
好莱坞曾将这一宪法规则作为主题，制作过多部精彩的影视作品。例如，《国务卿女士》（Madame Secretary ）剧中，就曾考虑启用第25条来罢黜虚构的总统康拉德·道尔顿，因为脑瘤隐疾使他变得难以捉摸，还下令发动军事进攻。在著名的美剧《国土安全》（Homeland ）第六季中，副总统和内阁将他们眼中特别无能的伊丽莎白·基恩（Elizabeth Keane）代总统赶出了白宫。
宪法条款并非针对低能
但是，在现实中，第25条并不是用来应对像唐纳德·川普总统这样执政无能、误导和不稳等情况的。这条法律规定，总统只有在身体或精神状况被医学确定绝无行使职能时，譬如失去知觉或在临床意义上出现精神错乱，才有可能被副总统取代，而且这个举措一般情况下也只是临时性的。
即使到这一步，还有很大的障碍需要克服，如，副总统和大多数部长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国会保证总统已无法履职。当然，如果总统本人对此表示不同意，第25条也难以为继。如果您有充分的理由要将唐纳德·川普从总统宝座上拉下马，唯有通过选票方能实现。
美利坚合众国并非通过新冠病毒才成为民主和民主意识大试验场的，但这次大瘟疫的可怕后果却再次强化了这点。问题是，大多数选民会从白宫持续的抓狂中汲取教训吗？他们会在11月3日投票将这位民选产生、但行为常常不民主的总统赶下台吗？国家及其职能机构还能重新获得公民的信任吗？
大瘟疫加剧了信任危机
民主的基础是信任，包括对国家效率、领导能力以及对国家机器是否有效和是否守法的信任。这种本已出现裂痕的信任在新冠危机中遭到进一步的破坏。政府这次的反应太迟了，而且极不充分，从而危及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
卫生系统被节省坏了，不仅装备不良，而且 - 与医保系统一样 - 极不公正。穷人，黑人和拉美裔人得到的医疗保障要比富人差很多。此外，谁失业 - 这次大瘟疫中数百万人遭此厄运 -，谁就会迅速失去医保。对许多人来说，生病是陷入贫穷的巨大风险。多年来，社会劳动局的资金和人员被削减，人力不足自然无法应付这次的紧急救援需求，资金拖欠不到位已令医疗系统岌岌可危。
这当然不是唐纳德·川普一个人的过错。红铅笔的节流政策已持续了几十年，从1980年代的共和党人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执政时宣布国家是个人和自由的敌人那天便开始了。克林顿（Bill Clinton）等民主党总统们也拿国家福利开过刀。
与国家极端对立有传统
美国有反对和批评国家的传统。如同许多政治运动一样，这些人的要求一如既往的激进。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期间，极右反国的“茶党运动”（Tea Party）不仅在共和党内获得了权力，而且完全控制了该党。这个“大老党”（die Grand Old Party）如今亦像茶党一样，也开始大力反税收，反国家和反福利了。
川普当选后虽然无节制地举债数万亿美元，但茶党起初却出乎预料地保持了沉默。右翼在政治上貌似并不反感川普将借来的钱用于以下事情：修建隔离墙和削减税收，后者给企业和富人带来很大的好处。
如今，这些右翼美国人在川普推特的鼓励下再次登高抗议，反对国家。他们手举联盟旗和步枪，肩并肩地要求立即结束停业，让餐馆和酒吧重新开张，反对佩戴口罩义务。他们似乎不在乎自己的行为是否危害他人的健康和生命。
示威者滥用黑人民权运动
特别厚颜无耻的是，他们还把自己与1955年反对种族歧视法规的黑人民权活动家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相提并论。示威者故意忽略了以下事实：这次的社交距离和停业法规与歧视无关，这些限制个人自由的临时措施正是为了保护所有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健康。抗议者似乎并不知道，这次大瘟疫和医疗保障不良的受害者主要是美国黑人，也就是罗莎·帕克斯的后人。
毫无疑问，福利措施也应该受到审视。国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集体福祉的仆人。一个臃冗、官僚、低效的国家对集体福祉并无益处。同样，疫情期间也应该不停地反复诘问限制自由的措施是否还能产生预期的作用，对那些达不到的和不成比例的目标自然应该考虑取消。
运作良好的国家能提供最佳的保护
但是，在美国国会面前挥舞武器的示威者思考的并不是这些，他们针对的是国家本身。对他们而言，国家就是一负担，所以要尽可能地砍掉它。
但在世界范围内，情况正好相反：人们获得最佳保护的，恰恰是在那些国家尚未被大幅砍伐、运作良好和尚能有效完成任务的地方；那里人们的健康、生活和自由始终得到最佳的保护。
大多数美国人也这么看。根据著名民调机构（Pew）在4月中旬进行的一项调查，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担心行动限制可能会过快解除。昆尼皮亚克大学在4月初进行的另一项民调显示，81％的受访者倾向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限制，而不希望每州各行其是。
