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回眸”诗会：中国新诗一直停留在其青春期吗？

“‘青春回眸’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让人非常百感交集的题目。当你深入中年后，回过头来发现，你和当代诗歌有关系。在冥冥之中，自己已经走了一条和诗歌纠缠不清的人生之路，它是非常复杂的。”诗人张清华在“百年新诗的青春回眸”诗会现场这样感慨道。

2020年9月13日，“百年新诗的青春回眸”对话在北京外研书店东升科技园店举办并全程直播，《诗刊》主编李少君对话《诗刊》第十一届“青春回眸”参会诗人——长江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清华大学教授、评论家西渡，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北乔，一同回望中国新诗的百年发展历程，探讨新诗中的青春写作现象，以及如何在步入中年之后持续写作的难题。

活动现场诗歌首先是属于年轻的生命创造在经历了向外学习消化西方现代诗歌、向内寻找吸收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精华之后，百年新诗又经历了向下夯实基础的草根化阶段，恰好来到了“青春回眸”的时刻。中国的新诗被认为是一种青春写作，很多著名的诗人现在留下来，被大众所知的作品还是他们青春时期的一些作品，有一个说法叫成名作即代表作。

在张清华看来，中国的新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从最初诞生一直到1980年代，基本上是由青春书写来完成的。根据他的粗略统计，中国新诗最早的一批优秀诗人，基本都是在30岁之前成名，而且把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贡献了出来。即使后来保持着写作，但是都没有处女作影响范围大。在1980年代以后，中国也不乏例子。比如诗人海子只活了25岁，但张清华认为，他在25岁前就完成了一个伟大灵魂能够创造的一切。

张清华表示，从主观方面来看，诗歌就是属于青春，属于年轻时代的一种创造物。青春写作是有趣的，不管在什么时代，诗歌首先是属于年轻人的生命创造，他们有超越经验的东西。尽管诗人们到了一定的年纪，觉得自己的经验可能更复杂和丰富，但却可能失去了青年时代的那种蓬勃和来源于生命内部不可思议的力量。

“我想这可能跟人们的评价方式有关系，再一个就是跟诗人所产生的大时代风云激荡有关系。”从近代到现代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诗人看做和大时代的风云激荡有内在关系，所以往往会把诗歌看成是时代精神或者文化讯息的一种变化、征兆乃至象征。

跟在座的诗人不太一样，如果青春是28岁之前的话，北乔在28岁之前跟写作都没有一点关系。在那之前，作为军人的北乔都是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28岁才开始搞文学创作。因此，在北乔眼中，“青春回眸”这个题目，既是关于写作的一个小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宏大的问题。

“我觉得青春写作可能涉及到诗人写作的动力，涉及我们对诗歌的标准是什么，以及诗歌存在的理由。诗歌作为文学的一种样式，有它独特的地方。我个人认为青春写作更多的是一种向上的，对世界的挑战。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世俗生活，世界的规则和文学的规则。”

在北乔看来，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剑走偏锋，甚至带着偏执，会就某一点去和世界对抗。而进入中年之后，随着对社会的了解更多，经过了生活的洗礼，以及经验的积累增加，那种与社会的对抗，自我的动力可能就会减少。不再轻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轻易地否定世界既定的一些秩序与规则。“所以我觉得青春时期更多的是一种表达的东西。进入中年后的写作，则可能要向下，向自己的内心，向世界的内部，向我们所有生活和规则的内部，去寻找一些存在的理由及突破的方向。”

中年以后再抒情变得十分危险？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批诗人提出“中年写作”的概念，在中年后继续维持创作的活力，正是出于对青春写作的警醒。这一概念的提出非常及时，产生了一种鞭策。在中年以后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创作，写作如何继续下去，是比当年更加迫切的问题。

西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对自己提出“变法”的概念，“诗歌写到中年需要变法，按原来的办法写下去不再新鲜，也缺乏活力。”

