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创作看鲁迅对萧红的影响：勇于创新 心怀责任
命运多舛的萧红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她的出色的才情和思想却是众所周知的，而这与一直被她奉为“导师”的鲁迅是息息相关的。鲁迅的小说具有打破传统小说规范的创新意识。萧红的小说创作观师承鲁迅，她认为“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并且在小说创作上一直秉承“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在创作上应该走自己的路”。
初识萧红，脑海里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她的作品，而是她悲惨多舛的身世，在这个女作家短暂的一生中，似乎充满着太多的传奇似的故事。由她的身世再读她的作品，在她的《牛车上》《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众多作品中，你读到的不只是一个儿童以稚嫩的眼光观察到的世界，不只是一个作家对于东北农村地区人们生活的描写，更多的是一颗滚烫的让人蓦然生敬的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心”。
在萧红幼时艰难的求学过程中，她读得最多的便是鲁迅的作品，1934年逃出家庭牢笼并备受挫折的萧红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从此便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鲁迅是她最为敬重的人，也是她最想学习的人。
两人在文学创作上割不断的血缘关系，首先便体现在小说创作观念上，即“冲破一切”的创新意识。20年代，沈雁冰对鲁迅小说有一个重要的评价：“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势而这些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大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二十年代，鲁迅被称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而鲁迅在评价萧红的《生死场》时也着重指出萧红小说有着为其“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的“越轨的笔致”。鲁迅创造小说新形势以及其中的创新意识给后起的萧红以极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人都采用“儿童”视角来创作。
童年视角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使作者做出的情感评价与作品的总体倾向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暌离，作者与叙述者有意识的间离导致了艺术反讽的出现。鲁迅在《孔乙己》中所设定的叙述者“我”是个十多岁的少年，凭着“我”的认识水平，显然是不会洞穿孔乙己悲剧的内在意蕴，而其由此所做的奚落嘲笑式的情感评价自然也很难切入要害，但是，只是“我”真实地道出“我”之所见，对于认识水平显然高于“我”的读者而言，并不难领会到其中的深刻内涵，这就是反讽的力量所在。
用儿童的稚嫩的眼光所描述的“有趣”的现象与事件真实的悲剧内蕴形成对比，那么作家的意图就会在反讽中得到更为深刻的体现。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传》就很好地继承了这一写作形式，儿童感受世界的混沌性、单纯性往往更能接近事物的真相，因为孩子有最纯洁最好奇的目光，他们是那么天真无邪，一尘不染，又是那么的认真执着，所以能直接她无任何阻隔地通向隐秘和幽深的世界，看到常人所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的秘密与真相，也能看到被成人忽略或遮蔽的无数生活细节。
《呼兰河传》整体就是以“我”为主人公来描写的，在团圆媳妇的婆婆四处宣扬说“这团圆媳妇一定是妖怪”，辫子“睡了一夜觉就掉下来了”时，“我”说：“不是的，是用剪刀剪的”，“她不是妖怪，我偷着问她，她头发是怎么掉了的，她还跟我笑呃！她说她不知道”；在有人传说冯歪嘴子要上吊时，“我”叙述了所见所闻：“大家快去看看吧，其中必是趣味无穷，大家快去看看吧”、“再说开开眼也是好的，反正不是去看跑马戏的，又要花钱，又要买票”。
儿童以其自己毫无功利性的纯净的真实的眼光叙述的这一切，看起来不掺杂任何感情色彩，但是在这一幂幂情景中反映出的是人们空虚，麻木，愚昧的“看客”心理，这种反讽的力量是强大而触目惊心的，作家“含泪的笑”深藏其中。这种儿童视角既增加了文章的心理情感容量，又为读者提供了思考的线索。增加了文章内部的张力。
因此，鲁迅的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形式上，而萧红的小说也因此受到影响，儿童视角的运用，散文化的结构特征的运用，无一不显示出鲁迅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和萧红对于鲁迅创作传统的自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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