毫无疑问，唐纳德·川普依然不会引领，而是继续误导。好在对他的支持正在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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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唐纳德·川普在新冠危机中失败
媒体：《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 日期：3月30日
作者：亚历山德拉·冯·纳门（Alexandra von Nahmen）
他现在几乎天天举行疫情新闻发布会，旨在展示信心和决策力。但对于那些正在寻找方向并对事实感兴趣的人来说，他的新闻发布会已变得相当不堪。美国总统在台上经常散布半真半假的信息，或彻头彻尾的谎言，一旦被追问便开始攻击媒体。他发出的信号自相矛盾，他的危机处理可能会葬送许多美国人的性命。
当他自己的情报机构在一月份预警新冠病毒时，唐纳德·川普轻描淡写病毒的危险性；当病毒因缺乏测试而失控蔓延时，他声称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如今，他自称是抗击无形敌人的“战时总统“。但是，在危机中勇敢而坚定地给本国打气的并非川普，而是被称为美国疫情震中的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士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
特朗普传递的矛盾信息
当纽约和美国其他地区的患者数量正在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美国医院已濒临极限时，川普总统却希望尽快恢复经济。当纽约市的医生正因呼吸机短缺而不得不对患者作出生死取舍的抉择时，唐纳德·川普日前却还在忽悠复活节爆满的教堂。
上周六他宣布，白宫正在考虑对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实施禁足限制。几个小时后，他已改了主意。而美国疾控中心（CDC）则建议疫情区的居民避免不必要的旅行。
川普的民调声望上升
纽约州州长库莫报告说，他接到恐慌中的纽约市民打来的电话，他们正考虑赶紧离开纽约。此时，人们想大声疾呼：“美国，你把谁选进了白宫！”
然而，川普的民调声望却在上升。危机时刻，动摇和恐惧中的国家往往会聚集在总统周围。他承诺，美国就是美国，必将比以往更强大地走出这场危机。没有这个伟大的国家办不到的事情。在这悲情而又需要信心的时刻，川普本来可以担负美国赋予总统的角色。不幸的是，这样的时刻常常只持续几分钟，川普便开始反复大肆吹捧自己，赞扬自己新闻发布的高收视率，抱怨媒体和州长们未给予他足够的尊重等等。
总统的支票？
对他的追随者来说，这无关紧要。他们相信“他们的”总统。至少许多美国人很快会从政府那里收到1200美元的支票，以作为应对危机的直接援助，而这场危机现在的确也使美国经济陷入了困境。有传言说，川普非常想在支票上看到自己的签名。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选举礼物了。
这笔钱是国会上周跨党派通过的、美国历史上最广泛的救助计划的一部分。从这数十亿美元的补贴和贷款中受益的不仅包括普通雇员，还有小型企业、医院以及遭到疫情重创的行业，如航空业等。
川普的挑战者正在争取受到关注
为了通过这项旨在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法案，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做出了让步。对眼下这位一直通过经济增长和股市记录来定义自己政绩的美国总统来说，这可谓是当务之急。川普打的算盘是：如果秋季选举前经济能再次增长，失业率重新下降，那么，他的选民将会继续忠于他。
在当前的形势下，他的潜在挑战者、民主党的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很难引起公众的关注。与现任总统相比，他在危机中虽然表现出更多的同理心和专业知识，但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这对他未必会有太大的帮助。
因为在这样的时刻，每个人会望着坐在白宫里的那个人。如果川普能引领美国战胜疫情，那么11月连任的概率将会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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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自己国家出卖的医护人员
报刊：德国《时代报》（Die Zeit）
日期：4月15日
作者：马努埃尔·史塔克（Manuel Stark）
现在，美国已攀到了可悲数字的顶端：新冠已致死25000多人，居世界之首。正常情况下，纽约市的日死亡人数为150人，这次疫情期间，这个数字成数倍增长。为了能及时埋葬尸体，人们不得不在哈特岛上挖万人坑。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却宣布打算削减给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资金。