1990年代末，翻开一本民刊，可以发现诗人所受的影响不是里尔克就是艾略特，诗学争论背后往往站着弗罗斯特和艾略特，一些诗人被年轻人竞相模仿，彼此之间存在越来越相似。“我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写下去，否则我诗歌的生命无法继续。”西渡说道。

“人到了一定年纪，不可以再轻率抒情，中年以后抒情变得十分危险。”中年以后，张清华更多变为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而不是主观表达者。

在张清华看来，中年写作需要尽力地敞开主体的复杂性，敞开主体世界的复杂性，也就等于敞开了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对世界的思考由确定性转为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敞开当中，生命的秘密、经验的复杂性也能够得以呈现。

为什么中国新诗一直停留在其青春期？李少君认为其中原因极其复杂，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和诗人自身的。

“首先，这与中国现代性的曲折有关。百年中国多灾多难，时运多蹇，频繁的战乱、洪水、地震、社会的急剧变迁，诗歌的艰难积累建设不断被破坏中断，过了一段时间又得重来；二是诗人们自己的原因，诗人总是有追赶的焦虑感，但时代在不断转变之中，为适应时代，诗人急起直追，但也无法跟上步伐，诗人无法安心下来专心诗意的雕琢，荒废了手艺；三是中国现代性尚在进行之中，指望仅仅百年的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独自创立巅峰，可谓痴心妄想。想想古典诗歌吧，从屈原到李白、杜甫，可是有着千年深厚沉淀千年变革创新的。”

百年新诗仍在行进之途中。但希望亦在这里，正因为尚未完成，就有自由，有空间，有潜力，就人人皆有可能成为当代李白、杜甫。

不能用超过百年的尺度来评价新诗发展

站在当下，回望新诗的百年历程，诗人西渡认为它并不是一种直线发展的道路模式，而是有时候会进两三步，有时候会退两三步。

在他眼中，尽管新诗发展了100年，但现在可能依然没有达到一个圆熟的阶段。不过，前人为新诗以后的发展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西渡也直言，他相信以后的诗人在现在新诗百年发展的基础上，会有一个更大的突破。“有可能是两百年之后，或是三百年之后，新诗会出现它的大诗人，会出现从各方面都非常成熟的诗篇和诗人，我是有这样一种期待的”。

诗刊主编李少君则认为，对于现代性的焦虑，使得中国的诗歌和文学一直保持着一种所谓的对创新的追求，对现代化的追赶，和对文学进行变革的冲突。这一方面使得中国文学充满活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文学和诗歌的变革可能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历史。

但同时，李少君也表示，正是因为这种建设性的积累不够，也导致了前段时间西渡讨论为什么没有公认的大诗人引发了诗界争议。“这两个问题可能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因为大诗人一定是一个在不同时期都有代表作，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并被广泛接受的集大成的人物。”

比如被公认的中国古典诗歌大师杜甫，在不同阶段都有其代表性的诗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年轻时候的豪情壮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中年时期的悲愤。到了晚年，既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充满历史感的诗歌。也有“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种在历史时空中的自我意识。在李少君看来，新诗百年历程中，能够写出各种风格诗歌，并在各种时期代表作不断涌现的诗人还是少之又少。

一个大师的出现，会改变文学史的秩序。李少君认为，在百年新诗的尺度来说，艾青在某种意义上，起码产生过这样的影响。而正如张清华所言，评价大诗人的尺度，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每个诗人的出现，都好像有一种命定的处境。新诗诞生百年，但绝对不能用超过百年的尺度来评价。

据介绍，“青春回眸”诗会创立于2010年，是《诗刊》“青春诗会”的升级，也是《诗刊》打造的又一个诗歌黄金品牌。“青春回眸”诗会的入选标准是：年过五十仍持续地保持着活力和创造力的诗人。《诗刊》2020年第9期推出第十一届“青春回眸”诗会特刊，会上进行了新刊的首发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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