美国心脏病专家和遗传学家埃里克·杰弗里·托波尔（Eric Jeffrey Topol）对此很生气。他写道，美国政府在应对新冠危机方面一而再三地犯错，眼下的情况是国家对医护人员的“背叛”。大夫、护士和护工的防护物资很差，或干脆断货，致使他们中许多染疾和死亡。4月7日，白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至今尚未收集护理人员中的确切感染人数，但会进行追补。托波尔认为，造成灾难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检测开始得太晚，致使局势失控。
托波尔不只是一位普通的大声疾呼者，他还是多个学科的教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作为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他致力于医学领域的数字新技术研究。 以下是“时代在线”（ZEIT ONLINE）记录的托波尔3月30日在他创建的互联网平台“Medscape”上发布的报告节选及其对当前疫情发展的背景补充。
与很快用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的新冠检测剂进行检测的韩国不同，美国决定开发自己的测试剂，但结果不理想。由于没有有效的测试剂，美国比韩国多花了近50天才增加了测试量。这期间，无数患有肺炎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被送去急诊。由于无法诊断新冠病毒，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了病毒，包括在医护人员中间。
比较2月份美国和韩国的检测数，便能确认托波尔的描述。韩国的检测始于2月4日，不久后每天的检测人数便达到3,000人，这个数字美国直到三月的第二周才达到。此外，韩国还执行了世卫组织的其他建议，如追踪感染链，并立即隔离所有患者。保持社交距离后来在德国也得以实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的数据表明，仅此一项措施就大大减缓了病毒的传播。
美国却什么都没做。相反，当局不断作出错误的决策。这些决定不仅危害了公共卫生，而且还包括那些负责照顾他人的医护人员。
尽管美国的新冠始发地在西雅图，但美国防疫的不足，包括防护设备、重症监护病床和呼吸器的严重短缺，在三月初暴发的纽约疫情中才暴露无遗。
要求改善装备的呼声被压下
3月1日，世卫组织记录美国出现62个新冠病例，当时尚无人死亡。一周后，11人死亡，感染人数增至201。从此时开始，数字迅速飙升。许多美国人开始购买和囤积口罩、肥皂和消毒剂。包括卫生部长在内的多位政府成员呼吁民众团结互助，告诫大家医护人员更需要防护物资，而口罩对普通人并无太大用处。正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美国媒体猜测的那样，政府人员发出的这个信息不仅没有使百姓放心，而且还让他们更感不安。国内商店简直就跟遭到洗劫一样，只要被认为是能抵抗病毒的东西都属于抢购对象，甚至包括武器。
恐惧似乎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与德国不同，美国没有广泛的健康保险，超过五千万的美国人没有医保，每次治疗都要花钱。在过去的三周中，仅新冠疫情就造成近1600万人失业。
卫生系统中的许多工作人员要么根本没有口罩，要么一只口罩得用上几班、甚至几天。我这里说的是普通的75美分口罩，而不是更适合抵御飞沫感染的N95型号。
不仅医生，护士和护工之间不得不分配紧缺物资，而且，在一些重症监护室中，几名患者也必须共用同一台呼吸机。用具体的数字来说：我们需要几十万到一百万台呼吸机，而全国实际上只有不到16万台。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字，在3月31日这一天，美国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已达2398，感染人数140640。在犹豫了很久之后，美国政府启动《国防生产法》。该法最初是为朝鲜战争期间支持美国军事能力而设的。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袭后，该法扩大到卫生领域。唐纳德·川普依照该法强迫通用汽车等公司生产呼吸机，苹果公司则开始生产塑料防护口罩。至于这些物资具体何时变得供不应求的，目前尚不清楚。疫情开始阶段，许多诊所试图掩盖员工的疑虑和不满，漠视、甚至压制要求改善装备的警告和呼声：
经常禁止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谈论他们的担忧。若谈到目前的情况，上司会让他们收声或开除那些坚持发声的人。
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的统计，德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均年龄为82岁。在美国，80岁以上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看了这些数据，人们会轻易认为年轻人没事，只有老年人会受到影响。确实，致命的结果在35岁以下的人群中相对罕见。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一份报告，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只有三名死者低于18岁，而且都有其他疾病。尽管如此，新冠病毒是难以捉摸的，它对每个人的影响也都不同，年轻人也并非绝对保险，特别是那些从事医疗保健工作的人。
“一只口罩要用好几轮班”
至于为何会这样，存在着多个理论。其中一种认为，这种病毒对免疫系统的影响类似毒药，剂量越大，重症风险越高。
在武汉，最早对冠状病毒发出警报的眼科医生李文亮2月7日去世时才33岁。他还不是中国疫情期间去世的最年轻的医疗专业人员，与病毒抗争35天后去世的夏思思医生才29岁。川普总统对此全然不顾，3月11日，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年轻和健康的人感染后有望迅速并完全康复。
据说新冠病毒不会杀死年轻人，但是美国确有年轻的护士、护工和医生失去了生命。
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说，俄亥俄州和明尼苏达州约五分之一的新冠患者均为医疗专业人员。与其他医护人员在纽约诊所门前抗议的蒙特菲奥雷医疗中心（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大夫劳拉·乌西克（Laura Ucik）说：“每天上班时，我都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待宰的羔羊。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写下了遗嘱。”抗议者中有位护士展示他们是如何存放为数不多的口罩的：那是一个棕色牛皮纸袋，看上去有点像装面包的袋子。 “倒五、七次班，我们用的都是同一个口罩。”
这些医生和医学专家死于病毒绝不仅仅是一场悲剧，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死得太冤。他们的死亡是检测延迟太久和防护物资太缺的结果。
如今，为了应对医护人员紧缺的局面，一些美国大学不得不让医学专科生提前毕业。然而，无论是人数还是经验，这些年轻的医务工作者恐怕难以填补新冠病毒给医生、护士和治疗团队留下的空白。并且，他们是否愿意去填空还是个问号，因为这些天在美国抗疫“前线”作战可能意味着丢掉性命。
目前的援助来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提供了150万只N95防护口罩以及手套等其他医疗物资。川普总统宣布已签署更多的援助合同。尽管现在已动用军队的病床和医生，但仍然缺乏防护服、呼吸器、病床和人力这些抗疫中最重要的资源。埃里克·杰弗里·托波尔坚持认为美国政府造成了这种绝望的局面。他说，政府将带着这份罪责被载入史册。
与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以及破坏程度相比，9/11恐袭和许多其他灾难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或许，最让我们医疗界无法忘怀的是，我们在最需要自己国家的时候却被它骗了。
（译文完）
根据以上三篇文章的内容，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德国媒体对美国疫情防控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原因是相当清楚的，对川普本人的做法（自我表现炫耀，指责和甩锅他人，“胡言乱语”，决策错误，朝令夕改等）心知肚明。
第二，德美两国在抗疫中做法的不同原因复杂，这里有领导人的执政风格因素，也有国家大小的原因，当然也有体制方面的根源。德国和美国都属于“联邦制”，但前者为内阁责任制，后者为总统制。客观而言，德国政体在防止和截流错误的机能要比美国的强一些，美国总统的权力虽然受到议会的牵制，但依然很大，因此，遇到川普这样的总统，就会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
第三，德国媒体的自我反省能力并不强，这与这个“第四权”本身的职能有关。长期习惯把手指向别人，容易忽略自身视角的偏狭。还有一个问题，西方媒体的声音虽然纷杂多样，但这“百花齐放”的表象之下，主流意识的影响力相当大。从商业角度看，各媒体之间是竞争关系；从意识形态上看，它们之间又彼此影响。根据笔者的观察，观点“抄袭”，分析平庸者居多，而真正有见识并善于自我反省（包括对体制）的并不多。
再回到眼下德美两国的疫情。
根据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提供的最新消息，新冠病毒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美国在越战中的阵亡人数。德国的情况基本保持稳定，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解禁问题。
据报道，默克尔的稳健风格在美国受到追捧。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美国人对自己总统摇摆不定的危机处理方式并不满意。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